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清明至，缅怀父亲葛叔平。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是对他真实的写照。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进行首次核试验后，父亲作为我军通信测控专家被中央军委指定为首次核试验委员会的委员。但在他生前，从来未向家人说起过。直到他去世10年后，我从“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提供的资料上才知道。
研制一套自动控制系统，能够对以原子弹铁塔为中心、半径几十公里内、不同角度和距离的八个被控制站、主控站及地下装甲防护室，由有人操作的主控站对距中心22公里的地下装甲防护室实施遥控。按可调整变更的程序，自动或手动发出若干遥控指令，对整个试验场包括原子弹及围绕它放置在各被控站内无人值守的各种测试设备进行全过程遥控。还要求各被控站对遥控指令的执行情况向主控站回答显示，特别是对原子弹本身除了进行控制、回答显示外还要对其某些参数进行遥测，并将测得的结果送回主控站显示出来。主控站能够根据遥控指令的发出、执行、回答显示和遥测结果，适时了解全场工作情况，从而作出是按原定程序自动进行下去，还是作出适时必要的人工干预、补充甚至中止试验的进行。为了保证可靠性，要求设备双套同时运行。能在原子弹爆中、 爆后产生各种影响下正常工作，收集回各种参数，供进一步研究提高。
正如“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第一次与父亲他们见面，就拉着父亲的助手樊子麟说：“我的‘邱姑娘’（原子弹代号）很年轻，还不成熟，交给你控制和测量，我要她的血压、心跳、脉动！这些数据都正常了，我才能控制爆炸呢。”可见，这套系统是核试验的“大脑”系统。同时，要求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任务的内容，并且要求我父亲，每周向时任国家战略武器研制专门委员会委员、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张爱萍上将直接汇报研制进度。要求他在一年内完成任务。而不是像其他项目那样，先向研究所汇报，再向国防部第十研究院汇报。作为总设计师，项目负责人，父亲当时就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立下了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这是一个老科学工作者在超级大国对我国严密的技术封锁，没有任何国内外核试验遥控遥测资料可参考和借鉴，也没有接触过此类设备的情况下，凭着多年科研经验积累和“外国人能够做到的，中国人一定能够做到！”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发出的保证。这些内容，都是在父亲去世后，我陪同记者采访他的助手时，由他的助手们提供的。父亲带领着一批年轻的助手在新组建的研究室里从打扫卫生，抬桌子，摆放仪器，开始了研制工作。经过七个月的日夜奋战，完成了国防科委要求一年完成的任务。助手樊子麟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主控站一排排彩灯闪亮的控制屏，被控站一个个像礼帽似的接收终端，正是优选的葛叔平主任之构思和工程设计相结合的方案。”
当我听到他讲的这个内容，才知道，每次看到核试验开始的控制装置是我父亲主持研制的。而父亲生前对此事只字不提。在核试验基地，他和年轻人一样住帐篷，喝苦咸水，没有素菜吃……，以至半年后回到家里，开门的瞬间我小弟弟都不认得他了。但他从不告诉我们基地生活的艰苦，而是以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给我们讲述遇到的种种新鲜事。作为首次核试验控制委员会的主任，为了落实周总理“万无一失。一次成功”的指示，他经常带车去检查分布在戈壁荒漠中的被控站。随车的助手们说，布满鹅卵石的路被车轮搓轧得像波浪一样，我们称之为搓板路，在车上颠得人心都要跳出来，我们被颠得只敢在后排座上蹲着，下车头都晕。可葛主任坐着吉普车在搓板路上奔波，车在大沙漠上一跑大半天，他却没事，一下车就开始工作。这需要多强的革命意志啊！
【首次核试验控制委员会成员与基地司令员的合影（前排左四是基地司令员张蕴玉，右四是控制委员会主任葛叔平）】
当主控制站的设备出现意外故障，其他人检查不出问题所在时，父亲亲自进行检查，从下午三点到凌晨两点，连续工作了11个小时，找到了故障原因，保证了核试验的顺利进行。这就是父亲革命责任心的真实写照。1964年10月17日，周总理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扩大的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听取汇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情况，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在进行核爆炸试验的时候，自动控制系统在十几秒的时间内，启动了上千台仪器，分秒不差地完成了爆炸。这证明了我们自己制造的各种材料、燃料、仪器、设备都是高质量的，高水平的，是过得硬的。周总理表扬的自动控制系统，就是父亲担任总设计师带领他的团队完成的。周总理感慨地说：“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地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这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都是有人怀疑的。但是，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是应该扫清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上将和基地的委员们商讨，试验后立即要给两家记功，别的回去总结后再说。他建议：一个给飞过蘑菇云的飞行员；另一个，他只提条件：“关系全局，成绩突出”。“国家核武器试验技术委员会”委员们异口同声地说“给遥控”。同为核试验委员会委员的父亲和在场的助手，当时愣住了。张爱萍上将开玩笑说，“你俩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荣誉，就在大家一片喜气的笑声中敲定了。以国防部的名义给父亲记个人一等功，他所领导的12室记集体一等功。经他提名，给他的助手樊子麟记了个人二等功，给彭光华、叶良发、蒋文修记了个人三等功。委员们都知道，遥控遥测系统是整个试验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是通过它联系、协调、指挥了整个试验，也只有它能够将试验数据收集回来，为今后的试验打下基础。
而父亲生前从来没有讲过此事。同志们来祝贺他时，他总是说，你们注意了吗，电影一开始演的是农业丰收，工业生产的成就，人民生活欣欣向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核试验。核试验的成功，可以说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次核试验要花多少钱啊！以爆心为圆心，每公里都修建了各种工事，摆放了各类武器、装备，还有动物，用来测试核爆炸的威力。国家没有一定的实力，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只是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当时国家的实力还不是特别强大，如果不成功，那将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啊！我们是抱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信念投入工作的，相信外国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事实证明我们一点也不比外国人差！周总理知道，我国从没有遥控遥测系统，父亲担负着零的突破，所以特批父亲可以动用外汇购买需要的仪器设备。但父亲牢记周总理的指示，“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情都要精打细算，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是否会加重人民负担”；在研发工作中精打细算，凡能用国内产品的，绝不动用外汇去购买外国产品。到整个系统安装完成，为国家节省下几十万美元。
这是首次核试验委员会成员在现场的照片。很长时间都是保密的，除了中央和照片上的人员每人有以外，为了避免意外其他人是看不到的。直到2019年央视播出后，我才知道解密了。为了使核弹武器化，1965年5月父亲又赴青海进行空投试验。他不顾旅途劳顿和高原反应，在呼吸困难，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一到试验基地就要求马上进行地面联试，保证了空投核武器的成功。1967年氢弹空投核试验也是用的这套系统。1965年5月19日他们将全部设备移交给总参21所的移交书中，国防科委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功绩：“19所参加工程的全体人员，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发挥了奋发图强、立足国内的革命精神……设备性能完全满足要求，保证了国家空中核试验的胜利完成”“两弹一星”是个系统工程，因为分工不同，有的同志偏重于“箭”（导弹）研究，有的注重于“弹”（核弹）的研究，有的侧重于“星”的研究。但要真正要上天，都离不开遥控遥测系统。所以父亲和他的团队参与了“两弹一星”所有关键工作。1966年“两弹结合”成功，1967年氢弹空投成功，1970年我国的“东方红”人造卫星上天，1975年我国“尖兵一号”返回式卫星成功回收，以及洲际导弹前期“高弹道导弹”的测试和最终的测试，或者是我父亲直接参与，或者派出他的团队成员参与。尤其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与“尖兵一号”返回式卫星，前者只要信号清晰和地球保持联系就可以了。后者需要进行二次点火，改变飞行姿态，向地球靠拢，回转减速，降落，并且在指定高度打开回收舱，使它在预定地点降落，回收，这一切都要由地面发出指令，比“东方红一号”卫星难度大许多。父亲作为主设计师亲自指导了地面和卫星之间的信号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完成，尤其是星上设备要“重量轻，体积小，耐低温，抗辐射”的要求，并且确定了测控通信密码，保证了信号的安全可靠。为现在的“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和返回打下了基础。核武器试验和卫星发射、回收的遥控遥测工程是个系列任务，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地面、高空到地下，从架空、空投到导弹运载，接连进行了五次核试验。父亲和他的助手们，殚精竭虑，辗转试验，为中国“核战略武器”洲际导弹的发展和人造卫星的发射、回收做出了突出贡献，多次立功受奖。
因为周总理指示：“主要研制人员，不得在电影和任何媒体上露面，以免遭遇不测。”所以，父亲生前对他不宣传，知道他的人很少。虽然他作为“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和武器化” 自动控制系统的主设计师和第一完成人，当时就立了一等功，1987年该项目又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并且又是“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总体负责人和接收机的第一完成人，该项目1987年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科技界一个人获得两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是少有的，但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甘愿默默无闻。 父亲一辈子钟情国防科研事业，75岁高龄时，总装备部发给他一摞“机密”文件，向他征询适合我军装备的意见。他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耗费几天时间，工工整整写出了意见和建议，然后按照要求，通过“机要”途径发出去。至于写的什么内容，他严格按照保密条例，一个字也不透露给其他人。他说：“按照国家要求办事，是国防科研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原则。”他的同事和助手中有人成为了工程院院士，但他不是。父亲对此很不在意，他认为实实在在地为国家的强大做出贡献就行了；还告诫我们，要多做实事，少图虚名。毛主席说过“科学家是老实人”。因为我的爷爷是工人，父亲靠“半工半读”大学肄业，也不可能去国外留学，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也不可能发表论文。他完全在党的培养下成为国家高级技术专家，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三级），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他在工作中永远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生活上始终低调平淡、知足常乐。在他2007年8月去世前几个月，护理他的护士对我小弟弟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因为高干病房紧张，在我父亲的单人病房内临时安排了一个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文汇报》编辑。一次这个编辑的老伴来看望他。两个人一直在谩骂毛主席，赌咒共产党。突然听到父亲声嘶力竭地怒吼道：“没有毛主席，共产党，中国能有今天吗！”在场的护士吓了一跳，她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从一个身体极度虚弱，长久不说话，以为丧失了语言功能的老人嘴里发出的声音。护士认为父亲是竭尽全力才喊出来的。那个编辑也被立即移出了病房。此后父亲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直到去世。“没有毛主席，共产党，中国能有今天吗！”这是父亲用一生的经历，凭借着仅存的生命之火留在人世间最后的一句话！从父亲的身上我们深深感受到了，他对毛主席的无限信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和高度负责的精神。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两弹一星”元勋葛叔平之子；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本文首发于4月5日“昆仑策研究院”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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