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林：朝鲜崔庸健何曾为唐继尧扫墓

点击：  作者：李开林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2-04-28 09:42:24

 

内容提要：1964年朝鲜崔庸健委员长在访问非洲和柬埔寨之后途经昆明回国，在昆明参观了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和游览安宁县的温泉，没有去云南大学和圆通山。可是云南多个单位拍摄的电视政论片《百年讲武》第四集，却说文革中的造反派这时要炸唐坟被部队阻止，崔庸健才顺利去圆通山为唐继尧扫墓。

 

为纪念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100周年，云南多家单位制作的五集电视政论片《百年讲武》，用假材料吹胖了一个巨大的谎言。

 

一、精彩的神话故事

 

《百年讲武》的第四集“将帅摇篮”内容中，由一个中年人在电视政论片里现身说法：“当时朝鲜来中国访问的崔庸健委员长，他提出来，要到我们昆明为他的恩师唐继尧扫墓，这个在当时的访问安排中没有，所以在后来的外事志当中没有记录。按照唐雪龄女士她描述的这段经历，就是说造反派，当时是造反派，把炸唐墓的炸药都装好了，引线都拉出来，要炸了，刚好接到崔庸健委员长要来昆明为他的恩师唐继尧扫墓的消息，才赶快向周总理报告，周总理才发出指示，派部队守护，所以唐继尧墓才幸免于难，那么崔庸健委员长的扫墓安排也才顺利的进行。”

 

 

电视政论片中的现身说法

 

说崔庸健提出要到昆明，故事编得很精彩，但是，崔庸健1964年访问的目标国不是中国，而是访问非洲和柬埔寨之后，途经中国回朝鲜，行程是早就确定的，昆明是必经之路，怎么会是崔来中国访问后才提出要到昆明呢？

 

这中年人还不了解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当年的外事警卫工作非常严格，公安机关对于高层级别外宾可能要去的地方，都实行“抽真空”的警卫措施，在警卫区域内清除所有的闲杂人员，并安排人守在出入路口，一般群众无法进入警卫区域，更不可能接近外宾。这中年人所述的唐雪玲女士，既不是陪同外宾的省市领导干部，又不是接待人员或警卫人员，不可能亲自到场，她的父辈也不可能到场。她是唐继尧的侄女，在2003年看到云南正在大力吹捧唐继尧，于是写文章描述这种新鲜说法。

 

 

崔庸健委员长

 

二、唐继尧是否当过崔庸健的恩师校长？

 

查查历史材料便知，1911年辛亥革命时，云南讲武堂总办是李根源，唐继尧只是当教官。昆明重九起义成功，11月1日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唐继尧当上了云南军都督府参谋部的次长，挂名兼任讲武堂总办，紧接着就去贵州“假道北伐”了。

 

唐继尧去贵州之后，云南讲武堂有没有校长呢？有！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蔡锷把讲武堂改名为讲武学校。现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展览还可以看到讲武学校的历届校长有十多人：刘祖武、顾品珍、韩凤楼、张子贞、吴和宣、唐继虞、戢翼翘、刘国栋、郑开文、高向春、龙云、胡若愚、王兆翔等。

 

1913年10月袁世凯调任唐继尧为云南都督，讲武学校只是云南都督署管辖下的千百个单位中的一个，唐回云南后，就一直以省级都督的权柄管辖全省，当然也包括讲武学校，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担任讲武学校的校长或者教官，唐对讲武学校是要求教育方向忠实于他的军阀政策。现在有人夸耀讲武堂的学生是唐继尧培养出来的，简直如同梦呓。唐继尧的注意力并不在讲武学校，而是考虑如何在全省实施穷兵黩武的措施，侵犯邻省，实现西南王美梦。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学制是两年，崔庸健于1923年（或说1922年）进入讲武学校学习，而1922年至1925年的校长是刘国栋，绝不是唐继尧！讲武学校毕业证上有校长姓名，虽然同时也印有督军唐继尧职务姓名，但学生们不一定见过督军。

 

在崔庸健学习期间，唐继尧压根儿就没有当过校长，更没有当过恩师，崔庸健与唐继尧本来就没有什么交情，数十年后怎么可能会专程去祭扫他的坟墓呢？

 

 

朝鲜次帅崔庸健

 

三、外国领导人来访有何种秘密行程？

 

因为云南《外事志》中没有记载扫墓这件事，于是就谎称是秘密行程，电视荧屏中的中年人又说：“他要求增加一个秘密行程，去祭扫他的恩师校长唐继尧的坟墓”。又不是在自己国内可以“微服私访”，自己可以秘密遛跶到某个地点去，这是代表朝鲜国家出国访问呀！一个国家级领导人无论走到哪里，警卫人员和接待人员都是前呼后拥的，哪里会有什么秘密可言？崔庸健是国家级的领导人，如果真有秘密行程，为了保卫他安全，避免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必然要动用大量的公安人员进行警卫工作。对外可以保密，宣传部门可以不报道，但是警卫人员都要寸步不离，否则，贵宾的人身安全出现危险怎么办？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的内部资料必然要记载所谓的秘密行程。

 

现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展览中有1964年12月21日崔庸健来昆明访问的照片，当时崔是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政治军事地位仅次于金日成。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使昆明人对朝鲜领导人充满敬爱之情，崔庸健来访问受到中国政府盛大欢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省里组织大中专学校的学生排在街道两旁，从飞机场至外宾住宿的宾馆，举行盛大的夹道欢迎，笔者当年在读书，与同学们一道，手捧花束参加了夹道欢迎的队伍。

 

 

崔庸健在访问期间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警卫和接待人员陪同

 

四、何时有造反派使用炸药？

 

政论片说到有造反派，那就更离奇了。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才开始的，文革期间才出现造反派，怎么会提前两年在1964年崔庸健访问中国时，就诞生什么造反派呢？

 

唐继尧坟墓在市区边缘的圆通山，圆通山是一个不高的小山包，半个世纪前就定名为昆明动物园，唐继尧坟墓北面是狮子老虎大象区，东面是鸟类区，南面三四十公尺就是围墙外的居民住房，谁敢不顾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去使用炸药？造成居民伤亡和财产损失谁来承担责任？最蠢的爆破手也不愿冒这个险！唐继尧坟墓是圆形大土堆，土堆的圆周用石块镶嵌，破四旧时学生用锄头都能把石块和土挖下来，既不是铁丘坟，也不是钢筋水泥堡垒，何必使用炸药呢？如果1964年真有造反派，那么造反派可以开一辆挖掘机或者推土机就能将其夷为平地。

 

崔庸健要来昆明访问的消息，是什么时候传到圆通动物园的？造反派是群众组织，能接到高层级别贵宾出行路线的绝密消息吗？谁通知他们的？当时中国的长途电话尚处于人工接线的技术水平，需要花费时间，经过几个省的中转枢纽才能从昆明接到北京去，并不像现在的长途电话能直接拨通。既然“炸药的引线都拉出来了，要炸了”，时间那么紧迫，如果真有其事，那么还没等到长途电话接通，炸药早就点燃了！但这里的情节却是突然刹住不炸，一直等到长途电话折腾完毕才恢复活动，是孙悟空的定身法把在场的人都定住了吗？

 

退一步说，即使昆明人能够接通国务院办公厅的电话，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就一定会来接电话吗？再退一步说，如果真是周总理接到了电话，而且指示要求派部队守护，那么就更谈不上“秘密”了，云南的外事志和接待档案、公安志和警卫档案，肯定会把这件惊动国务院的事情记录下来。

 

五、外事志的记载与新闻报道的内容相吻合

 

事实上，崔庸健委员长来昆明的这一次，是1964年12月率领经济贸易代表团在访问非洲及柬埔寨后途经昆明回国，在昆明是作短暂停留。据《云南日报》刊登的新华社消息：崔庸健于12月20日星期日上午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西哈努克亲王设宴欢送崔庸健，当天下午崔庸健乘专机到达昆明，受到昆明人民热烈的夹道欢迎。据《云南省志·外事志》记载,董必武副主席当天晚上设宴欢迎崔庸健委员长，崔庸健在宴会上说：“今天是星期日，昆明市人民几乎是倾城出来欢迎我们，这体现了朝、中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

 

 

董必武副主席

 

刘披云副省长

 

《云南日报》以头版头条刊登大幅照片和标题，报道了第二天（12月21日）的行程：“崔庸健委员长参观云南陆军讲武堂、游览温泉”。“刘披云副省长设宴欢迎崔庸健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出席宴会”。《云南省志·外事志》记载：“21日上午，崔庸健委员长和其他朝鲜贵宾在韩念龙、赵健民、刘披云、史怀璧等陪同下，参观了原云南陆军讲武堂（即军官学校）旧址，崔庸健委员长曾在1923年春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两年，旧地重游，倍感亲切，之后，朝鲜贵宾们游览了温泉。22日清晨，崔庸健委员长一行乘专机离昆回国，董必武副主席、韩念龙副部长、周敏副司长到机场送行”【注：《云南省志·外事志》237页，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外事办公室编纂，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在昆明短短的访问期，时间排得满满的，而且时时有众多领导干部陪同，崔庸健的行程是去翠湖西边的云南讲武堂参观，并且到安宁县的温泉游览洗澡，根本没有到圆通山，更没有去祭扫什么唐继尧坟墓！省政府外事处接待人员所看到的崔庸健行程，与云南日报社记者所报道的行程完全相同。

 

 

1964年12月20日下午崔庸健从柬埔寨到达昆明，董必武副主席设宴欢迎

 

崔庸健委员长到中国访问时，中国刚刚熬过了连续三年的困难，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对于国际国内政治问题特别敏感。1964年云南正在深入进行“五反”政治运动，而且8月8日至10日昆明16万群众举行“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大游行，援越抗美的呼声就像当年“抗美援朝”一样。中国的党和政府对于唐继尧历来是持批判性的评价，崔庸健作为一个友好邻邦的国家领导人进行隆重的访问，没有必要违反被访问国的政治立场而另搞一套“秘密”行动，去为政敌扫墓，干中国人民所唾弃的事情，给两国的友好关系制造不和谐的杂音。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氛围宽松，人们的语言行动很自由，你即使去祭扫袁世凯的坟墓也无人说你有政治问题。我们不能用现在宽松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去臆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和朝鲜的政治环境和深厚友谊。

 

六、崔庸健的政治立场

 

崔庸健在中国革命队伍中20余年，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亲自参加了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始终与中国工农红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广大革命将士并肩战斗，立场观点与中国同志完全相同，都鄙视唐继尧这些残酷统治云南的阶级敌人，怎么会去祭扫他的墓呢？再说，崔庸健与朱德都曾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崔庸健是朝鲜的委员长，朱德是中国的委员长，朱德评价唐继尧是“可憎的，小皇帝，唐继尧的毒手”，崔庸健不会不知道中国的党和政府对唐继尧的评价，朝鲜的几位领导人在历史上与唐继尧都没有一点点关系，崔庸健委员长和各位领导人对中国旧时代军阀都是持批判态度。

 

 

周保中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崔庸健的上级领导

 

无论哪一国的领导人，在外交场合的言行举动都是非常谨慎的，哪些话不该说，哪些话该说，怎样措辞，与谁共同祝酒，怎样使双方满意，向谁献花，到哪里扫墓，都代表自己国家传达着重要的意义，不是随随便便就行动的。如果对唐坟当作一个景点去参观一下也未尝不可，但如果去扫墓，那就是代表国家传达政治态度的原则问题了。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中，云南电视政论片竟然胡诌唐继尧是崔庸健的恩师校长，编造崔庸健去祭扫政敌唐继尧坟墓的谎言，欺骗中国和朝鲜，欺骗世界。

 

退一步说，即使唐继尧真的是崔庸健的“恩师校长”，崔也不会选择这么一种政治背景来扫墓。崔庸健虽然是朝鲜的次帅，但也必须遵从国家的外交意图，不会私自去扫墓。

 

七、唐继尧的铜像

 

电视政论片第四集“将帅摇篮”的解说词，吹嘘唐继尧是“云南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中立下丰功伟绩的领导人物”，配合数十年前拍摄的唐继尧铜像和坟墓的旧照片进行播放。唐继尧的铜像原是安放在昆明西边郊外五公里远的大观公园，并不在市区，更不在街头。市区与大观公园之间的交通，是并列着的大观河及大观路，河与路两侧是大片的耕地，春天麦浪滚滚，秋季稻谷飘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城市面积逐渐扩大，这些农田才陆续被征用，盖起了房子。电视纪录片的解说词却说唐继尧铜像“傲立于昆明街头十数个春秋”，在安放地点这个小问题上都要附带说点谎，期望达到夸张的效果。

 

1960年中国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而就在这一年，云南人把唐继尧的铜像拆除了【注：昆明园林志》第104页，昆明市园林绿化局编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铜像是沉重的东西，若非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当年的人民群众普遍工资低，没有私家汽车和起重机械，那是无法拆除的。电视片《百年讲武》的解说词也在讲：“唐继尧铜像被拆除，在炼钢炉里化成了铜水。”

 

八、唐坟四次遇毁的话题

 

电视里的中年人不仅说唐继尧的坟墓险些被造反派炸毁，还曾经发表文章说四次遇毁。在《百年讲武》播放之前，昆明圆通动物园内竖起的宣传栏写道：“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唐继尧墓，曾几度险遭拆毁。1961年一些人打算拆除唐坟建盖一座‘聂耳音乐厅’，被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于一川及时制止，并要求将已拆除部分按原样修复。1966年‘文革’初期在破‘四旧’的风潮中，唐坟被打开一道口子，闻风而至‘好奇’的昆明人三五成群地进去参观。不久市相关部门又将‘完全拆除’唐坟一事提上议事日程，并上报省人委，所幸报告未获批准。‘文革’后期的1974年，坟墓石砌围墙被人挖开，还放上炸药，引线都已安好，欲将墓炸毁，幸好正遇朝鲜的崔庸健委员长访华，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的周兴得知，及时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了此事，总理下令迅速制止了这一破坏行为，省委还派部队守护，唐坟方得幸免。（资料来源：陈秀峰《唐继尧墓四次遇毁记》，刊于云南日报）。制作宣传栏的人很聪明，把资料来源写了上去，如果内容有错误，那就责怪作者吧，别来批评宣传栏的制作人！

 

唐坟并非不能拆除，拆与不拆在当时只是件很小的事，只在省市的几个部门中商讨，从城市建设是否需要拆的角度考虑，并不存在是非曲直的政治争论问题。新中国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新城市，必然要拆掉一些旧设施。昆明拆除的旧建筑和旧设施很多，随着城市建设的进程，能保留的就保留，保留不了的就拆除，很多古董都被破坏了，曾经蔚为壮观的大南门城楼、城墙和其他几处城楼、城墙都被拆除了，黄武毅公祠和很多庙宇也被拆除了。座落在圆通山麓的黄毓英铜像以及座落在昆华医院的杨振鸿铜像都被拆除了，马骧的坟墓也没有保存下来，这是辛亥革命时期“云南革命三杰”在昆明的遗迹，可惜都被毁掉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昆明市的标志性建筑金马碧鸡牌坊也被拆除了。而残害革命人民的唐继尧的坟墓没有被拆除，现在还好意思喊什么冤！

 

对于唐坟是怎样埋葬，一般很少有人关心。据这个中年人发表的文章说，有个昆明人亲眼见到坟里有个空空的墓室，用四根铁链吊着棺材，还说有个昆明人亲眼见到坟墓正中的墓碑实际是一扇可开启的石门等等，这听起来似乎是为了方便盗墓而设计石门。1995年12月在云南省纪念护国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一个年纪很大的从台湾来的唐继尧的侄女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在埋唐继尧棺材时，把一个金碗埋在了棺材的下面”，笔者和云南文史馆馆员陶任之、贵州社会科学院著名历史学家顾大全，都在小组会上听到了这些话。如此看来，唐继尧的棺材也象昆明地区常见的坟墓那样直接用土覆盖，不同于上述两个昆明人所讲的墓室情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北京兴起了“破四旧”热潮，昆明学生也破四旧，但持续时间非常短。附近学校的一些学生把唐坟上的土刨掉了一部分。紧接着，席卷全国的大串连就开始了，坐火车不要钱，学生们都被吸引去大串连，坐火车到北京和各省去了，唐坟没有继续被刨土。如果唐坟真的被挖开了一个口子看得见墓室，哪个干部会违反自己的革命观点去修补唐坟？即使唐继尧的亲属当上了省市的党政领导干部，在当时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冲击大潮面前也不敢去修补。

 

在文革“破四旧”之后不久，笔者星期天去圆通动物园游玩，见到唐坟被扒掉了坟头西面大约三分之一的土，西面围坟的石块也被扒下来一些，坟包形成一个斜坡，学生们并没有刨开坟墓的中心部位，也不象某些人吹牛聊天所述挖开了墓室一个口子能见到里面的情况等等，更不存在修补口子之类的事情。此后过了十多年，唐坟象普通废墟一样无人问津，没人修补它，也没人想炸它，直到八十年代才有人向政府写申请索款重修唐坟。

 

九、1964年和1974年的时间窗

 

崔庸健委员长访问昆明的1964年12月，周兴不在云南而在山东，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74年周兴在云南任省委书记和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时，崔庸健委员长却没有来昆明访问。把周兴和崔庸健写在一起，有点像关公战秦琼，张飞打岳飞。

 

在1964年崔庸健委员长访问昆明期间，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需要向中央请示，那么云南的省市领导干部可以直接请示当时正在昆明陪同崔庸健委员长访问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如果不向董必武副主席请示，而要舍近求远去打长途电话找周总理，难道是云南的干部嫌董必武副主席的官太小，不屑于向董必武副主席请示吗？这里暴露出编故事的人百密一疏，没有考虑到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已经在昆明，也没考虑到周兴还在山东，他如果编造说云南副省长刘披云向董必武副主席请示，再编造董必武副主席要求保护唐坟，岂不很巧妙吗？何必用周兴和周总理的名义来编，编得破绽百出！

 

此外，编故事的人不懂得一个简单的常识，就是公安机关对于外宾即将参观的警卫区域都要仔细检查，如果发现有爆炸物或枪支弹药等不安全因素，就要及时清除，还没等惊动省市领导干部，公安机关就直接处理掉了，哪里会出现炸药放在外宾要路过的地方没有清除，倒让省委书记亲自过问和亲自处理的事？而且省委书记周兴竟然没有权力作出清除炸药的决定，还需要请示周总理，真是怪诞！

 

 

12月21日下午崔庸健从温泉回昆明，刘披云副省长设宴欢迎

 

崔庸健曾三次来中国访问：公安机关的史志，反映出1957年崔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身份来昆明访问过，并没有什么祭扫唐继尧坟墓的事。《云南日报》的连续报道，可看到1963年6月5日至23日崔庸健以委员长身份来中国访问，访问了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并与刘少奇主席发表联合声明，但没有到昆明来。然后就是前面所说的1964年来访问昆明，参观讲武堂和游览温泉。

 

在长达十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崔庸健都没有来过昆明，1972年崔庸健任朝鲜国家副主席，1976年9月19日病逝，终年76岁。

 

报纸上《唐继尧墓四次遇毁记》文章，把崔庸健写成1974年来昆明访问，纯属捏造。崔庸健若真的来访问，报纸将会报道为“朝鲜国家副主席崔庸健”，不会写成委员长，作者在职务称谓上又露了马脚。

 

1974年虽然仍属于文革时期，但自从1968年开始军事管制和1969年全国各省区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经过几年的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和维护稳定工作，造反派发号施令的状况已不复存在，我国正朝着恢复经济的轨道运行。1974年4月，根据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1974年是各省“抓革命，促生产”经济逐渐恢复时期，社会秩序比较平静，昆明哪里发生过造反派想用炸药炸唐坟的事？况且1974年崔庸健副主席确实没来昆明。

 

 

云南陆军讲武堂侧门

 

十、云南省《外事志》、《公安志》和外事工作档案没有崔庸健扫墓的事

 

我们查阅了多种资料档案，不仅云南省外事志中没有记载崔庸健扫墓，而且公安志中也没有记载。笔者多次去云南省档案馆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希望能寻找到崔庸健扫墓的点滴资料，可结果一无所获。

 

省外事办的马处长说：“外事档案中没有崔庸健为唐继尧扫墓的资料，这很容易理解，譬如我国领导人去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访问，会不会去扫这个国家反对派的人的墓？你在云南查不到扫墓资料，还可以去北京查阅党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档案。你还可以去寻访当年参加接待的老人，如果有人说是见到崔庸健扫墓，那就在报纸上写文章呀，那可就生动啦，何必查什么档案？”

 

外宾和我方领导干部的出行，无论公开出行还是秘密出行，公安警卫人员都是全程陪同的。朝鲜贵宾来访问，按照高层级别的警卫方案，除了动用沿途区域的公安保卫力量设置线路岗哨之外，还有随行警卫人员在鞍前马后的护卫。我们走访了许多人，时至今日，没有哪一个警卫人员看到过崔庸健去扫墓。

 

十一、现身说法者的回应

 

2009年云南创作的五集电视政论片《百年讲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笔者向“纪念云南讲武堂创办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了《云南史学丑闻》论文，指出电视政论片用假材料宣传唐继尧，这么重要的事情尚未调查落实就搬上电视进行宣传，很不严肃，严重影响到电视政论片整体质量和中国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这部电视片的创编者急忙汲取教训，修改了一些解说词后在中央电视台重新播出，第三集和第四集主要内容是“担保”和“扫墓”，创编者修改时不肯删除这两大谎言，因为删除后就播不成这两集电视片了。

 

用谎言装裱起来的电视政论片，当时居然获得云南的一个优秀奖，可大家都心知肚明，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只要公关工作做得到位，捧个奖杯奖状也不是难事，至于学术价值和诚信元素嘛，就太马虎了，令人联想到动画影片《小马虎》，小马虎先生用蛋糕补衣服，获得了马虎国王颁发的用马粪纸做的马虎勋章。

 

 

唐继尧坟墓

 

笔者写的《朝鲜崔庸健没有为唐继尧扫墓》，发表在2011年度的《盘龙江文化》杂志上，文章指出了扫墓谎言的荒谬。

 

在电视政论片上现身说法的陈姓中年人看到笔者的文章，也写了一篇《1964年崔庸健来昆明有秘密之行吗？》（以下简称《陈文》），发表在2012年度的《盘龙江文化》杂志上。从文章标题看，对于崔庸健是否扫墓已经不持肯定态度，金蝉脱壳，退而改为讨论是否有秘密之行。

 

 

2012年《盘龙江文化》发表的《陈文》

 

2014年笔者把考证谎言的论文《电视政论片“百年讲武”中的唐继尧》提交到昆明市社科联主办的纪念讲武堂105周年研讨会，昆明市社科联由于缺乏资金，迟迟没有出版论文集，而把笔者这篇论文单独提出来，刊登在2015年第二期的《昆明社科研究》杂志上，对笔者这篇考证文章做了肯定。后来资金到位，出版的论文集也收录了这篇论文。

 

2017年底，笔者在一个微信群里发出了《朝鲜崔庸健何曾为唐继尧扫墓》文章，《陈文》作者在群里看到后，这个群里又发出了《1964年崔庸健来昆有秘密之行吗（正式修订稿）》。笔者又有机会与之进行磋商探讨。

 

《陈文》对自己在电视片中讲的“1964年造反派在唐继尧坟墓安放了炸药要炸唐坟、刚好接到崔庸健委员长要来昆明为他的恩师唐继尧扫墓的消息、才赶快向周总理报告、周总理指示云南派部队守护、使崔庸健为唐继尧扫墓得以顺利进行”之类的故事内容，在正式修订稿中完全回避不提。

 

《陈文》记叙了他们专程访问当年亲自接待外宾的云南省委老干部，希望能找到一点崔庸健去过唐坟的依据，可访问结果大失所望，省委省政府的接待人员谁也没有看到崔庸健去过唐坟。

 

《陈文》转述了唐雪玲信中的内容，关于崔庸健为唐继尧扫墓的故事，唐雪玲是听父亲唐继埙讲的。唐继埙是唐继尧堂弟，这就找到故事的起源了，那么唐继埙是如何知道扫墓的事呢？是亲自看见吗？当时80多岁的唐继埙能够进入警卫现场吗？从两年之后唐继埙被批斗抄家的政治遭遇看，省委省政府不会特意邀请唐继埙参加接待崔庸健。

 

唐雪玲的信中说：“我父亲于 1970年就去逝了，在我写的文章中怎么会写成 1974年，事隔这么多年是我写错还是会泽（唐继尧）研究会编辑误写已无法查证”，信中表达了“1974年”是笔误的意思。

 

既然是笔误，就没有必要纠缠，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绝对没有笔误。

 

《陈文》）叙述作者在一次采访中，“唐雪玲给大家讲述了崔庸健访昆为伯父唐继尧扫墓鲜为人知的事实。她说，在21日那天的各项活动结束后，崔庸健还与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通了电话（注：国家领导人通电话是高档机密，唐雪玲如何知道？）。崔庸健在表示感谢之余还畅谈了他访昆的感想，谈到他对讲武堂和唐墓的‘破败状态’感到意外”。

 

《陈文》后来又论述：“实际上，当时经修复后的唐墓也‘破败’不到哪儿去，至少如同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还写道：“把已拆除的大观楼旁的唐继尧铜像又奇迹般地修复后搬到了圆通山大草坪上”。那么请问：如果当时已经有过这样一些准备，省委还会拒绝崔庸健去圆通山看一看吗？《百年讲武》原先的解说词已经叙述唐继尧铜像被拆下来在炼钢炉里化成了铜水，《陈文》却说铜像又搬到圆通山大草坪上，而且讲的是熔化成铜水几年之后的1964年，这不是打《百年讲武》的脸吗？电视政论片经过修改后重播的解说词，说唐继尧铜像 “早在五十年代末期便下落不明”，这更使《陈文》写的大草坪上有铜像难以自圆其说。

 

 

电视片《百年讲武》截图

 

2009年电视政论片《百年讲武》播出两年后，崔庸健扫墓的谎言已经流毒全国。《陈文》论述：“ 2011年 3月，在广东著名学者陈予欢编著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将帅录》一书中，记述崔庸健在担任朝鲜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期间，曾专程赴昆明晋谒云南陆军讲武堂和唐继尧陵墓，可见崔庸健 1964年昆明之行的主要目的，已为学界所认同”。作者沾沾自喜，对于以讹传讹有了成就感。著名学者陈予欢把电视政论片中的扫墓谎言，写进自己编著的书里，又将成为供给广大读者引经据典的“可靠资料”，今后谁要想辟谣就更难了。

 

云南自1987年开始吹捧唐继尧，一些人用假材料对媒体和历史文化单位的领导洗脑，使领导干部以为唐继尧是对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做出重大贡献的的领导人物，最近十年还鼓噪要为唐继尧重新铸铜像，几年前云南省委初步同意了，后来发现唐继尧历史真相与媒体宣传的不一样，立即叫停了铸铜像的事。这话题又被某些人移植到1964年，说崔庸健访问昆明时云南省委表示要为唐继尧塑像。

 

《陈文》作者为了寻找崔庸健一上午游三地“讲武堂----云大----圆通山（唐墓）”的证据，满怀信心地专门对当年参与接待的省委老干部李一凡进行电视采访。由云南影视文化中心总经理李玉森做东，地方志专家张一鸣、昆明市社科联主席龙东林参加，还邀请了几位记者，《都市时报》记者杨理锐作了专业的采访记录。采访成果是：崔庸健参观了讲武堂，因为讲武堂拆得仅剩下主楼，而且地板破破烂烂，崔庸健看了，面上有愠色，是对讲武堂的破败有意见。李一凡明确地说崔庸健没有去唐坟，至于是否去了云大他不知道：“如果我陪同去，我一定会记得，我陪着去了讲武堂，印象是很深的，记忆是很清楚的”。

 

李一凡当时是省委常委会记录组组长，对于崔庸健提出了何种要求、与中国官员的谈话内容、以及在昆明的行走路线，李一凡都要记录。崔庸健参观讲武堂后，如果又去了云南大学和圆通动物园，李一凡也必须随着车队一起去，也必须记录。但是崔庸健离开讲武堂就去安宁县的温泉洗澡游览，李一凡该记录的外宾意见已经记完，没必要继续陪同外宾去安宁县洗澡了。

 

人们无法验证《陈文》中访问内容的真实性，但是仅从《陈文》的叙述看来，崔庸健扫墓的故事变成了崔庸健要求扫墓而被省委婉拒，再后来的叙述又逐渐变成了崔庸健是想去圆通山“ 看一看”，去圆通山看一看那就仅仅是游览而不是扫墓了，作者到底想认定哪一个问题呢？

 

《陈文》作者想寻找崔庸健去了云南大学的证据。说是据云大教授李作新介绍，本系的胡维箐教授向李作新讲过1964年崔庸健来过云大参观，可如今胡教授已去世多年。这给人留下疑问：如果崔庸健真的去了云大，为什么云大的那么多老师都不知情，只有胡教授一人知道？李作新现已年逾八旬，当年三十来岁，也在云大工作，为何不知道崔庸健来云大参观的事，还要靠本部门的一个人讲给他听？

 

崔庸健不曾在东陆大学（云大的前身）读过书，会对参观云大感兴趣吗？云大是党和政府培养新中国建设人才之地，如果崔庸健真去云大访问，新闻报道怎么会秘而不宣呢？游览圆通山的昆明动物园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如果真的去了，怎会不报道呢？退一步说，即使崔庸健真的到昆明动物园为唐继尧扫墓了，新闻报道也可以不写扫墓这一情节，而只写游览昆明动物园就行了啊！

 

《陈文》）作者还采访了“昆明工业学校”的杨璋先老师，杨老师曾议论崔庸健不仅去过唐坟，还去过唐家花园等，文章转述这些话时，语气都不很肯定。

 

经李一凡指点，《陈文》）作者一行人又采访了当年在省委警卫部门工作的李明根，当作者向他打听崔庸健为唐继尧扫墓的事时，他一口咬定说：“记不得了，记不得了！”李明根讲了很多事，“沉浸在担任其警卫任务的难忘往事中”。各样事情他都记得，唯独崔庸健扫墓记不得，你叫他编造，他也编不出来。

 

难为《陈文》）作者兴师动众花费了极大的功夫，想把崔庸健扫墓之说进行坐实，而最后却没有找到像样的钢鞭材料，可用一句老话来总结扫墓之说：捕风扑影，查无实据！《陈文》作者长期为塑造唐继尧功劳而奔忙，捞取名利双收，电视片《百年讲武》播出后更是声名鹊起，多家文史单位聘请当顾问，可以在更多的平台推送谎言。

 

《陈文》先把唐继尧说成是崔庸健的校长，再说成是恩师，然后煞有介事地复述崔庸健为唐继尧扫墓的故事，最后写文章反问道：“唐继尧若不是崔庸健的恩师，他能提出祭扫唐墓的要求吗?”用循环论证的手法强调自己的观点。

 

《陈文》）尝试了各式各样的猜想、推测，还说：“从 1964年 12月崔庸健访昆至今已逾半个世纪，仍无当事人写出一篇回忆‘全过程’”的文章，当然也莫指望能看到( 可能就不存留) 相关的档案资料了。于是，依据前后经过及蛛丝马迹作合理推论就成了能答疑解惑的较为可行的方法了。当年崔庸健提出来有机会想到他曾经的求学之地昆明走走看看的夙愿，可能在 1963年 6月来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时，在与中国领导人畅叙友情时就提出来了。”难为作者依靠各种合理推论的苦心孤诣，在扫墓谎言不能成立时，又把崔庸健提出要到昆明走走看看的可能性安装到1963年6月去了。“合理推论”本来无可厚非，可惜的是，有共同企望的人互相添油加醋，结果就不一样。只要有人把一项合理推论的话讲出来，另一人就写进文章去，其他人再引用为自己文章的依据，最终形成互相赞同的结论，就用来代替客观的历史事实。

 

如果省委省政府没有档案资料，那么，厚得像砖头一样的《云南省志·外事志》又是靠什么资料编纂出来的呢？

 

十二、档案记载是铁证

 

真的如《陈文》）所述没有档案资料了吗？不，省政府外事处历年接待外宾的档案，在云南省档案馆都保存得很完整（档案全宗号216，目录号3，案卷号157）。各级公安机关也留存了警卫工作档案，昆明市公安局的《朝鲜崔庸健委员长来昆保卫工作》专卷档案，云南省公安厅的《董必武副主席陪同朝鲜崔庸健委员长来昆保卫工作专卷》档案（全宗号6，目录号7，案卷号89，档案长达63页），都能证实崔庸健没有去过云南大学和圆通山，更没有为唐继尧扫墓。

 

公安机关的警卫档案，记载了昆明市公安局和盘龙区、五华区、西山区、官渡区等各公安分局为保卫朝鲜贵宾进行的大量工作，不仅检查企事业内部单位，还对外宾可能会去游览的翠湖公园、圆通山的昆明动物园、西山森林公园等地，都进行了安全检查，要做到外宾安全万无一失。

 

中国和外国的一些领导人也曾经多次到云南大学参观过，报纸也作过新闻报道，公安机关也是按照高层次警卫工作的要求做到“抽真空”。云大个别教授认为警卫工作“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在很多年之后回忆往事，把国内外领导人参观云大的多次警卫情境，猜想为崔庸健也来过云大，那是可以理解的。

 

 

安宁县的温泉号称“天下第一汤”

 

安宁温泉的摩崖石刻

 

公安机关存留的警卫档案中，还有省公安厅各个警卫小组陪同外宾出行之后的总结发言内容，反映出崔庸健委员长率领的经济贸易代表团58人，于1964年12月20日下午到昆明，会见我国领导人董必武副主席，当天傍晚参加董副主席招待的盛大宴会。21日上午崔庸健参观云南陆军讲武堂，因为当时的讲武堂旧址尚未经过修葺，校舍被另一个单位的职工居住使用，崔庸健参观了讲武堂的校舍，随即乘车去安宁县的温泉，中午饭是在温泉吃的，下午游览温泉、洗澡。崔庸健的夫人王玉环没有去温泉，而是从昆明乘车去路南县的石林风景区参观，他们都有警卫和接待人员陪同。

 

 

路南县的石林风景区

 

傍晚，两组人都回到昆明，刘披云副省长等云南省党政领导人设晚宴招待朝鲜贵宾，然后一起观看文艺晚会，22日早晨贵宾们乘飞机离开昆明回朝鲜。

 

崔庸健在昆明访问的时间早就排得满满的，每项行程都有中方人员陪同，要想抽出点空闲时间搞秘密出行都抽不出来。崔庸健在昆明访问的整个停留期间内，不仅没有祭扫过唐继尧坟墓，而且连圆通山都没有去过，根本没有搞什么尚未公开报道的秘密行程。警卫工作计划是经中央批准的，云南不能轻易变更，崔庸健率领的代表团是租用苏联的飞机，苏联机组人员有12名，崔庸健也没有耽搁苏联同志的时间，完全是按照原定计划走完行程。

 

昆明市至安宁县的公路，是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军民紧急修筑的“史迪威公路”的起始段，经过几十年重车碾压，坑坑洼洼，多次修修补补。上世纪六十年代，这条路有弹石路段，有石条路段，有砂土路段。虽然养护工人经常用沙土垫填坑洼，但有些路面被行驶车辆碾压出起伏波纹，汽车稍微开快就猛烈颠簸，驾驶员称之为“排骨路”、“搓板路”，昆明汽车约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三十多公里外的安宁县。崔庸健参观了讲武堂后乘车到安宁县外七公里的温泉吃午饭，如果当天“一上午游三地”，怎么来得及赶到温泉吃中饭？

 

2009年笔者写文章及时指出电视政论片《百年讲武》中的谎言后，创编人员急忙进行修改，重新播出，但是中央电视台发现修改后重播的电视政论片仍然存在严重的虚假问题，立即从科教频道撤下了五集电视政论片《百年讲武》的视频，但是其他网络当时已从央视科教频道下载了视频节目，仍在源源不断地向网络的点击者播出。循环放映着这些荒诞的谬误。

 

一座唐继尧坟墓，里里外外充斥着谎言，坟里的人在护国运动前紧张捕杀反袁的革命党人，护国运动后编造“召开了五次秘密反袁军事会议、保护蔡锷不被袁世凯密探张一鲲谋杀”等等的谎言，坟外的人编造“崔庸健为唐继尧扫墓”等等的谎言，合成了富丽堂皇的音响，演奏着云南史学界的糊里糊涂和以丑为美的欢歌。

 

世界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可以去寻找证据。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到哪儿去寻找“没有发生”的证据呢？扫墓一事没有发生过，只能从档案记录中查看崔庸健的实际行程，每个时间点他在做什么。崔庸健离开讲武堂就乘车到安宁温泉去了，如果省委省政府哪位接待人员或者省市公安机关哪位警卫人员看见崔庸健去了云南大学和圆通山，请他拿出证据来，可以翻开本单位送存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或者本单位还留存的档案材料，哪怕是亲历者个人自存的日记之类，让大家看看也好嘛！

 

如果仅仅靠“合理推论”和越演越烈的道听途说，就下结论认定崔庸健曾经为唐继尧扫墓，或是认定崔庸健曾经要求去圆通山看一看，这恐怕是不能说服人的。

 

作者：李开林 系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理事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