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

点击：作者：金冲及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发布时间:2021-08-22 11:11:34

【摘要】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一阶段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各种思想和作风问题，加强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及其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走向成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每当历史上发生重大变动，通常都有一场思想领域内的深刻变化作为先导。这并不奇怪，因为人们的行动通常都受到思想的支配。这种思想变动，有的像疾风骤雨般猛然袭来，使举世为之震惊；有的却需要经历较长的渐进过程，甚至会经历某些曲折。为了理解这种状况，需要对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进行具体分析。

面对无数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复杂情况，许多人容易受到长期习惯的旧思想束缚，迈不开新步子；当然也有人对新情况并不真正了解而任意乱来。这两种情况，都会吃大苦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才能闯出一条成功之路，并且通过坚强有力的教育，才能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多次经历这种状况。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便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可以说，没有这关键一步，就难以有革命的迅速胜利，就不会在短短几年后迎来新中国的诞生。这确是中国革命史上至为重要的时刻。

一、历史的回顾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自己的指针。但在党成立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党的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不多，对中国的复杂国情缺乏深入具体的了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更缺少深刻的认识。这使党在早年和以后一段时间内，对于中国革命应该怎样进行，还处在摸索的过程中，这也是当时党内几次右和“左”的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原因所在。这种状况的改变，需要党在政治上一步一步成熟起来，需要在思想方法这个根本问题上实现一场深刻改变。否则，要迈开大步前进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共产党早年所犯的各种路线性错误中，危害最大、时间最久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片面和表面的，容易产生冒险主义的行动；面对不同意见的干部，又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统治；他们起草的决议和文章空洞无物，从不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而是装腔作势、死搬教条，借以威吓党内同志。

为什么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能够在党内统治这样久、造成这样惨重的损失而迟迟无法得到根本纠正？亲身经历过这段灾难性岁月的陆定一在半个多世纪后回顾道：“反对王明路线，比起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来更为困难，因为（一）他们有共产国际米夫作为靠山，而在当时，中国党对共产国际有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相信王明宗派，那么，王明宗派也一定是正确的。（二）他们言必称马列，在马列主义词句的掩护下干错误的事情。当时，中国党还没有这种理论水平，不能分别马列主义的词句中哪些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哪些是不适合中国情况的，所以就受到他们的欺蒙。（三）他们亦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的。所以就很难看出有什么路线的分歧。”也许还要增加一条：中共二大通过了决议，“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在加入条件中还规定，“遵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决议”。

这种盲目迷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便形成一种相当顽固的传统观念，很少有人怀疑，否则似乎就成为“离经叛道”，还被斥为“山沟沟里哪能产生马克思主义”。而王明路线便把这种盲目迷信推到了极端的程度，造成很不正常的状态。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统治下，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在抢渡湘江时又遭遇重大损失，处于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痛苦的事实深刻教育了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大多数人，认识到不能再沿着原来的老路走下去了，必须实行一个根本性转变。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纠正了王明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并且对党中央进行改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又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先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没有涉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在当时正处在生死攸关的极端危急情况下，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留下尚待解决的政治路线上的严重分歧，很快又显现出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毛泽东实际主持下提出的持久战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全党在思想认识上还没有取得一致。1937年11月，原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王明从莫斯科来到延安。他离开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他说：“你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国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共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但他在回国后，俨然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对中共中央横加指责，提出一整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主张。党内不少人以为王明的主张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于是，在中央内部出现两条相互对立的政治路线，并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一些影响。

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将中央内部出现的这种分歧报告共产国际。1938年9月，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在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他还转达了季米特洛夫的叮嘱：“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毛泽东在全会上作报告，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两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全会对此作出结论。

六届六中全会使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得到明确解决，有力推动全民族抗日战争沿着正确轨道顺利发展。但是，对导致以往政治、军事、组织上种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来不及进行深刻全面的清算，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还经常出现不同程度的分歧和失误，对正确路线的贯彻造成干扰。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认识到，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许多错误的重要根子在于思想上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调查研究，使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相符合。这便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他在1930年5月写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反对本本主义》。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这篇文章是在延安整风十多年前写的，是当时还处在早期的红军中一场激烈思想斗争的产物。毛泽东在写完这篇文章后不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道：“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〇年写的。”它直接批评的对象是从苏联回国不久、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刘安恭的教条主义思想。但又不只是针对刘安恭个人。他在1929年6月的一封信中写道，“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并且明确指出这是“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只要细细阅读这篇文章，不难发现毛泽东以后着重提出的许多基本观点，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调查研究作为工作起点、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等，在这篇文章中都已有相当明确的表述。

但这篇文章在党和红军中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因为当时红四军正处在转战闽西、赣南的紧张战斗中。它在长时间内几乎不为人所知，红四军其他领导人在回忆文章中也从没有人提及看到过这篇文章。直到1961年毛泽东提倡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才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人员在福建龙岩收集到这篇文章的石印件。毛泽东十分高兴，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印发。之后成为《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唯一增补的文章。

这篇文章写成后，党和红军先后处于极端紧张的五次反“围剿”斗争、长征、西安事变、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等一连串事件中，需要急迫应对和解决的问题极为繁多，重要干部又长期处于分散的状态，新党员的数量在抗战爆发后短时间内迅猛增长。在这种条件下，一场全党的整风式思想教育运动一时尚难集中进行。

但是，这场整风运动是必须进行的。这时，党内在思想上仍存在不少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同心同德地去夺取胜利。

二、整风运动的酝酿和准备

整风运动酝酿和准备时间很长。要冲破旧有的传统，使全党有效地在思想上发生重大转折，不进行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是办不到的。

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毛泽东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系统总结中国革命实际经验，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批理论同实践紧密结合的重要著作，为整风学习运动做了重要准备。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还指出：“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而产生的，表现于反五次‘围剿’斗争中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包含着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倾向，这种倾向极端不利于革命战争，同时也不利于任何革命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但因为当时正处在武汉保卫战的紧急关头，这个问题在党内还来不及展开更充分的讨论。

王明这时在党内已处于不利地位，虽然他在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但他并不真心诚意地承认自己的错误。1940年3月，他把自己在1931年2月出版、集中反映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观点的《两条路线底斗争》一书（1932年在莫斯科出版时，书名曾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党的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他采取这样的动作，显然是要混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重新宣扬他所代表的那套“左”倾教条主义谬论，力图在党内特别是“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中争取支持，争夺群众。

这种公然的挑战行动，尽管在党内没有形成很大市场，但也不能轻视。应该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更加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面前，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日渐紧张，国共关系迅速恶化，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接连制造规模越来越大的武装摩擦。在南方，新四军军部地处皖南，北邻日军军舰不停游弋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是国民党军队管辖地区，处境十分危险。中共中央焦虑地一再电令新四军政委项英迅速下决心率部东进，渡江北移。只要有决心，想尽一切办法，这是可以做到的。可是，项英等对如此险恶的客观环境缺乏清醒认识，犹豫不决，迟迟没有采取坚决行动，拖到1941年1月才开始东移，遭到早已充分准备的国民党军8万多人重围伏击，新四军牺牲和被俘战士700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为什么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后竟还会遭遇这样严重的挫折？事变发生后几天，毛泽东就在政治局会议上痛心地指出：原因在于“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他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

皖南事变是令人极为痛心的重大警讯。它使中共中央许多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教育运动，通过总结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学会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从实际出发进行工作。

皖南事变在1941年发生，延安整风是从1942年开始的。从两者时间的接近，也可以看出延安整风的开始绝非偶然，而是党在面对主客观形势新发展全局下必然作出的选择和决断。

皖南事变后，当中共中央正忙于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复杂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已为整风学习做了一些准备。3月17日，他在准备出版其所写的几篇农村调查报告前写了序言，尖锐地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

批评虽异常尖锐，却正是当时党内相当普遍存在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准备发动这场整风运动，主要目的并不是针对某几个人，而是针对党内那种不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不坚持从复杂的客观实际出发、一味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不良之风。这种风气如果得不到有力纠正，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要取得革命成功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要纠正这种积习已深的主观主义风气，不尖锐地“大喝一声”或“猛击一掌”，是不可能奏效的。

到1941年四五月间，针对国民党当局在皖南事变以来的反共高潮的反击大体告一段落。5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后，便有可能将更多精力转移到整风运动方面来。第二天，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这个报告一开始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他说，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毛泽东着重归纳为“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实事求是”本来是人们早就说过的一句老话，毛泽东给予它新的解释，写在党的重要文件里，将其明确为“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这还是第一次。从此，它便逐步深入人心，成为衡量是非的基本尺度。它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的深远影响，也许比许多长篇大论要大得多。不懂得这一点，便不可能真正懂得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谛所在，反而会花不少力气去作那些未必符合实际的主观推论。

但是，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都能认识到它的重大意义。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措辞尖锐的讲话在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纸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心采取更大的动作，首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了进一步准备。7月1日，党诞生20周年纪念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王稼祥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个月后，又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对统一高级干部思想、了解整风运动的意义，起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将党在六大以来的重要历史文献选编为《六大以来》这部文献集。这项文件选编工作最初是为七大做准备的，后来由毛泽东直接负责。1941年八九月间，中央决定编印《六大以来》，供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这部书不是等全部资料收集齐全后才正式出版，而是先编选出重要的有代表性的86篇，以散页形式发给在延安的高级干部阅读。

许多高级干部本来一直忙于各自繁重的工作，对党的全局状况，特别是重要决策过程了解不多，思考得也不多。这次系统地阅读党的重要文件，从比较中清楚地看到党内确实存在两种不同的思想，导致两种显然不同的后果，相互对照，铁证如山，再联系个人的亲身经历来思考，顿有恍然大悟的感觉，思想发生很大变化。毛泽东在两年后说：“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引者注）。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

“九月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开了一个多月，重点讨论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这实际上便是延安整风运动在高级干部中的起步。

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点明整风学习运动的主题。他一开始就说，党内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这就是主观主义。他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这时，刘少奇还没有回到延安，周恩来还长驻在重庆。毛泽东特地叮嘱：“电告少奇、恩来，征询他们的意见。”

会上有28人次发言，谈了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斗争的重大意义。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犹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下层工作的也要补课。反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的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自己的瘌痢头给人家看。”博古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些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王稼祥分析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还有许多人发了言。陈云说：“四中全会后，教条主义者压服了实际工作者。”彭真说：“克服主观主义是决定我们党的生死问题。”这些意见也得到大家的同意。

只有王明在会上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他发了两次言，坚持四中全会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工作中的问题，完全推卸责任。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谈，希望他转变态度，认识错误。王明不但拒绝谈自己的问题，还反过来指责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太“左”了，认为“当现在苏联与中国都异常困难的时期，必须同大资产阶级搞好关系，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他还说黄金时代在武汉，十二月会议前和六中全会后两头都错，建议中共中央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同蒋介石设法妥协，并且表示要同中共中央争论到底。之后，王明就长期称病。中央也没有要求他必须参加会议，但他在中央已失去影响，完全陷于孤立境地。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取得很大成功。它把党内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挑明了，使党的领导层就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基本取得了共识。毛泽东后来这样评价：“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

由于“九月会议”已取得重要成功经验，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又在9月26日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扩大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的范围。规定：“（甲）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其成份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全国以三百人为限，内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乙）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这样就把整风学习的范围从延安开始推向全国各地区党政军主要高级干部，学习要求和方法基本上与九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相同。这样就为全党整风这一思想教育运动的开展做了准备，也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做了准备。

这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对日、德、意宣战，并且同美、英等结为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国内矛盾转入相对缓和的阶段。也是在12月，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党内重要文件《六大以来》付印。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周恩来：中共党史的学习请先“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这样，全党整风教育运动开展的条件渐次成熟。

三、全党整风教育运动（上）

刚进入194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便在1月26日发出《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列举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党内的种种表现，指出：“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和行动，如果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因此，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同志对于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这是对全党开展大规模整风学习而发出的重要信号，也把这项学习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开展的正确方向交代得十分明确。

此时此刻，开展这样一场全党性的思想教育运动十分必要。前面说过，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央组织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但是对党的历史经验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左”和右的错误根源进行深刻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常出现分歧，在局部地区和某些方面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一种错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被真正认识并得到纠正，它在另一些时候或另一项工作上肯定会再次出现，如此反复，则难谈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是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原因所在。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隔了一周，2月8日，他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个报告在延安以至全党引起很大震动。全党的整风教育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毛泽东在这两个报告中响亮地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三句话，以后被归纳为“整顿三风”。其中最重要的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主要表现是对反对主观主义错误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八股，就是用那些脱离实际、令人生厌的陈词滥调宣扬主观主义的空话和错误主张。

当时听了这两个报告的邓力群回忆道：“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尤其在知识分子和新党员中，反响更大。这两个报告全面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大家开始从新的高度、新的角度来审视问题，来重新认识党的历史。”

但是，有些来到延安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新党员，受自己以往经验的局限，并不了解这两个报告的深意，发生了一场风波。这场风波的中心在中央研究院，院长是张闻天。在1941年“九月会议”以后，他在中央负责人中第一个带头提出下乡的正确要求，离开延安对陕北和晋西北进行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农村调查。研究院的实际工作由李维汉负责。

李维汉在回忆录中说：“当时中央研究院成员的基本情况是这样：从未做过任何工作的占百分之六十八，来延安后受过短期学校培训的占百分之八十四，抗战以后入党的占百分之七十四，二十至三十岁的占百分之七十九，知识分子出身的占百分之八十二。可以说，多数是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新党员。”他们大多是从国统区不畏艰险、不远千里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有着强烈的爱国救亡热情和革命理想，相信中国共产党，积极学习，但缺乏实际工作的锻炼，政治上比较幼稚，分辨是非的能力不强，容易受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些人原来对延安想象得十全十美，一旦看到有不满意的地方，就分不清延安和西安的根本区别，抱着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作出过激的反应。

毛泽东两个报告后，中央研究院的王实味首先在院内贴出大字报，宣传这种论调。很多单位的人前去参观，也跟着学。中央青委一些干部也在机关所在地创办了一个墙报，叫《轻骑队》，每两周一期，每期七八篇稿子，短小精悍，形式多样，很引人注目。邓力群回忆：“当时，绝对平均主义针对延安在困难情况下生活略有差别的生活状况进行批评。例如，毛主席点两支洋蜡，这个成为批评的对象。那时有小灶、中灶、大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吃小灶，我们这些人吃中灶，一般的同志吃大灶；高级干部有马骑，普通干部要靠两条腿走路，这些现象都成为批评的对象。极端民主化的矛头也是对着领导干部的。”李维汉回忆：“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更以‘民主’获胜的面目，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甚至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悬挂起来，前往参观者川流不息。王震看了墙报的文章，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在一个晚上也打着马灯和火把看了《矢与的》。”

下决心纠正这种现象是完全必要的：不仅因为他们那种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倾向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引起不少人的兴趣，从而严重转移了整风学习运动的大方向，不能集中力量去解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而历史经验证明，那些才是关系党的前途和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这时也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时机。如果不当机立断，坚决纠正这股不健康的错误倾向，就无法集中力量解决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三风”问题，后果是严重的。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当时被称为“四三决定”——引者注），指出此前发生的“某些不适当现象”，明确规定：“各机关各学校对于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的研究，热烈的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为此目的，各同志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必要时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报告。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在考察别人时亦是如此，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察，避免有害的片面性。明哲保身，有话不说的态度是不对的，避开自己专攻别人的态度也是不对的。”

《决定》规定了18个重要的有明确科学性的文件作为考试范围。其中包括：中央关于增强党性、调查研究等决定，毛泽东的多次报告和讲演，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部分章节，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等。4月16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增加4个学习文件，合计22个文件。“延安研究及讨论中央指定材料的时间，规定学校自4月20日起至6月20日止，机关自4月20日起至7月20日止。”这样，经过时间不长的风波，延安整风便很快进入一场严肃的思想教育运动。

张贴《轻骑队》毕竟只是一些政治上还比较幼稚的革命青年的举动。“四三决定”公布后两天，他们就以《轻骑队》编委会的名义公开发表《我们的自我批评》，写道：“过去《轻骑队》的编辑方针是有错误的，那就是没有能坚持以照顾全局的与人为善的同志的精神来进行批评，因而我们的批评就往往成为片面的，甚至与被批评者完全对立的，因而也就不但不能达到我们积极的巩固团结的初衷，而且实际上助长了同志间的离心倾向，有时还产生了涣散组织的恶果。造成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们来担负；因为我们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青年同志，单凭着主观的热情与对不良现象的憎恶，而对于现实生活和实际斗争中复杂曲折的是非利害则还不能恰当的权衡轻重，明计得失；对于许多原则，特别是革命队伍中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或者是没有深刻的了解，或者只是片面的了解。”延安《解放日报》4月23日刊载了他们这份自我批评。

《解放日报》在发表这个自我批评前一天，还发表了在青年中有很高威望的哲学家艾思奇所写的《不要误解“实事求是”》。由于有些年轻人误以为他们只是在揭发事实，艾思奇写道：“真正的实事求是，首先必须注意事实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只看片面。在指摘某一现象时，必须明了它在现象全体中所居的地位，而不是离开全体来孤立看待。”“真正的‘实事求是’，必须从实质上来理解事实，而不应该只就表面现象来看事实，或为形式的假象所迷惑。有些事物在实质上相同而在形式上可以全不一致，有些事物在形式上相似而在实质上却是全然相反的东西。不能分开形式和实质，在认识上就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和错误。”这就从思想方法的理论高度清楚说明了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问题。

陆定一也在5月13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为什么整顿三风是党的思想革命》，从总体上阐述这场整风运动在党的思想建设上的深远意义。他写道：“整顿三风应当看作是一个思想革命，一件很大的事情，一个严重的斗争。”“总起来说，思想革命是为推翻一种思想方法实践方法，发挥另一种思想方法实践方法，前者就是主观主义的，后者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这就叫做思想革命。这种全党性的、触及每个同志的思想深处的伟大的斗争，这种极广泛极深入的党内教育工作，二十一年来，还是第一次，所以它的意义决不寻常。”“不熟悉党的历史，就不能尽知主观主义之害，更不能尽知辩证唯物主义之利。不在生活中碰过钉子，虽然读书万卷，也不能尽知主观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分别究竟何在。不尽知利益，不尽知分别，则难求认识的深刻也难求行动的积极与正确。”“光是‘惩’一下主观主义者是不够的。要改造和改进每个同志的思想方法，以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来处理一切问题，这就是思想革命所要求做到的事。整顿三风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革命，它的成功，即是我党完成其由幼年到成年的大飞跃。”这篇文章没有再去批评那些年轻人幼稚的鲁莽举动，而是从正面着重说明这次整风学习的目的和它对党走向成熟的极端重要性。

中共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无论在延安，还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开展了联系党的历史和个人经历、认真学习22个文件的思想教育运动。在延安，“三个月来，中央直属机关近二千二百人的学习运动，是很生动的。每个人都经过从啃字句、记概念，以至反省实践的阶段。”在全党范围内采取这种方式，通过进行系统的学习来统一认识，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从未有过的。

时任中央党校一部主任的黄火青回忆道：“同志们学文件也非常认真，边阅读，边思考，边讨论，并认真做笔记。对讨论中的重要问题，请中央负责同志作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任弼时和林伯渠等先后到党校作过报告。为了促进大家认真学习文件，还规定领导人要查看下面同志的笔记，帮助批改，互相借看和传阅。毛泽东曾亲自看了一些同学的学习笔记，改正了某些错字，并加了批语，这对大家鼓舞教育更大。”

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暴露出来的问题很突出。这些文艺界人士大多是在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他们满怀爱国热情，但对农村是陌生的，对同工农兵相结合还不适应，彼此间也存在种种隔阂和矛盾。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个问题，5月2日至23日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到会的有一百多人，在会上各抒己见。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两次话。他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山说：“大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会后，很快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受工农兵欢迎、令人耳目一新的好作品，如《黄河大合唱》《白毛女》《兄妹开荒》《王贵和李香香》《逼上梁山》《李有才板话》等。

陕北文艺的变化，也显著推进了党组织同农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第二年讲到陕北人民对党的态度：“直到去年春季，赵毅敏同志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起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从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环境和延安有很大不同：战斗异常残酷，环境极为艰难。即便如此，各地党组织仍极重视这场学习运动，认识到：“广大人民寄托其重大希望于我党，因之党的领导责任非常严重。但是我们某些党员干部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主观主义，如果不努力纠正，更不能很好担负起坚持敌后抗战、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责任。”他们着重总结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例如：对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动及政策上的转换，不肯细心地周密地系统地研究；往往时过境迁，仍是老一套的工作布置，一成不变；经济上对于敌人的封锁与战争长期庞大的消耗估计不足，缺乏对于经济力量长期支持的打算；对统一战线认识的片面性，在地区上不根据具体环境灵活地运用公开或秘密的形式进行各项工作。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还不曾进行过这样一场规模如此大、时间如此长、参加人数如此多、目标如此明确、要求如此严格的全党范围思想教育运动。正如陆定一所说，这“是我党完成其由幼年到成年的大飞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一个创举。经过这场思想教育运动，全党的思想作风有很大变化。特别是反对主观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如果不在干部和党员思想深处发生这样的变化，要顺利迎接抗战胜利后异常复杂的形势，并且要在如此短时间内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在这样大规模并且前所未有的整风学习运动中也出现一些问题，这就是有些“左”的错误倾向开始冒头和发展。在整风学习中，需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自己与实际相联系，这样认识才能深刻。邓力群回忆道：“自我反省、自我检查，每个人讲自己的历史，讲着讲着，就暴露出这个人有这样一点事，那个人有那么一点事，如历史问题、社会关系复杂的问题，对党隐瞒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有些问题，本人也难以把什么都说得一清二楚，当时的环境下又难以进行调查研究，当时人们的敌情观念很强，于是听者的怀疑越来越多，追问和批评的调子也越来越高。王实味过去同托派分子有过接触，此事在1940年向中央组织部交代过。这时，便认为有一个隐藏的反党小集团，错误地把思想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这种态势和气氛，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下一阶段肃反扩大化的隐患。

四、全党整风教育运动（下）

接着到来的1943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展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头，又是一个处境异常复杂的年头。世界范围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为标志，发生了根本转折。但在新形势下，反法西斯同盟国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却正在上升。在国内，国共关系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相对缓和，但这一局面仅维持一年多时间，又迅速转向恶化，这是一个新的重大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显然迫在眉睫。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文件指出，中央机构调整的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必须将自己的工作向政治局作报告”，“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

需要说明的是，这时毛泽东作为主席而具有“最后决定之权”的是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而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政治局会议集体讨论通过，书记处的工作情况又必须再向政治局报告。这一点不能误解。

如上所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政治局势相对缓和。毛泽东在1943年1月25日致电彭德怀，仍说：“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去年‘七七’宣言是在这个基点上发的。”

但进入1943年，国内政治局势陡然恶化，国民党又一次发动反共高潮，胡宗南部准备进攻延安；而这时中共全党范围的整风学习活动基本告一段落，开始进入审查干部阶段。

为什么国共关系经历一段时间的相对缓和后，会在这时出现大的逆转？根本原因是蒋介石一直在寻求对共产党下手的机会，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在蒋介石心目中已逐渐减轻，他开始更多考虑如何对付和消灭共产党。而直接导致国共关系迅速恶化的诱因是共产国际的解散。

共产国际在1943年5月13日召开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和决议等案，在征得各国共产党同意后正式公布。这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一直臆测中国共产党的一言一行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的，如今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势必从根本上动摇。不久后他写下这样的考虑：“如果始终要用十军以上兵力，防止陕北之‘匪区’，则不如先捣毁其延安巢穴，使之变成流寇，无立足领地为上策。肃清陕北整个之‘匪区’以后，可以抽出十军兵力在后方各地，一面防范，一面搜剿较为得计。”

蒋介石的政策是内紧外松。6月19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干部会议，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以往国民党当局几次反共高潮，都发生在华北和华中，这次直接指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连原来河防的部队也被抽调，显示出蒋介石的决心非比往常。

7月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林彪：“胡宗南进攻部署已完成，请你们努力在西安设法转圜，力求避免战事。”同日，又致电彭德怀：“蒋、胡乘第三国际解散有进攻边区部署，我方正力请求避免，不得已时恐须一战。”

内战危机空前紧张。中共中央通过内部情报和国民党军队调动、弹粮运输的实际情况，察觉到这一危急动向。当时八路军主力已进入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创建敌后根据地，留在陕北边区的兵力不多。为了应对危急局面，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除调动少数主力迅速开回陕北边区、发动宣传攻势、做好后勤准备外，还需要在自己内部加紧进行干部审查，消除潜在隐患。这在当时确实是必要的。

在延安的干部中，老干部（当时大体是中年人）过去长期并肩战斗，有较深的了解。此外，还有很大一批是抗战全面爆发初期从国统区千里迢迢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他们绝大多数是优秀人才，不少人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入了党，但当时对他们在国统区的历史一般不可能作严格调查和了解，一些人又曾有种种复杂的经历和社会关系需要查清，这便成为审干的重点。

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决议，在中央书记处设立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由组织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兼主任，委员有康生、彭真、高岗等，日常工作由康生主持。

审干工作被提到整风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中共得知国民党军准备闪击陕北边区有关。1943年7月9日，延安召开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加紧清查内奸的决定。15日，负责领导这一工作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作《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对根据地内部敌情作了极端的夸大，引起极大震动，仿佛周围许多人平时的言行只是伪装。于是，延安的审干工作立刻转入被称为“抢救运动”的阶段。延安审干工作中的扩大化错误，以这个阶段最为严重。

由于过分估计敌情的严重性，陕北边区又处于几乎被封锁的状态，对干部过去历史状况的调查研究极为困难，在审干工作中出现了严重偏差。康生在8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单在延安地区，19天内就揪出“特务”分子1400多人。相当普遍的“逼供信”做法使审干工作偏离正确的方向。

大量的冤假错案，在一段时间内更加强化了“特务如麻”的错觉。邓力群回忆：“在这个阶段中，社会部找到了一个典型，大家的头脑更加发热了。这个人叫张克勤，好像是湖南人。他说自己是执行‘红旗政策’的，是在表面上打红旗的。发现了这个典型之后，各个单位就组织他现身说法。后来知道是个假案，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他。”

这种错案甚至发展到指向一些资格很老的高级干部，最突出的是对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的指控（部长是王明）。邓力群回忆道：“这期间，问题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柯庆施有一个公务员，在大礼堂贴出来一张油印的小字报，一句话：柯部长是国民党特务。”这件事“愈了解就愈感到问题严重”。于是，在杨家岭大礼堂开大会。“开会时，忽然有人说：让柯部长上台作反省。柯事先也没有准备，当然他也就说不清楚。结果这个人揭一段，那个人揭一段，陈伯达也上台去揭发了。这样，大家都觉得柯这个人很可疑，非是坏人不可了。当时，全场都喊口号：柯庆施，要坦白，要交代。当然，他无法交代。这样，会场也弄僵了。这个会真是令人震动啊！资格这么老的干部——他是中共党内活着的人中间唯一见过列宁的人，都成了特务，那问题还不严重啊！”

毛泽东比较冷静，在审干工作刚开始时的7月1日，就要康生在《防奸经验》第6期上刊出他的一段话，其中着重指出：“错误路线是：‘逼，供，信。’”这时，毛泽东正集中主要力量从军事、宣传、统战、外交等方面尽力阻止蒋介石、胡宗南向陕北边区发动武装进攻，但也开始觉察到审干工作中已出现严重偏差。他在7月30日致电彭德怀，提出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着重指出：“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他在7月初、7月底两次提醒：“逼、供、信”是审干工作中必须避免的错误表现，并且把它同整风学习运动中着重要解决的主观主义错误联系起来。这并不是等到别人提醒才注意到的。

在审干中，也查出一些问题，但没有看到破获重大案件的材料。8月15日，也就是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后一个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中央决定的形式，指出“逼供信”的种种表现，要求“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并且规定：“在那些还没有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在领导机关掌握在坏人手里的部门或地方，便决不可轻易发动审查干部。”这是一个重要转折，使大家的头脑开始冷静，那种狂热的主观主义错误浪潮逐步得到遏制，“抢救运动”也随即停止。

从这年12月起，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下，对被审查对象进行复查和甄别工作，1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干工作转入甄别阶段。毛泽东多次在大会上向受到错误审查的干部脱帽道歉。他说：“在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之后，他对从中央党校出发到前线去的学员讲话，说：“在整风中有些同志受了点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进行了甄别，还生气不讲团结，这就不好”。“讲到这里，毛泽东向大家敬礼赔不是，并说：同志们，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大家想想，我怎么放下手呢？这时全场起立鼓掌”。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化解了许多受到过审查的人心中原有的怨愤，重新实现了同志间的团结，使他们能够精神振奋地投入党的各项工作。

此时，蒋、胡武力进攻陕北边区的图谋已被遏制，针对国民党当局对边区严密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而采取的种种应对措施已在相继落实，审干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偏差也已在纠正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便又转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上来。

搜集编辑党的历史文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这一工作，从1941年就开始了。它最初目的是为召开党的七大做准备，所以着手编辑的第一部文献的书名是《六大以来》，在1941年底出版。1943年，为了澄清王明重印《两条路线底斗争》带来的错误认识，突出争论主题，又编成《两条路线》。此前，还编成《六大以前》。这种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系统的总结，是从1941年的“九月会议”开始的，最初曾委托王稼祥起草过一个文件。后来由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就是以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前身。这两项工作都花费了很长时间和很大力量。

1943年8月15日，在中共中央为纠正审干工作中错误思想而公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的同一天，毛泽东批示胡乔木：“加上‘调查研究’、‘增加党性’两个决定，即可付印。”20日，他又指示胡乔木：“党书请于九月五日前印出。”可见毛泽东已把这项工作提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并且很快就要进一步展开。

《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的出版产生了重大作用。编印党的历史文献集，确实是推进整风运动切实有效的办法。按时间顺序把当时的不同意见原原本本地刊载在一起，进行系统对比，就不难勾起人们的回忆和思考，并从中看出：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哪个符合实际情况，哪个不符合实际情况；哪个带来成功，哪个导致失败。这比只是从正面说上千言万语、开多少次会的作用要大得多。

这时，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转到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讨论路线问题的是非为重点。从1943年9月7日到10月6日，中共中央举行过多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先后参加的政治局成员和列席的高级干部共30多人。在1943年11月13日至27日和1944年3月5日，又举行过政治局的整风会议。由于重新读了历史文件，会议对党在以往几年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比1941年“九月会议”时更加深刻。

由于当时国共关系重趋紧张，会上的发言比以前更加尖锐。毛泽东在小结中说，我们是要团结的，弄清路线的是非，才能真正团结。要避免党在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错误斗争，而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讲到党内有“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教条宗派”是主要的。谈到“教条宗派”，首先是指王明和博古，自然也涉及共产国际。这时，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在中共中央内部已无碍于谈论这个问题。博古于1943年9月写了一份《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我不想推诿责任，但是基本的路线是（共产）国际路线。文件犹在，当可作证。”“（共产国际）七大前的国际是集中组织，决议指示是必须执行的。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并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对“宗派问题”，他写道：“如果对宗派了解为思想方法和生活习惯上相近，互相接近，臭气相投，声气相通的一群，这一群在某个时候，曾在组织上反对另一群（莫斯科及反李立三路线），那么，宗派是有的。如果对宗派了解为阴谋集团，或更甚了解为反革命集团，自觉地要破坏党，破坏革命，我认为是没有的。”可见在整风会议期间，他还是可以坦率地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看法的。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可以说是对前一阶段全党整风运动一次集中扼要的总结。报告一开始就突出两个问题：“（一）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二）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讲话接着分析了时局的特点，指出首要任务是要团结起来，准备担负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虽然没有包袱，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引用这么多的讲话原文，因为它充满了反对主观主义、提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精神，是对延安整风学习精神的极好概括，从而在大是大非基本弄清的基础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加强了党的团结，为下一步召开党的七大做好了准备。

五、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是直接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为了七大的顺利召开，准备工作上做得特别周密细致。早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定成立七大准备委员会，并确定议事日程。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开始筹划和准备。为什么七大过了6年多才召开？为什么准备工作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战事紧张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之所以要一再延后，毛泽东有着更深更远的考虑。曾任中央秘书长的刘英回忆道：“七大推迟召开，这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就我个人的体会，只有经过全党整风，经过对党的历史经验和路线是非的讨论，经过对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讨论，全党才可能达到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统一和团结，七大召开的条件才成熟。”

延安整风学习告一段落，表明召开七大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为了完成大会的全部准备，中共中央决定从1944年5月起召开六届七中全会。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1944年5月21日召开，而毛泽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是在同年4月12日发表的，两者相隔不过一个多月。《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是对整风学习运动的总结，六届七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七大做准备，两者几乎直接相连。

六届七中全会最初准备开三次或三次以上会议，由于时局和工作情况的发展变化，一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断断续续地开了11个月。一次中央全会举行的时间如此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政党史上也是罕见的，可见它的重要性。

出席第一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17人，参加的还有彭真、高岗、贺龙、林彪、叶剑英、陈毅、刘伯承、聂荣臻、朱瑞、徐向前、谭政、陈伯达，可以说集中了全党各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包括各中央分局及其他方面的重要负责人。由于日军突然发动对豫湘桂的猛烈进攻，加之会议代表要克服交通问题等诸多困难，会议不得不延长。他们已很久没有共聚在一起了，许多问题需要有较多时间相互沟通和共同商议。

全会开幕的第一天，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七中全会的两项任务：“准备七大与在全会期间处理日常工作。”全会首先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五人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这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后来邓小平在1989年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最早就是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基本确定的。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情。

毛泽东在会上代表政治局作工作报告。他谈了抗战及其准备时期的主要问题：在这个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瓦窑堡会议”。当时局势中突出的问题是日军以15万兵力在河南发动大规模进攻，蒋介石三个主力部队之一的汤恩伯部一击即溃。郑州、洛阳、许昌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日军打通了平汉铁路，全国为之震动。毛泽东指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对比也会发生变化。他还谈了林伯渠去重庆后国共谈判的情况：“前途不外两个，一仍是拖，一是解决部分问题。”对七大的准备工作，他谈了七大议程、开会方式（预备会与正式会议）和党史中的几个问题。任弼时通报了各种委员会的组织、七大代表资格的审查，并要求严格保守秘密。

国内局势演变迅速。6月5日，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敌人进攻的规模是很大的，国民党称为武汉以来最大之规模。”“现在还不能说英美已下此决心，但可说已在开始把共产党当作一股不可少的力量。”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日本侵略军本着所谓“一号作战”计划，以40万兵力沿粤汉铁路大举南下，在6月18日攻陷长沙。广西、贵州大片土地相继沦丧。短短8个月内，日军共侵占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包括大片富饶的粮食产地和大后方近三分之一的工矿企业。重庆街头躺满了从前方逃亡而来的难民，国民党政府已在讨论迁都的问题。

人们在战时最关心的是战局胜败。社会议论沸腾，对现状极为不满。国民党政权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也使国外舆论愕然大哗。

中共中央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到抗日战争和国内政局的演变上。9月1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由王震率领南下支队，开辟湘鄂赣抗日根据地。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共关系全局正在发生变化。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说：“国民党政府是否提出各党派组成真正的国民政府，是否已成熟？各小党派是需要的，他们已改成民主政团同盟。”“打不打共产党？一定要打是蒋的愿望。可能不打是五个条件：美、日、共产党、人民及国民党内部。我们的政策也放在争取不打、争取国民党变上，才有文章做。变是变政府，变得承认我们。”他又说：“谢唯士（通常译为谢伟思——引者注）问我们口气，如何实现？我说：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这样，“成立联合政府”的口号便响亮地喊出来了，很快就在全国深得人心，也成为中共七大报告的政治主题。

3天后，中共中央致电正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

9月15日，林伯渠在万众瞩目的国民参政会上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他说：“我坦白地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战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这篇报告在9月17日的《新华日报》上全文刊登，在大后方引起巨大轰动，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在大后方，这种变化的广度和深度远超过以往多年。

鉴于人心的巨大变化，12月12日，毛泽东在七中全会主席团会上决断地说：“全国总的任务是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即七大都要采此态度。现在还是民主联合政府，其他不提，去酝酿。”这次会议，正式确定“论联合政府”为中共七大的政治主题。

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另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是基本确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极为必要，因为如果不在七大前对这个问题取得一致看法，而到大会上再去争论，那就会分散注意力，不利于把七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且，只有极认真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怎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认清党继续前进的方向。

在全会召开前11天，也就是5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组织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召集，形成《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草案以此前起草的《结论草案》为基础，又经过认真修改和补充。毛泽东、任弼时、张闻天、胡乔木等都反复修改过，参加讨论和提出意见的人更多。

1945年春，毛泽东将《决议》的题目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第一句写道，“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决议》的中心问题。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写法，《决议》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1945年3月31日，七中全会讨论这个决议草案时，毛泽东说：“不算旧账这句话当然不是一个口号，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不采用大会这个形式来算账，才能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草案中没有说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的问题，没有说非法问题，没有说品质，也没有说宗派。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会议还决定：“为着使七大集中力量讨论当前的政治、军事、组织问题，决定在取得各代表团的同意之后，准备将若干历史问题的议案提交七中全会的下次会议讨论和通过。”

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举行，讨论并基本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就此完成。

六、“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隆重举行。历史的时光过得很快，此时距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相隔已整整17年。在这17年中，中国共产党走过多少崎岖曲折而又光辉的道路，已经从一个幼年的党变为成熟的党。

4月21日，七大举行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应该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七大举行时，共产国际解散已有两年。共产国际对各国党的建立和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正如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所说，它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期）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有利于彻底破除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在中共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对“毛泽东思想”的提出经过，彭真后来有一段回忆：“延安时期确定毛泽东思想，是经过政治局多次会议讨论过的。最初有的同志提议用‘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后来说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叫毛泽东思想，在杨家岭那个小楼上开政治局会议时，他同意了。他说，如果说这个思想用一个人的名字作代表，我可以接受。但是，必须说明，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很多同志正确意见的结晶，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思。

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解读。他说：“百余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积有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的理论，使中国这个民族，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民族。”“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是中共七大作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也是中国革命实践的自然结果。

许多代表在大会上作了讲话或发言。林伯渠在七大开幕典礼上讲话，谈了自己四十年来的革命经历，然后说：“毛主席他首先认识了一个关键，他真正的抓住了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并且又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的根本特点，这是与西欧许多国家不同的。那时，我们党里面有许多同志没有把这个特点看清楚，而他把这个特点搞清楚了。这就是用马列主义在中国办事。”

彭德怀在大会发言：“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持久的人民战争的方针，反对了投降主义与先后发表《论持久战》、《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名著。这些伟大著作，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指南针，对于抗日战争在方针上、思想上、政策上都起着光辉的领导作用。”他又说到“实事求是”：“我们必须依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一切从群众出发，一切为了群众，向群众学习，真正为群众服务，站在群众中启发与领导群众前进，使党与群众更亲密地结合起来。”这些都是在抗战等革命实践中得到的认识，又经历了整风运动所得出的判断。

张闻天在发言中说：“本人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是我党二十五年来三次大革命的实践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同志思想的又一辉煌的发展。”他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行动的指南，却反而把它当做了教条。我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并未领会其实质。我满以为我只要熟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我就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我不懂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南，来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具体情况与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他说，“我们为了贯彻我们的错误路线，却一意孤行，并且还在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反‘狭隘经验论’等的口号之下，完全错误的打击了党内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与富有中国革命经验的领导同志，大大的发展了宗派主义。这实在是非常错误的”。

博古在大会上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在大会发言中说：“我是与这一条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共其始终的人，就是说从头到尾有始有终我都参加了的。”“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遵义会议上宣告了这条路线的破产。在这个会议上，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因为继续坚持错误，不承认错误，在这种情形下，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瓦窑堡会议，教条告诉我，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不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这是教条主义坚持到最后，也是我的‘左’的错误最后的一次。”他在发言最后说：“今后怎样呢？今后我想只有脱胎换骨，从（重）新作起。脱什么胎？脱小资产革命家之胎。换什么骨？换教条主义之骨，来重新作起。我想在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党中央领导下面作一个党员。”他的发言是坦率的，也是真诚的，得到了大家的谅解。

时任中共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的马文瑞回忆说：“七大开会时我们小组会讨论问题，大家发言都很踊跃。开大会大家去大礼堂参加，开小组会就在西北局机关。”“我对七大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延安整风的成果在七大会议上得到了体现。没有整风，七大也开不好。”

中共七大的方针是团结和胜利。只有团结，才能胜利。只有思想一致，才能团结。5月10日，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对这一点充分肯定。他说：“我觉得这次七次代表大会给我们最大的感动，就是我们党真正地在毛主席领导下面，空前未有地团结起来了：这个团结是在路线上团结起来的，犯错误的同志大多数都有很好的反省，承认他们自己的错误，并力求改正。我们在这次大会上，都同意这个路线，没有一个反对这个路线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稀奇。我过去痛苦的经验很多，对这件事很感动，因为这是我党从来没有的一件事。”这是一个老革命家的肺腑之言。

6月9日，大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过去犯过错误的王明、博古、张闻天、李立三等都当选了，王稼祥没有当选。次日宣布时，毛泽东讲了话：“我要在这里说几句话。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当天，王稼祥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七届二中全会时递补为中央委员）。

6月11日，中共七大顺利闭幕。第二天，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共产党内正式形成。

在大会结束那天，毛泽东致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事情正是这样，人民群众的力量才是无穷无尽、无坚不摧的。远超出人们的预想，七大后只隔了短短四年多时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下万众一心地奋斗，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创立了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历史从此揭开了全新的一页。

结语

回到本文开始时所说：每当历史上发生重大变动时，通常都有一场思想领域内的深刻变化作为先导。

为什么当抗日战争正处在艰苦的生死搏斗中时，中国共产党会下如此大的决心连续几年在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挤时间开展这样一场整风学习运动？中国有句老话：磨刀不误砍柴工。其实，何止是“不误”，应该说把刀磨得锋利了，才能更快更好地完成砍柴的工作。如果不是以短视的眼光来看待，这不仅是值得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人们的行动总是受自己思想指导的。社会意识的变动当然受社会存在所决定，而它反过来又对社会存在的变动起着重大作用。这里，不能忽视传统的作用。传统无法割断，一旦形成后往往又有很大惰性。已经习惯了的观念很不容易改变。当时代需要跨出新的重大步伐时，就得下大力气来突破那些已不适应历史前进的旧传统观念，才能开创出崭新的局面。

想一想中国近代历史，如果没有五四运动以所向披靡之势，破除那些原来长期居于支配地位的种种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又经过反复的争论和比较，那就不可能接受新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不可能在人们头脑里树立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也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中国历史的大转折。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在欧洲产生的。世界各国有着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要实现这个理想就有一个怎样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中国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1930年所著《反对本本主义》中就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他又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毛泽东的办法：切切实实地做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但要把这种思想化为全党的普遍作风并不容易。毛泽东这个极重要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被党内许多人所接受，甚至被讥笑为“山沟沟里哪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他们中有两种人：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一遇到问题只想去找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怎么说、苏联过去是怎么做的，强行要求人们照着去做，而不做调查研究，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是教条主义者，以王明、博古为代表。因为总是用教条主义的词句吓唬人，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来发号施令，因而在党内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给革命造成惨重的损失。它的流毒仍在不少人头脑中存在。王明在1940年重印他那本小册子，就是仍试图从此再起。另一种是仅有一些狭隘的个人经验，遇事不做调查研究，只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或主观的想当然来作判断，闯出不少乱子，这是经验主义者。他们人数不少，很容易做教条主义的俘虏。两者都是主观主义，而教条主义是主要的。这种思想如果处于支配地位，革命是不会取得成功的。中国革命吃这个亏、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在整顿“三风”中，把反对主观主义放在主要地位。前面说过：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者对那些不符合或反对他们那些主观意见的人实行排挤以至打击，倒行逆施，并把自己孤立起来。党八股，就是不对周围复杂的客观事物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只能说些空洞无物或陈词滥调的废话，甚至引人误入歧途。总之，就是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果总是导致失败。但在这种错误观念一旦形成相当流行的传统和习惯时，要纠正它并不容易。

整风学习，正是下定决心从根本上纠正这种状况。它要求学员普遍而深入地学习规定的22个文件，相互交换意见，树立起衡量和判断是非的明确标准，又以相当时间引导大家总结自己的亲身经历，对照检查，弄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怎样能走向成功、怎样会导致失败，改变那些不良的党风、学风、文风，做到解放思想、自我改造。这是延安整风的主旨，是切实有效的。当然，在这样大规模的整风学习过程中，走过的路并不会总是那样平坦，有时也会遇到某些失误，出现某些偏差，使有些同志受到某些伤害，这不必讳言，但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要能正确处理，一时的失误和偏差也可以从反面接受教训，得到提高。一个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应有这样的认识和胸襟。

亲身经历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的陈云，到晚年还深情地说：“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段话有着高度的概括性，反映了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这段历程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多么丰厚的精神遗产。确实，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党内的思想和作风从上到下发生了很大变化，既有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又能细腻地从实际出发，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切实发动并依靠人民群众，从而在四年多后就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是活生生的中国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重温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这段内容丰富的历史，确实可以引起我们的感慨，给我们留下许多珍贵的教益。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中国历史研究院”，原刊于《历史研究》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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