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处于危急关头。

五月二十一日，汪精卫指使其驻长沙的反动军官许克祥，发动了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马”是二十一日的代号，因此许克祥叛变事件，称为“马日事变”）。当晚，许克祥叛军向湖南省党部、省市总工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省党校、特别法庭等机关和工人纠察队发动了猖狂进攻，并“查封”了这些革命机关，夺去了纠察队的枪支，放走了在押的全部土豪劣绅等人犯，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自此，长沙陷于反革命的血腥恐怖之中。

“马日事变”后，湖南省各地也先后重演了“马日事变”的惨剧。许克祥派兵袭击了湘潭、常德各县的革命群，将湘潭总工会委员长杀死后，还把煤油注进腹内点火焚烧。广大群众对许克祥叛军这种惨无人道的罪行，恨之入骨，强烈要求向长沙的敌人发起进攻，并提出“打到长沙去，活捉许克祥”的战斗口号。事变之后，许多革命群众从长沙赶到武汉，毛泽东同志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号召他们拿起武器，坚持斗争，保卫革命。柳直荀、杨昭植同志分别在湘乡、湘潭等地发动群众，整顿工农武装。各地党组织和工会、农协，也日以继夜，加紧准备夺取长沙。湘潭县委集合农民自卫军两三千人，千余支枪。韶山特别区党组织，集合农军一千多人，二百多支枪。湘乡组织了军事委员会，将全县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编成湘乡县工农义勇队。长沙县的工农武装，也做了从四面封锁长沙城的准备。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同志，很快组织一支六百余人枪的工农义勇队和持有梭镖、大刀的数万农民自卫军。醴陵县委书记罗学瓒同志，动员了两万农军，筹集了数万斤粮食。衡山农运特派员贺尔康同志，指令全县五百多个乡的农民协会，各派青壮年二十名，带梭镖二十支，到护湘关待命。攸县、茶陵等县，也组织战斗队、宣传队、运输队、破路队，配合进攻长沙。安源铁路工人准备了三个火车头和八十节车厢，以便运载工农战士上前线。株洲特区农协调集缝纫工，赶制农民自卫军的旗帜和绑腿。浏阳、平江、衡山、宁乡、长沙等县农民协会，集中铁匠打制梭镖、大刀。浏阳北盛仓区，奋战七昼夜，制成梭镖、大刀千余件。

据柳直荀同志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写的《马日事变的回忆》中说:“长沙附近数县有一个于五月三十一日进攻长沙的计划，同时屯驻了万余工农义勇队于湘潭近三十里的姜地方。”五月下旬，通往长沙的几条大道，战旗飘扬，梭镖林立。沿途成千上万的男女农民，推着土车，挑着箩筐，为农军运送粮食、弹药。工农战士个个怀着“投镖（梭镖）断流”，“灭此朝食”的胜利信心，直指长沙城下，准备“活捉许克祥，回去过端阳”。这时，长沙已成一座孤城，陷入工农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城内敌人，吓得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

二十九日，集中在湘潭姜一带的农民自卫军，迎头痛击了来犯的许克祥部，揭开了十万农军围攻长沙的序幕。同日，湘潭东区和株洲农民自卫军，在白马垄与敌接火，敌军败退易家湾。三十日，醴陵和安源的工农武装，赶至易家湾，又与叛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集中在姜待命的数万农军，从浏阳东乡至北乡约二百里，络绎不绝地向永安市集中。三十日，抵达黄花市。三十一日，在向长沙进攻时，浏阳工农义勇队和农民自卫军，高举红旗，勇猛冲杀，表现最为坚决勇敢。他们兵分两路:第一路农军由彭兰徽率领，有枪二百余支，从黄花市经东南渡渡河，向小吴门一带进攻；另一路农军由苏先骏率领，有枪四百余支，由永安市经郎犁市河桥渡河，直攻长沙浏阳门及南门口。当时，许克祥叛军在长沙只有一千人枪，是完全可以把敌人消灭的。但是，由于其他各路农军接到了陈独秀发出的“农军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须静候国民政府解决”，强迫工农武装撤退的命令，停止了向长沙的军，从而解除了敌人四面楚歌的困境。由于敌人得到了喘息机会，向攻入长沙的农军进行了疯狂反扑，致使十万农军夺取长沙的战斗，令人痛心地失败了。

十万农军攻长沙这一壮举，是湖南工农群众革命热情异常高涨的表现，同时也是对蒋介石、汪精卫、何键、许克祥之流镇压革命的坚决回击。它以共产党领导农民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的英勇尝试而载入史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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