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祥的王震同志】

虎年伊始，我国中美关系资深专家黄仁伟教授转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教授转发我的“王老关注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珍贵资料，令我记起了王老心系江西红星垦殖场建设的事来。

位于江西省东乡县的红星垦殖场是文革时期邓小平、王震和廖承志等三位我党领导同志下放之地。这里既有三位老革命家留下的与老区人民心心相印的珍贵记忆，更有老区百姓深切关心老一辈革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

文革中的1969年至1971年，王老在垦殖场居住过3年，他将垦殖场称为“第二故乡”。回京后曾又四次来场，他提出的“改造红壤、建设牧场、发展奶牛、走食品加工的生态循环发展之路”，成为红星垦殖场正确的发展定位。王老为红星垦殖场的题词：“艰苦奋斗，勇于开拓”，印证了哲人培根所言“人生如同道路，最近的捷径通常是最坏的路。”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正是王老题词精神，激励着一代代红星人脚踏实地创业接力和财富积累。垦殖场规模峰值时，拥有工业企业26家、农牧企业11家、职工医院1所、中小学校17所，曾创造过年产值近2个亿、税收800多万元的良好成绩，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过较大的贡献。

在当今浮躁心理漫延、杠杆逐利时尚的社会里，王老当年的题词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王老作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江西老区的情结并无偏心，其关爱突现的闪光点有二：第一，不是利用手握重权、动用中央政府的物质力量和特殊政策资源去制造不可复制的地方致富的神话，而是以“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去激发当地群众的创造力；第二，鼓励老区创业不只是停留在传统年代那种简单的劳动和资本的管理上，而是紧随时代步伐，适时导入先进的技术手段和企业管理模式，令其做大做强。

【王震同志与邓旭初同志(左)在上海交大党委扩大会上】

王老恢复工作后，一次在上海与党委书记邓旭初同志谈完交大工作之后，提出了上海交大要以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关心和支持江西红星垦殖场建设的任务，旨在为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开辟出一条路子来，同时也为我国高等院校面向社会、面向经济探索一种模式。我记得，王老曾向中央立下过要将普天下荒地变良田之志，其思路便来自于要为普天下老区脱贫之愿。党委书记邓旭初同志受命之后，迅即在一次例行的校党委扩大会上，将之作为一个专题列入动员布置，即刻得到全校各系和部门负责人的热烈响应和支持。遵照王老的愿望，交大党委将这一援助任务与时年交大管理改革联系起来安排，並实现责任到人，具体落实到由我负责牵头执行。领命之后，我先后多次派员前往红星垦殖场实地考察。针对垦殖场的具体实际和客观需求，我们组织力量从三个方面实施支援：一是组织相关专业人员为红星垦殖场制订发展规划，为其长远发展设定目标和措施，旨在将垦殖场有限的资源作有序高效的配置；二是对垦殖场相关产品生产的技术、工艺和材料进行改进，旨在提高现有奶制品和农产品的产出率和合格率；三是组织调研和编写《江西红星垦殖场场史》，旨在传承创业精神，对后人进行艰苦奋斗、不断进取的传统教育。

王老对红星垦殖场不仅关心其生产建设，也十分用心以其自身的宽广心胸去影响红星农场的领导。一次，我在北京六部口翠花湾王老寓所汇报工作，巧遇红星垦殖场领导们来京探望王老。王老指着他们手提的农副产品说道，你们心意我谢过了，建议你们将这些东西送到对门汪东兴同志家去，他是江西老表，现在很需要有人去看他，尤其是家乡人。此时的汪东兴同志因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思想不能同步，而处于在野退思状态。王老正是三中全会精神确立的坚定主导者之一，但对汪东兴同志的生活细节仍如此惦记，足见其胸宽似海，心细如丝。一句时年的用语可以解读老一辈革命家的胸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王老为人处事豁达坦荡，小事马虎，大事精准。据江西当地百姓回忆，廖承志同志曾诙谐地抱怨过王老，说他把他们三人一个月配给的菜油几天就用光了。这既说明了当时中央领导在基层下放与民“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时，生活上毫无特殊待遇，也说明了王老从来只问天下百姓柴米油盐情，不管自家妻儿锅碗瓢盆事。

我与王老有幸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学到的东西却不少。这使我悟到了伟人周恩来的至理名言：“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

【革命战争年代的王震同志】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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