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古交权的具体地点是党史上的的一桩悬案，众说纷纭，因为涉及地方旅游资源，云贵川三省为此事争得不可开交，目前有云南花房子交权、四川石厢子交权、贵州迎丰村交权之说，各地都出示很多历史依据。你否定我，我否定你，谁也不服谁。 为了搞清楚此历史迷案的真相，中央党史办，云贵川各地党史志办的同志花了大量精力、物力、财力进行过调研，但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形成公认的、科学合理的结论。
二、搞清楚博古交权的地点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还原历史真相，解决几十年来党史研究悬而未决的重大难题；二是促进云贵川三省共同发展，实现红色资源三省共享，结合鸡鸣三省大峡谷、鸡鸣三省大桥、奢香故里、乌蒙花海、少数民族乡镇等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产业，三省齐心协力、共谋发展，形成连片效益、规模效益、品牌效益、特色效益，比各自为阵、单打独斗、互相拆台好得多。这就是我们研究博古交权的意义所在。
已经公认的历史事实是1935年2月5日这天张闻天第一次以中央领导人的名义给留在江西苏区的项英发了一封电文，但没有署名具体时间，说明博古交权的时间不是在6日而是在5日。对此，三个省都没有争议。但交权的具体地点、具体时间有争议。据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显示，项英收到中央电文后的当天立即开会传达，开完会后随即举行文艺会，文艺会时间是晚上，这说明，项英是5日白天下午收到的电文，据此可以推断博古交权时间段应为1935年2月5日下午14点至17点之间。杨尚昆在缅怀张闻天同志的文章中提到:红军转战途中，于1935年2月5日到达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毛泽东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的总责。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里说，遵义会议之后，很多事情有了头绪，1935年2月5日，红军抵达川滇黔三省交界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小镇时，博古的中央委员会常务书记便悄悄地被洛甫代替了。这说明，一是中央领导于1935年2月5日才到达“鸡鸣三省”而不是更早。二是说博古交权时只有少数人知道。
【张闻天】
据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回忆：所谓交权，就是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即用扁担挑着的箱子）交出来。根据刘英的回忆，结合其他因素，博古交权时没有那么隆重、复杂，只是将挑资料的担子交出去而已。又据陈云同志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题纲》中说：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党的领导。这充分说明，博古交权是在行军途中而不是在停下来住宿的时间发生的事情。战争年代在行军途中开个会的事经常发生，交权不一定非得要停下来歇一晚上，况且遵义会议已经解决了大的原则问题，遵义会议的决定说得很清楚：今后由常委解决领导分工问题。遵义会议后，中央常委有五个人，所以参与博古交权的人很少，所进行的仪式用不着那么复杂，完全可以在行军途中休息时解决，只要博古思想通了，一切都好办。思想不通即使专门召开会议也起不了作用，因为博古的临时书记是共产国际任命，如果博古不同意交权，完全可以以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为借口拒绝。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说：“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云南、贵州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得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博古交权的地方必须要符合以下几点：一、必须在四川、云南、贵州真正交界地方附近且不能太远，不超过5 公里范围；二、必须是个庄子，不能是场镇或零星几户人家；三、必须符合鸡一叫三个省都听得到的事实；四、周围老百姓都知道这个地方叫“鸡鸣三省”。其实周恩来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根据周恩来的回忆及他记忆特别好的特点，他说的“鸡鸣三省”肯定不是广义的地名而是具体的地名。
【周恩来】
有人认为“鸡鸣三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但请注意一个问题，所谓广义之说就是拿不准，搞不清楚，无法确定具体地点，只能是大概、模糊、可能等不确定性，但周恩来搞过特科工作，记忆特别好，有过目不忘的特点，他怎么会记忆模糊呢？所以广义之说不能成立，是不严谨的。研究如此重大问题，不能用广义之说，在哪里就是在哪里，要谈广义，范围就太宽泛了。石厢子、花房子等地交权之说均采用了广义的“鸡鸣三省”概念，有些牵强附会，那些地方都距离真正三省交界的四川岔河几十公里，怎么会叫“鸡鸣三省”？怎会听得见三省鸡叫？也从来没人听说过那些地方叫“鸡鸣三省”。其实交权与会议是二码事，红军的确在那些地方召开过会议，但博古交权之地不一定就在那些地方，决定交权可能要通过会议研究决定，但实际交权又是另一回事。博古交权当时应该只有少数级别很高的中央领导才知晓。历史资料显示，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张闻天、伍修权等的回忆录都只说是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上交权，都没有说是在石厢子、云南花房子等地交权，而他们在石厢子、花房子住宿过，开过会，过过年，印象应该很深。大家回忆起过年、住宿、开会都知道石厢子、花房子这些地方，可一谈到博古交权的地方却都全部提到是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而闭口不提其它地方，这不是咄咄怪事吗？这说明“鸡鸣三省”就是一个具体的地点，博古交权的地方不可能距离三省交界处四川岔河几十公里外的地方。1、笔者基本确定博古交权之地在四川水潦乡岔河、新庄一带据四川水潦街村的张芳成老人及水潦乡白腊村艾宗尧老人等回忆说，到过水潦的红军有几百人，现在可以确定到过水潦的红军有四百人左右。这很符合中央红军机关的人数特点。即不能太多，太多容易暴露目标；但也不能太少，太少遇到紧急情况不好应对。据中央军委1935年2月3日11时电明确提出：向水潦、水田方向进发。根据当地地理特点，红军从石厢子出发到水田可以走三条路，一路可从十里沟到木瓦房、雄英、金竹林、坛厂、双山到水田；一路可经吴加桥、沙坝、田坝头、陈家寨到水田；另一路经白沙岩、白腊、喜洋、水潦到水田。红军领导机关是走哪一路呢？根据四川省社科院2018年对四川坛厂、双山一带 的百姓采访可知，红军主力是走坛厂方向到水田，但很难说中央领导机关就一定跟随大部队， 那中央领导机关是走哪一条路呢？红军中央领导机关驻石厢子时，红军的主力在哪里？在打叙永城，掩护红军中央领导机关。根据军事常识，如果领导机关一直在大部队身边，反而容易暴露目标。而是适当保持一定距离，比如在十几公里左右。红军大部队从坛厂过，不能否定红军领导机关从水潦过。恰恰相反，红军领导机关从水潦过的可能性更大，那是战争年代。我们看红军从古蔺到叙永的行动部署，主力红军直接从古蔺往叙永城进发，而红军中央领导机关走的则是沿着赤水河边的马嘶、白沙、摩尼、普兴、石坝进行。按照这个规律，红军从石坝到水田，大概率是大部队沿着直路、大道、捷径走，先到水田了解敌情并牵制敌人，掩护中央领导机关从另一偏僻、隐蔽道路行走。按照军事常识，一般要先由一部分主力先到达，领导机关后到达。如果先由领导机关到达具有很大的危险，领导机关迟一步到达才安全。根据此规律，红军已经在石厢子驻了一天二夜，早已摸清楚水田、坛厂、水潦一带的敌情。根据公认的资料，水田的敌人最强大，郑家自古就是大地主，郑尚洋当时是贵州国民党军旅长，郑耀东是营长，水田有数百守军，陇家的武装也有部分在那里，还有碉堡等，所以红军主力只有从最近的路先去牵制他们。而水潦方向都是些土豪，就是最有势力的余家也仅仅只有几十个人几十条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且水潦处于云贵川三省交界，万一局势不利可以向三省中任意一省转移。走水潦虽然是弓背型，但可以让走坛厂的红军主力先到达水田，走水潦的领导机关后到达。所以红军领导机关走水潦方向才最安全。根据贵州那边出具的历史资料显示，邓颖超、康克清到过贵州的迎丰村，从侧面印证了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可能到过水潦。我们也可用军事常识来进行反向分析，所有的研究人员、所有的被访群众都认为红军大部队从坛厂过，中央领导机关也一定从坛厂过而没有从水潦过。恰恰说明中央领导机关极有可能从水潦过。兵不厌诈，毛泽东主席熟悉兵法，常常用奇兵出其不意，怎会从坛厂过？坛厂那方闹出的动静特别大，妇孺皆知，从那儿过不符合主席用兵特点，所以中央领导机关从坛厂过的可能性很小。有些研究认为红军速度为每小时2里，不合乎常理，应是在天气不好或特殊情况下才有的速度。搞清楚红军行军速度，对于研究博古是否在水潦交权有重要作用。看看在水潦交权是否有充足时间，如果没有充足时间是不能成立的。根据红军无线电通讯创始人伍云甫部分日记：1 月31 日，由石夹口经鱼岔至铁厂，6 时出发，17时到，约70里，行军速度为：70里除以11小时，为每小时6.4里。2月23日，晴，9时出发，17时到后滩坝，行程40里。行军速度为：40里除以8小时，为每小时5里。2月24日，晴，8时30分出发，行程80里，17时到，行军速度为：80里除以8.5小时，为每小时9.4里，三次的平均速度为：（6.4里+5里+9.4里）除以3，约等于每小时7里。1935年2月5日这天是晴天（林伟长征日记：2月5日，晴），行军速度完全可以是每小时7里计算，从石厢子到水潦25里路，考虑到解放前是小路就以30里路计算，红军领导机关2月5日10点从石厢子出发，到水潦所花时间为30里除以7等于4.28小时，红军领导机关到达水潦时间为2点半左右。2点半到水潦，完全可以发生很多事情。看来博古在水潦交权的时间是完全具备了。 石厢子距离花房子65里，正月初二那天是晴天，按照正常行军速度每小时7里，所需时间为9小时半，而公认的事实是红军领导机关是晚上11点半才到花房子，用了13个半小时，还有4个小时的时间做啥去了？路上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所有文献资料都没有对1935年2月5日这天红军在路上发生的事有详细记载。根据三省交界之处水潦乡岔河边姓赵船工的回忆：只有几十个红军过贵州去了，在水潦的大部分红军没有渡河。贵川毕节县、云南镇雄的文献资料也显示在四川水潦的红军大部队没有过河。那剩下的几百个红军哪里去了呢？以前的研究认为他们从四川岔河大堰过云南去了，这是不了解水潦当地的历史，不符合事实。相关资料显示岔河大堰是六十年代才修建的 ，红军不可能从那儿过云南。三省交界之处的岔河那个地方何其险峻，从军事角度讲，属于绝地，是必须要避免的。其实四川水潦街到岔河河边这一带的背后就是云南境地，水潦距离水田只有几公里，近得很，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在水潦的几百个红军到哪里去不是很清楚了吗。关于博古交权的具体地点在哪里？笔者高度怀疑是在四川水潦乡大洞小学原旧址。从水潦街到岔河河边之间有一间大洞小学，解放前是一座四合院的庄子，余三瞎子的旧居，也是辛亥革命志士余建光故居，据以前水潦乡的很多老人讲过余三瞎子与共产党有交往。完全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当红军行进到余三瞎子的庄子附近时，前面负责侦察的人回来讲述岔河地势太险恶，从那里过河很危险，渡口要下走几公里，只有一条渡船，不要说遇上大股敌人即使遇到小股敌人都会遭受重大损失，所以红军领导机关便临时改变行军路线，不往岔河边走了。由于庄子更靠近三省交界，用肉眼就可以清楚看见三省交界的情形，再加上红军作战地图上标明“鸡鸣三省”字样，大家印象中自然就是“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了，哪里会是几十公里外的其他地方？极有可能就在余三瞎子家庄子上临时召开一个简短会议，让博古交权，同时研究项英提出的问题，研究结束后随即给项英发报，这与项英当天收到电报后随即开会传达，并在会议结束后举行文艺晚会，在时间上是高度吻合的。余三瞎子叫余祥炘，是余建光弟弟，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后因双目失明回老家四川水潦乡，一直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这样，长征途中红军领导人在他家秘密开会就完全说得通了。既安全又保密，庄子又宽大，真是太理想不过了。所以几位参与博古交权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回忆是个庄子。综合以下因素：a、白腊村艾宗尧的回忆，红军有一路从四川水潦乡大洞到云南水田；b、大洞小学旧址是余三瞎子的住宅，余三瞎子与共产党有交往；c、那栋旧宅有二层楼，面积很大，具备交权与开会的条件；d、那个位置看得清楚三省交界的地形情况，到那里就没必要在往河边走了；e、那个位置视野开阔，相对较高，很有利于收发电文；f、那里最接近三省交界处的四川岔河，肉眼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博古在水潦乡大洞小学原旧址交权的可能性极高。那些地方人烟不多，村与村之间又没有明显界限，认为大洞属于地图上标注的“鸡鸣三省”庄子完全在情理中。看看庄子所处地点，位于真正的三省交界岔河附近2 公里左右，由于军用作战地图比例尺关系，大家印象中就是“鸡鸣三省”庄子，远比其它地方靠谱得多，完全符合几位中央领导人所讲博古交权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地方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但大家的回忆为何不说是在四川水潦乡岔河呢？因为军用作战地图标明的是“鸡鸣三省”字样而没有标明岔河，所以就记得是“鸡鸣三省”。不光周恩来记得是叫“鸡鸣三省”的庄子，其他所有人都记得是叫“鸡鸣三省”的庄子，还说是行军途中。周恩来、陈云、杨尚昆等都记得是在行军途中。查阅了部分红军领导人日记，日记中写明某日到哪个村，某日又驻哪条街，某日又驻哪个庄子等，日记中所提的庄子一般都是四合院房子。所以周恩来总理说的庄子极有可能是一座四合院房子。无论周恩来说的庄子是村子，还是四合院房子，水潦乡大洞小学旧址都符合条件。为何博古会在这里交权呢？从遵义会议后，博古一直是不服气的，有抵触情绪，是什么原因让博古心甘情愿交权？假设你是博古看到当时的“鸡鸣三省”会作何感想？其他同志如张闻天等又作何感想。完全可以作这种设想，当中央军委从水潦街出发，到距离三省交界的岔河不远处大洞附近时，看到前面万丈悬崖、河水湍流的三省交界时，可能大多数人的心里都凉了半截，博古自然会万念俱灰，联想到由于自己的错误给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失，心里产生了动摇，不再顽固坚持不交权了，答应交权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张闻天等同志心里也是对博古充满怨气，心想红军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完全是博古等人顽固坚持错误路线的结果，自然就动了应该马上撤换博古、执行遵义会议精神的念头。（在水潦街过去不远即看到三省交界极其险峻的地形，如果在稍微高的地方看得更清楚。）以前的研究人员否定四川水潦交权，主要理由有二个：一是认为红军大部队没有从水潦过，二是他们亲自到三省交界的岔河采访结果，说那里解放前只有三家人，其中姓赵的回忆说，只有少数红军在那里过，认为不具备交权的各种条件。关于第一点，红军大部队没有从水潦过是事实，但就敢否定红军领导机关没有从水潦过吗？毛主席转战陕北时身边只有800人左右。林彪的第一军团领导机关也没有一直跟随大部队。根据一般军事常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领导机关是不会跟随大部队一起走的，因为大部队行军速度快，目标大，是敌人监视的重要目标，随时会遇到战斗情况。如果领导机关跟随大部队走，会严重拖累大部队的行动，成为大部队的负担。大部队的行动会严重受限，不利于与敌人战斗，也不利于快速机动转移，弄不好大家都会被一锅端，领导机关反而很危险。关于第二条，以前的很多研究人员都没有认真到四川水潦乡的白腊、喜洋、水潦、兴庄去了解，更不清楚这些地方以前的道路交通情况，说是重走长征路，其实是坐着车子沿着公路到岔河边去了解，如此怎能找到有价值的历史依据？怎会得出正确结论？他们到岔河边了解的仅仅是九牛一毛，岔河边以前是住着三家人不假，也仅仅只有极少数红军从那儿过是事实，但很多资料都显示，明明有几百个红军到过水潦，既然从岔河过的是极少数红军，那其余红军到哪里去了？水潦距离水田不远，一个多小时即可到达，很显然到水潦的大部分红军是从水潦、兴庄一带翻越山岭过云南水田去了。如果这几百个红军里面有中央常委的几个人，从水潦到水田的路上，在距离岔河不远地方博古交权，那不是跟几个中央领导人的回忆是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交权高度吻合吗？中央红军用的军用作战地图标注的岔河就叫“鸡鸣三省”，周恩来、毛泽东等天天都要看地图，所以他们的记忆很深刻，当然就说记得很清楚，是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交的权，这样所有问题都很好解释了，哪里还会有什么疑难问题。大方向搞错，一切努力都白费。所以排除水潦之说完全不能成立。一是这些地方距离三省交界的地方太远，有几十公里，解放前没有公路，步行要走近五、六个小时，中间隔着很多大山、峡谷、村庄；二是这些地方从来都没有叫“鸡鸣三省”的说法；三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张闻天夫人刘英、杨尚昆同志、陈云同志的回忆都没有说博古是在四川石厢子或云南花房子交权，都是说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交的权；四是石厢子是场镇，花房子只有二户人家也不是四合院房子，庄子是指居住人数较多的村落或农村四合院房子。石厢子、花房子都不能算庄子。
项英电文与中央电文逻辑关系就是：项英先发文（专指5日发文），中央后回复（专指5日这天的回复）。项英5日电文提出了二个问题，是哪二个问题？一是离开分散还是集中留下来继续开展游击战争，二是关于原中央苏区领导问题。中央5日回电内容：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 是有利的……；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很明确回复了这二个问题。
博古交权与中央常委研究项英电文的关系就是：博古先交权，中央常委才能研究项英电文。1935年2月4日（正月初一）白天可能在石厢子开中央常委会，但可以确定博古没有交权。如果交权，那新的中央领导就会立即讨论项英之前所发的四封电报。而项英在2月5日又发一封电报，说明2月4日没有讨论项英的请示，所以完全可以确定博古正月初一白天未交权。根据周恩来回忆博古交权情形：当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毛主席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根据周恩来的回忆可知，博古交权当时的情形为，毛主席在博古交权之前没有与周恩来在一起而是与洛甫在一起，所以才要去找周恩来。又根据中央军委二封电报可知，正月初一晚上23点至正月初二凌晨三点开的是军事会议，而开军事会议必然是毛泽东、周恩来在一起。既然都在一起，又何须主席去找周恩来呢？这样也就排除了这段时间。至于三点以后再开会几乎不可能了，第二天还要赶几十公里路呢，第二天早晨则完全可以排除了。这样基本上就排除了博古在石厢子交权的可能性（没有否定开常委会）, 而博古没有交权，就不存在张闻天给项英回电的情况。
根据伍云甫的日记显示，红军到达云南花房子时已经是5日晚上十一点半了，那时项英的会也开完了，文艺晚会也结束了，所以基本上可以排除花房子博古交权之说。如果博古是在那里交权，要做思想工作，要形成电文发给项英，那项英收到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就不是5日而是6日了。所以博古也不可能在花房子交权。红军是在花房子开过会，但那是军事会议，研究部署红军下一步行动方案。与博古交权无关。水潦与云南交界一步之遥，某些回忆就有可能将水潦的某些地方记成云南。最有可能的情况：2月4日白天（时间段在早上8点至晚上23点之间，23点后要开军事会议）在石厢子开常委会讨论决定博古交权问题，但博古思想不通，当天没有交权。晚上周恩来给博古做思想工作，博古回去思考了一夜，还征求凯丰意见，凯丰对博古说别交权，博古说要服从大家的决定。于是第二天在行军途中至水潦乡大洞附近时，目睹三省交界处险恶的地形，心情受到影响，于是就交权了。水潦乡大洞小学旧址位于三省交界附近，确立博古在此交权具有重要意义，能够让云贵川三省共享红色资源， 实现自然资源与红色资源连片开发，形成规模效益，促进三省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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