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从这里开始，刚刚结束长征的红军走向抗日前线；从这里开始，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烈焰越烧越旺；从这里开始，一个年轻的政党进一步走向成熟。

      从抗战时期有志之士、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这一现象，看中国共产党何以从西北一隅走向全国、震撼世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延安是革命圣地。延安时期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时期。”

      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集中体现在“两点一存”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随后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也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当时的延安成为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党在陕甘宁地区的革命活动，建立了光照千秋的历史功绩。

      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每一个时代的知识青年往往会率先参与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抗日战争时期的知识青年成长于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环境中，一方面，他们承接了传统读书人“修齐治平”的理想，担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义，经世致用和赤诚报国是他们的普遍追求。另一方面，他们受到西学和“五四”新传统的影响，民主自由也成为他们的普遍追求。因此，这一群体无疑会率先参与爱国与民主的历史潮流，其所去所从是抗战时期先进性所在的风向标。据不完全统计，九一八事变后仅上海一地，学生界先后成立的抗日团体有35个，所组织的抗日集会达67次，发表的抗日爱国宣言、通电达94个。

      陈云同志曾强调，“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谁就可能得天下”，“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抢，国民党抢，我们也要抢，我们抢得慢了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当时，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三方势力都在争夺知识青年，而对比各方面实力，中国共产党都处于弱势，延安的生活也最为艰苦。另外，国民党在通向延安的周围路上封锁、扣留、迫害、驯化知识青年。比如，1939年，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周围驻屯大军二十余万，发动民夫修筑三道封锁线，而于远道北来的青年学生及职军往来人员，或被扣留暗杀，或被监禁于劳动营。可见，通往延安的路上险阻重重。

      即使这样，仅1937-1938年，先后经各种途径奔赴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学者、艺术家以及外国专家、归国华侨等共有6万多人（含到延安的4万多人），远超1937年初中共党员4万多人的总数。另外，抗战时期来华的外国人也有约4200人。这充分证明延安在当时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圣地，更是无数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那么，面对这组数字我们不禁思考，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知识分子要到延安去？首先，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我们全民抗战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正如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工作结束时所强调的，“政治方向对一个党、一个党的组织、一个党员干部来说都极端重要”。其次，当时的延安之所以成为进步青年心中的革命圣地，先进分子心中的民族希望之所在，是因为它的民主平等、团结进步、朝气奋发……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由此焕发的蓬勃生机和磅礴力量。到延安去，是一代热血爱国青年的心灵呼唤。“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

      （作者：王东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博导；来源：宣讲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