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  全民有责

在中共早期与国民党进行的斗争中，革命经费的来源有一个最有效的渠道，就是贸易生意。中共隐蔽战线上，一次不经意间的“电商”模式操作，却创造了一个经济上的奇迹，为中国共产党经费补给和战争物资保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恩来创建秘密战线之后，根据我党我军的战略、战术方针，先后建立了三条战线，第一条战线是公开的的统战机构，也承担有情报功能，比如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第二条战线是国统区和敌占区的各级地下党组织；第三条战线就是集经济工作、情报工作、组织掩护于一体的特别机构，多以商贸公司为掩护，也是最为隐蔽、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重大作用的。广大华行就是其中之一。

邮售操作，开启绝密战线征程

快递物流渠道，是现代电商进行商品传递的重要方式，早在一个世纪前，广大华行成立的初期，就使用了这种方式，甚至把竞争对手打得关门停业。

1933年，卢绪章与杨延修、卢绪章、张平（张焕文）、田鸣皋、郑栋林等爱国青年，在上海成立广大华行，主要从事西药、医疗器械业务。成立初期，广大华行的资金不过区区200元，将租用的房子分隔成内外两间，外间作为广大华行办公室，同时在邮局租了个邮箱，用邮售方式开展经营。在今天看来，这种方式，与阿里、腾讯等电商巨头的起步手段和方式对比，确有一番“电商”雏形的感觉。

借助这种方式，卢绪章等人硬是凭着一股热情把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又有了海思洋行、友宁行等牌子，将生意拓展到了昆明、重庆等地，甚至把强大的竞争对手英商合利洋行打得关门停业，广大华行也由此逐步走上了开创中共隐蔽战线经济奇迹的征程。

1936年夏秋之际，卢绪章、杨延修、张平以广大华行主要负责人身份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上海洋行华员联合会”的筹建工作，1937年至1938年间，卢绪章、杨延修、张平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至1941年，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再度遭到严重破坏，周恩来为此重新安排国统区内的党组织，又建立了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此时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的广大华行由党的一般地下机构转为隐蔽最深的地下经济事业和秘密机构，专做地下经济工作，负责为党提供和调节经费。

为此，周恩来也向卢绪章公布了远比一般地下党组织更为严厉的隐蔽措施，比如：断绝与左派朋友的来往、不再发展组织、即使在妻子面前也不许暴露党员身份等。周思来还叮嘱卢绪章：“卢绪章同志，工作环境是险恶的，你这个‘资本家’一定要当得像样，但又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1940年6月，广大华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选出杨延修、卢绪章等5人为董事。

（上图：1940年6月上海广大华行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享誉海外的红色交通线

1943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隐蔽战线领导人在重庆红岩村接见广大华行的杨延修。周恩来亲口交代：“你在白区的工作，你的工作就等于战场上一个师。你就要当好这个资本家。而且要当得很像大老板，要住得很像样。”

广大华行的资金积累与业务发展比预计的要快，杨延修以“大老板”的身份，先后与工商界人士合办了一批企业。为了增加保护色彩，一些国民党军统、中统头目，包括蒋介石侍从室专员等，都被拉进来担任广大华行顾问、董事、监事，并把黄金、美钞、金圆券都存在广大华行，广大华行则给他们很高的利息，成为有一定实力的大企业。

1944年，周恩来指示广大华行“要不失时机地大力开展中美贸易”。卢绪章决定派党员舒自清以蒋介石妻弟、国民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创办的“生产促进会”名义去美国开展国际贸易，得到周恩来的批准。1945年6月，广大华行美国分行正式开张，随后就与施贵宝公司签订了正式合同，将购进的10万美元盘尼西林和其他药品，包了专机运回国内。广大华行美国分行很快在纽约崭露头角，还在钢铁、化工、机械等商贸领域有所延伸，美国厂商也纷纷上门接洽业务，后来还与杜邦、摩根等财团有了业务往来。广大华行美国分行也因此名声大振，入驻纽约华尔街120号。1946年是广大华行业务最为兴盛的一年，实现账面净利近百万美元，除了各类物资，这一时期的广大华行还为中共中央南京局等党组织提供了更多的活动经费。

此时广大华行已经在昆明、成都、西安、贵阳、桂林、衡阳、兰州、汉口、天津、香港、台湾、青岛等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并将业务向东京、印度、伦敦、南洋等地拓展，成为了一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企业。

隐蔽战线三线机构的重要载体

抗战胜利前，卢绪章就有计划的布置广大华行重返上海的有关事宜。抗战胜利后，杨延修以国民党上校头衔及上海市卫生局接收员身份抢先赶回上海，以低价承租了上海外滩一号（中山东一路1号）亚细亚大楼底层，作为广大华行从重庆迁回上海后的办公地点。当时黄金差价是：重庆便宜，上海贵。杨延修凭借特殊身份频繁往来重庆与上海之间，通过买卖黄金来套汇。广大华行一下子就挣了很多钱，为党筹措了大量资金。广大华行迁回上海，并在广州、天津、汉口和香港、台湾等地增设分行。

当时，由于国民党实施经济统制政策，对外贸易、外汇管理以及农矿产品等均受政府统制，官僚资本盛极一时，不断挤压民间经营者的生存空间。党组织和卢绪章都明白，如果没有上层官僚的庇护，广大华行将难以做大做强。

经上级同意，卢绪章放下身段，装出笑脸，逢迎权贵，结识了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组主任毛庆祥、专员施公猛、军统局少将梁若节、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卫生署医药司司长俞松筠、药政处处长曹志功等一帮官员。在这帮官员的支持和引荐下，卢绪章当上了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结交了陈果夫，与他合作建制药厂，陈果夫亲任董事长。由此，广大华行虽然不时受到特务怀疑，但在陈果夫等人的“庇护”和卢绪章的运作下，始终能够平安运转。广大华行也成了中共便于掩护交通、情报及经济工作的三线机构的重要载体。

利用这种特殊的保护，"广大华行"多次掩护中央领导和地下党领导来往于根据地和国统区，向根据地秘密输送情报和大批急需物资，给党的第一线、二线机构和延安送去了大量经费。这些现金用麻袋装好，到了深夜再由秘密交通员取走。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广大华行及其附属机构在国内支持敌后运动的使命基本结束。中共上海局审时度势，决定把广大华行的业务重点南移香港。1948年10月初，由周恩来引见，毛泽东接见卢绪章，并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工作。1948年11月，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卢绪章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要求，结束广大华行国内分支机构，广大华行并入华润公司，党外人士的股份一律清退，而党员所持股份和红利等一律上交党组织。

1980年有一部很红的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题材和电视连续剧《潜伏》类似，卢绪章和杨延修也正是这部影片主角的原型人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绪章历任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国家旅游局局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顾问，是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杨延修，解放后长期在沪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市政协副秘书长、爱建公司董事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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