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立虹：“穷大方”何以成了“穷生恶”？—

侯立虹：“穷大方”何以成了“穷生恶”？——有感于优秀传统的渐次阉割

点击：作者：侯立虹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2-03-21 07:54:00

“穷大方”，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认知，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反映。无论是以前物质贫乏的年代，还是现今不太富裕的家庭，都会表现出对自己小气、对别人大方的豪爽，这些现象在淳朴的农村，在善良的农民那里尤为突出。更不用说，从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年代，到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的哪一项事业，不是靠贫苦老百姓勒紧腰带、竭尽全力，甚至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的支持和奉献，正如民谣所唱，“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送他上战场。”没有劳苦人民的“穷大方”，哪有今天的一切！

可如今竟然有人忘本忘到利令智昏的程度，借评论“锁链女”事件大肆散布“穷生恶”论，不仅为制造“锁链女”元凶开脱罪恶，而且颠覆底层群众和广大农村善良的传统认知，为整个富人阶层涂脂抹粉。尽管“锁链女”话题已经过去，但对“穷生恶”论不能不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普通群众“对自己小气，对别人大方”的“穷大方”，是一种气度涵养，也是一种传统美德，蕴藏着严己宽人舍己为人的善良，也隐含着人穷志不短的骨气。既有孔子“不饮盗泉之水”，哪怕饿死也不低三下四接受施舍的“不食嗟来之食”，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底蕴，也有王勃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杜甫的宁可自己茅庐独破、受冻而死，也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为他人着想之胸怀，都与那些处处算计、工于打小算盘的富人，尖酸刻薄活像一毛不拔铁公鸡的富人，尤其是那些故意装穷哭穷对人吝啬的富人，形成了鲜明对比，表现出穷人物质穷、精神不穷，为人处事比富人还大方的豁达。记得新中国人民翻身做主人后，都表现出一心为公、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学雷锋年代更是形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比着奉献的社会风气，那个时节奸抠、小气、尖酸刻薄只是个别行为，为人们所不齿，而舍己为人的“穷大方”、舍小家为大家的“穷慷慨”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一种社会风尚。

遗憾的是，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资本主义唯利是图价值观的侵蚀，“穷大方”的释义竟然塞进了“封”“资”黑货，成了贬义词。说什么“穷大方”是打肿脸充胖子，“已经很穷了，偏偏还要装出一副有钱的样子”，是“本来挺穷的，还喜欢显摆”，是“好面子，维护自己的虚荣心”，“穷大方”则被曲解为受面子影响的“做作”，生怕别人看不起，想用大方遮住穷的本质，等等。何以如此呢？因为慷慨大方不符合资本主义世界“一切向钱看”的主流，也不符合资本主义惟利是图的义利观，更不符合坑蒙拐骗和制假造假的发财风潮；也因为居心叵测者牵强附会、暗自把“穷大方”和“穷过渡”联系起来，甚至与那个时代无私援助第三世界和非洲弟兄联系起来，借贬斥“穷大方”、抹黑那个伟大的时代。及至历史虚无主义猖獗，更是肆无忌惮颠覆“穷大方”，在扭曲抹黑《白毛女》的同时，又颠倒黑白唱红了“穷生奸计、富长良心”，这句话出自地主阶级的形象代言人狗腿子穆仁智，站在富人立场上说的台词，意思是经济地位决定人品，一个人如果生活困苦就会生出奸邪的念头，如果长在经济优渥的环境自然产生善良。此等谬论，完全是富人掌握绝对话语权，粉饰富人阶级、污蔑贫穷阶级的产物，分明是富人对自身优越感和对穷人极端偏见的唯心主义认知，这与封建统治阶级咒骂农民的“穷山恶水出刁民”“穷山恶水人多凶顽”一丘之貉。可一些人甚至一些名人，也站在地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立场，以偏概全，以点概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把贫穷落后与短视贪婪、极度自私和饥不择食等同起来，把个别个例当作普遍现象，拿着地主资本家的架势，学着地主资本家污蔑抹黑穷人的口吻，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多方演绎“穷生奸计、富长良心”成为所谓的“穷生恶”，而且悍然当作正面观点大肆兜售，比如有位道貌岸然的所谓名人，就用这种剥削阶级的道德观评论江苏丰县“锁链女”事件，说什么“穷是很多悲剧的源头，也是很多罪恶的源头。穷产生愚昧，穷产生法盲，也产生对罪恶的与不公的麻木”，并从“丰县‘八孩妈’穷生恶、恶成常的典型情况”得出“贫穷是万恶之源”的谬论，就不能不让人气愤填膺，拍案而起。

人们不禁要问那位名人和众公知，上海那个身价数亿的富豪董事长王振华穷吗？难道他藐视国法以身试法“猥亵9岁女孩”也是穷生的恶么？那些家产万贯的贪官穷吗？他们贪赃枉法践踏法律包二奶、养小蜜也是穷生的恶吗？那位堂堂美国的总统拜登穷吗？拜登的二儿子各种招妓、吸毒、婚外情、私生子，在自己大哥死后还和嫂子谈了3年恋爱等数不尽的无耻荒唐，也是因为穷吗？记得毛主席在《唯心史观的破产》，针对艾奇逊胡诌中国革命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饭少了，连用四个反问驳斥艾奇逊，即“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指出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证明无论中国和美国的革命，都是因为阶级压迫和剥削。而且推出了著名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的伟大观点。那种“穷生恶”的观点，也是唯心史观，对于中国的历史也等于零。穷富本身不会产生恶，产生恶的原因是主观上的自私自利，客观上是滋生“自私”观念的私有化、市场化制度。实际上散布“穷生恶”，是富人骄奢淫逸、为富不仁的一种畸形仇贫，是富人挥金如土、欺男霸女的变态仇贫，是富人掩盖暴富骤富非法富等一切罪恶的恐慌仇贫。

乌云遮不住太阳，谎言掩盖不了事实，绝大多数底层群众对自己小气、对别人大方的善良美德，是任何人都掩盖不了的，也是任何恶势力抹杀不了的。管窥蠡测，举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诸多实拍的试着向卖菜老农讨饭钱、向拾破烂老汉要吃饭和打车钱、向一身褴褛的老人要水喝等镜头，这些人不管自己多么寒酸、多么艰难，都义无反顾满足求助人的风范，让所有搞良心体验的人感激涕零，最后又给他们买了好多东西，就是对“穷大方”的正名，也是对“穷大方”的精准释义。最近一篇《一场让人泪流满面的伟大放弃》（兰馨解读 2022-02-17），更是让公知们无地自容，也告诉他们不要随意阉割穷人的大方和善良。说是湖南安化县高明村寡妇罗英，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送进大学，却被一个司机违章撞死，失去了它生命中唯一的希望和依靠，却在料理儿子车祸后事中表现出一位贫寒家庭母亲令人想不到的伟大，不仅拒绝乡亲们在村口“一定不能放过那个撞湘儿的司机，他把你们这个家都给毁了”的含泪嘱托，拒绝儿子同学们义愤填膺的声援，拒绝校方专门组织的强大律师团的帮助，拒绝校方要实现的“严惩肇事司机、最大限度地争取经济赔偿”两个主要目标，而且选择了不要赔偿、不追究肇事司机责任、不给儿子所在大学找麻烦、不让肇事司机公司为难等一系列让人不可思议的放弃。这与那些富裕家庭碰瓷讹人，与那些富豪宁可花天酒地浪费、也要昧着良心拖欠工人工资，与那些散布“穷生恶”的谬论，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尤其是这位母亲的放弃，让肇事司机单位、她儿子所在大学所有人感动，让所有知道这件事内情人钦佩，促使肇事司机的公司出资，买了整整两卡车的米、面、油走进湖南一个偏远的农村——罗瑛的老家，由罗瑛带着，公交集团的人挨家挨户送米送油，告诉乡亲们“你们看，我说得没错吧，这些人的心眼儿好着呢”，而这一行十五人被那“破败的房屋与校舍，孩子们连火腿肠都没见过；罗瑛家的房屋由几根柱子支撑，摇摇欲倒”的真实的贫穷境况所惊呆，除了留下路费、把身上的钱全拿了出来，恨不得把罗瑛一年的吃穿用都给准备好。尽管那场车祸已经过去五年，但依然有大连人络绎不绝地来到高明村，不光是公交集团的人，还有对此事知情的其他人，不光去看望年岁渐长的罗瑛，也为那个村庄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投资，修路，建新校舍……这位母亲这么贫穷，却能够作出令亿万富豪汗颜的伟大放弃，引发的社会大感动，是雷锋精神的活生生写照，是一场髙尚情操和至美心灵的洗礼，更是给“穷生恶”的一记响亮耳光。

概言之，由“穷大方”到“穷生恶”，实则是市场化私有化带来的意识形态腐朽化结果，资产阶级的御用文痞炮制“穷生恶”论，就是混淆视听，宣扬为资产阶级招魂的奴隶哲学（“崇富”哲学和“仇贫”哲学），误导逼迫底层群众认命、认穷，心甘情愿接受富人主导的秩序，做顺民，做好奴隶——听话的奴隶。可无论怎么诡辩也掩盖不了自私的思想，掩盖不了滋生自私土壤的社会制度，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简单地说，就是好制度让坏人变好，坏制度让好人变坏。由“穷大方”到“穷生恶”，也是掩护少数人“不义之富”“非法之富”的罪恶，抹黑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舍己为公的精神风貌，妄想用一个“贫穷”抹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果，也隐含着抹黑或绑架“共同富裕”，污蔑共产主义就是要大家一起贫穷，变相阻挠党中央实质性推进共同富裕。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伟大科学论断，人民群众对自己小气、对别人大方的美德是谁都否定不了的，蕴含人民群众无穷力量和慷慨大方的推进“共同富裕”伟大社会革命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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