过去，合肥妇女“坐月子”，最大的一项物质保障是老母鸡。月子里共吃了多少只老母鸡，是衡量婆家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志；女儿“坐月子”期间，娘家送了多少只老母鸡，不仅检验娘家的财富水准，也是女儿在娘家心目中位置的体现。

孩子一生下来，母亲便成日里鸡汤不离口，俨然成了过去合肥妇女“坐月子”的规矩。然而，这样的规矩如今却遭遇挑战。如今流行的做法是，生孩子最初15日内，母亲一口鸡汤沾不得；甚至就连过去产妇喝红糖水祛除体内淤毒的说法，如今也被很大程度废弃-----有医生要求产妇别喝红糖水。

生活富裕了，产妇肚子里不缺油水，所以不许喝鸡汤？这样的原因或许存在。可月子里，产妇不能洗澡，不能刷牙，不能吃生冷食品，即使是炎夏也要头戴帽子、穿厚衣服，将自己捂严实，防止受风寒得“月子病”等传统禁忌，以及孩子才出生时，必须用包被紧紧束缚手脚、睡摇篮等传统做法，统统都被废弃，是何道理？

传统中国摇篮，四脚沾地，婴儿哭闹时，母亲脚踩摇篮的一只脚，摇晃着加速婴儿入睡，这是几千年来中国母亲育儿的最经典场景。也正如此，“摇篮”成了汉语中最温馨的词汇。然而如今的年轻母亲，却认为如此摇晃，会损伤婴儿的脑子。难道轻微的摇晃，会夸张到能构成脑震荡？如果真有这样大的危害，几千年来的中国孩子，岂不是都被伤害了大脑而智商发育不良？

笔者以为，如今80后、90后年轻产妇，之所以在“坐月子”方面，与婆婆、母亲们代沟明显，格格不入，与自身高学历、多书本知识有关，与今日医生的引导也有很大关系。而今日中国医院之所以全面抛弃中国传统的“坐月子”经验，与多年来中医药文化之被妖魔化更脱不了干系。

如今做婆婆、母亲的五十岁左右中国妇女，因为计划生育，当年多只生一个孩子。因为自己“坐月子”时多是婆婆或母亲照料，缺乏育儿经验，对中国传统“坐月子”的经验把握不深不透，难以就其说出个道道，说服不了自己的儿媳、女儿，也便不足为奇。

中国传统育儿之道，是不是都已在“与国际接轨”的大潮与洪流中，沦为一文不值？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井冈山时期的中国革命。王明博古李德等人奉共产国际的指示如神明，却浑不顾及中国的具体实际。我们今天在育儿方面，全盘接受西洋人生孩子的那一套，即便西洋人真的没有“月子病”之说，至少，我们有没有考虑到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的差异？

曾在九寨沟附近，海拔超3000米的川主寺古镇藏人家里，听藏人推销藏银器。他说：“你们汉人妇女生孩子有‘坐月子’的说法，我们藏族妇女可没有这样的好福气，藏族妇女生孩子，一周过后就要下地劳作，靠什么？正是靠腰间能祛毒的银腰带。”这位藏族推销员的话或许有夸大银腰带功用的嫌疑，但藏族人常年生活于雪域高原，藏族产妇有着汉人产妇不一样的体质，却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与同属一个国家的藏民族尚且有如此差异，又怎能将外国妇女生孩子的那一套照单全收？

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提倡“中西医结合”。革命与医学，虽然战术上“隔行如隔山”，但战略上却不失“隔行不隔理”，二者遵循的都是同样的哲学思想。近年来，因为屠呦呦的青蒿素和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中医药作用的出色发挥，人们对传统中医药又有了“再认识”，似有“把颠倒的再颠倒过来”的架势。

有必要对中国汉民族妇女“坐月子”的传统做法，进行一场再评估再认识。如果有人对中国汉民族妇女“坐月子”的传统做法进行系统梳理，将其中的陋习与经验逐一甄别列出，佐以数理生化指标详加论证（比如，产妇食物中摄入盐分较多，会不会减少母乳分泌；相反，通草炖白母鸡有没有催乳效果等），用扬弃的办法，剔除其糟粕，吸收其营养，甚至对其合理部分予以申遗，编纂出《当代中国汉民族月子指南》，使人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而不是继续任其在母女、婆媳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那无疑当属功德一件。这也当是最近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之义。

作者：陶余来  合肥市包河区总工会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