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外来移民类型的变化，美国的排外主义情绪不断增长和蔓延。1892年的霍乱疫情似乎为排外主义者宣泄自身对外来移民的不满提供了绝佳契机。美国各大媒体对国外霍乱疫情大肆渲染，导致民众对东南欧移民的恐惧不断加深，自然从心理上产生了排斥他们的情绪。
约翰·利奇 《霍乱滋生之地》
1892年纽约霍乱是19世纪末美国出现的一场传染病疫情。与美国之前爆发的霍乱疫情相比，这次疫情不仅感染人数少、传播范围小，并且很快得到有效控制，造成的社会危害有限。然而，这次疫情防治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显著特点，即疫情期间纽约港的检疫工作区别对待外来移民和归国观光客，同时疫情防治还成为疫情过后排外主义者主张禁止外来移民入境的重要借口。因此，从移民史的角度来研究这次疫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关于美国限制外来移民政策的研究不断涌现。它们重点考察美国排外主义的演进历史，探究限制外来移民政策的动机、依据以及具体实施情况。1892年纽约霍乱疫情的防治是美国排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插曲，自然也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学者霍华德·马克尔认为，疫情期间美国的检疫政策主要是将东欧犹太移民作为重点检疫对象，同时反犹主义也推动了疫情过后美国限制外来移民政策的提出。学者内奥米·路易关注的是，联邦政府在1892年纽约霍乱疫情期间如何强化自身在管理检疫和移民问题方面的权力。前者将疫情期间的检疫政策和疫情过后移民限制政策提出的动因归结为反犹主义，事实上当时美国针对的不是特定移民群体，而是所有外来移民；后者也未能系统阐明移民问题是如何嵌入到1892年纽约霍乱疫情的治理。这两种看法没有涉及这次疫情与排外主义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有鉴于此，本文将考察美国社会缘何将外来移民描绘成霍乱传播者，并讨论疫情期间美国对外来移民的检疫政策，分析排外主义者如何利用公共卫生议题制定移民限制政策。
一、霍乱之源：疫情背景下
美国社会对外来移民的形象塑造
19世纪期间，美国主流社会对外来移民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世纪中期以前，绝大多数美国民众主张广泛吸收外来移民，肯定后者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贡献，同时对“熔炉论”深信不疑，表示有信心同化外来移民。然而，当外来移民蜂拥而入时，不少美国民众意识到其中潜在的危险，开始产生不同程度的担忧和恐惧。19世纪80年代，美国外来移民的类型发生显著变化。1880年以前，入境移民主要来自英国、德国、法国和爱尔兰等西北欧国家，而在此之后，移民主要来自俄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波兰等东南欧国家。这些“新移民”往往生活更加贫困，基本信奉天主教和东正教，文化程度较低，难以融入美国社会。随着外来移民类型的变化，美国的排外主义情绪不断增长和蔓延。1892年的霍乱疫情似乎为排外主义者宣泄自身对外来移民的不满提供了绝佳契机。1892年，一场霍乱疫情席卷整个欧亚大陆。6月中旬，俄国成为霍乱肆虐的重灾区。数据显示，当年俄国的霍乱感染者数量达到惊人的62万例，死亡人数超过30万。随后，印度西姆拉、伊朗德黑兰以及德国汉堡等重要城市也相继爆发严重的霍乱疫情。鉴于欧美之间频繁的人员流动，尤其是外来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社会密切关注欧洲霍乱疫情的进展。面对霍乱威胁，不少美国媒体呼吁禁止外来移民入境，并将他们描绘成霍乱传播者。8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即使俄国没有爆发霍乱疫情，我们也不需要这些移民。若没有他们，本国无疑会更好。然而，当前存在一种危险，即这些移民将带来瘟疫，导致死者无数，酿成惨重的经济损失，他们显然应该被禁止入境，所有可资利用的法律都应拿来阻止这些危险移民前来。”8月29日，《纽约时报》的头版文章再次强调：“面对霍乱可能引发的未知风险，若阻止愚昧的俄国犹太人和匈牙利人前来避难，美国的处境会更好些。……当前情况下，他们严重威胁本国国民健康。即便他们通过检疫，安居后的生活方式也总是令他们成为危险之源。必须记住，霍乱源自这个人类的无赖群体。”9月1日，一篇名为《唯一的安全之道》的社论更是直言不讳地写道：“俄罗斯移民和波兰移民正在欧洲大陆大规模西进，每月成千上万的人从汉堡和勒阿弗尔赴美，他们极度肮脏且可怜无知，适合成为霍乱细菌传播的理想媒介。”此外，一些漫画也将外来移民刻意丑化，将他们与霍乱联系起来。美国各大媒体对国外霍乱疫情大肆渲染，导致民众对东南欧移民的恐惧不断加深，自然从心理上产生了排斥他们的情绪。外来移民的“霍乱传播者”形象看似具有一定的医学依据。1883年，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曾在埃及和印度调查当地的霍乱流行情况，发现霍乱是由一种形如逗号的霍乱弧菌引起的，该菌可通过水﹑食物和衣服等途径传播。当时，美国社会对于霍乱的最新医学知识并不陌生，绝大多数人相信霍乱是一种输入性疾病。《纽约时报》9月4日刊登的一篇相关简讯称：“很久以前，科赫医生已发现霍乱细菌，但尚未找到治疗之法。这是一种形状弯曲的细菌，像是圆圈的一部分，小脑袋在末端。根据形状，他将其命名为‘逗号弧菌’。”基于新的医学发现，不少美国民众相信，外来移民往往愚昧无知且肮脏不洁，是霍乱弧菌的理想宿主，其中来自霍乱流行地区的移民最有可能将霍乱弧菌带到美国。其实，外来移民绝不是唯一与霍乱有关的社会群体，归国观光客同样也潜藏着传播霍乱的危险。然而，多数美国民众要么对后者不置一词，要么认为他们具有良好的卫生习惯，绝不会传播霍乱。显然，这些美国民众更愿意指责外来移民是霍乱传播者，而非归国观光客。外来移民之所以被污名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方面，外来移民的涌入不可避免地造成就业市场饱和，压低美国工人工资，同时也给美国带来不小的社会负担。1888年9月11日，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发表的演说，对此做了生动阐述。他指出：“早期历史上，我们的公共机构通常欢迎外来移民，拓荒者期待比印第安人更友善的邻居，那时劳工短缺，且工作机会多。不过，那段光景已然逝去。我们会继续向合适的移民敞开国门，但不必再特别邀请他国民众来到本国或成为本国公民。”1892年《关于赴美欧洲移民的报告》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外来移民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份报告宣称：“当前，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矛盾不断恶化。我们应该像对付军队或瘟疫一样，阻止这群人大规模涌入。失业工人的惊人比例以及精神病人、贫困者和罪犯的人数增长都可追溯到外来移民，而不是其他来源。为了促进公共福利，绝对有必要采用一套更好的筛选程序。”在就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经济因素很可能是外来移民被诟病为霍乱传播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外来移民，特别是东南欧移民被认为难以同化，对美国社会的正常运行构成威胁。1892年，美国劳动骑士团领袖特伦斯·鲍德利(Terence Powderly)毫不讳言地指出，大量涌入的外来移民致使美国的自由正在消失殆尽。哈里森也持类似观点，他宣称：“我们有责任排斥异族，保卫美利坚文明，他们与本国民众的同化既不可能，也不可取。”需要注意的是，在所有移民群体中，东欧犹太人令美国民众尤为担忧，即使对于已归化的犹太裔美国人而言也不例外。1892年底，《烛台》(The Menorah)杂志发表了犹太裔美国人威廉·斯派格(William Sparger)的激烈言论：“如果这些俄国难民，像其少数先辈一样，在本国宣扬类似亚洲式的哈西德主义，压榨、迫害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无知很可能令他们成为美国犹太人机体上的毒瘤，迅速吞噬美国社会有机体的血液。只要他们为数不多，就不会对美国犹太人机体构成威胁。”显然，由经济和文化因素引发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不少美国民众将外来移民描绘成霍乱传播者的内生动力，外来移民成为美国霍乱疫情扩散风险的“替罪羊”。综上所述，面对霍乱威胁，不少美国民众基于经济利益考虑，同时受排外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驱动，将外来移民描绘成“霍乱传播者”。外来移民的“霍乱传播者”形象不仅深刻影响着随后美国应对纽约霍乱疫情的检疫工作，而且成为疫情过后美国排斥外来移民的重要借口。
二、“驱逐霍乱”：疫情期间
纽约港对外来移民的检疫
19世纪末，欧美之间的人员往来更加频繁，经贸联系日益密切，这有助于双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不过也带来了潜在风险，为疾病在两地之间的迅速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1892年8月23日，德国汉堡市政当局宣布当地爆发霍乱疫情。汉堡是当时全世界最繁忙的国际港口之一，也是多数欧洲移民和归国观光客启程赴美的重要港口之一，美国面临霍乱输入的危险。作为美国最大的港口，纽约与欧洲港口之间的人员经贸往来最为频繁，它的关税岁入超过联邦政府年度财政收入的半数，且不少于四分之三的外来移民从这里入境美国，因此相比美国其他地区，纽约面临更大的霍乱威胁。面对欧洲严峻的疫情形势，纽约港率先采取了预防措施。8月26日，纽约港检疫部门负责人威廉·詹金斯(William Jenkins)发布纽约港卫生检疫条例，要求将所有来自疫区港口的轮船或承载来自疫区统舱旅客的轮船扣留3～5天，以便进行检疫。此外，他还建议美国驻外领事对赴美移民展开彻底的卫生检查，对来自疫区的移民至少隔离5天。这里有必要对“统舱旅客”进行解释。根据旅客所购买舱位的价格和类型，船舱分为一等客舱、二等客舱和统舱，旅客也随之分为客舱旅客和统舱旅客。一等舱和二等舱票价不菲，它们空间宽敞，卫生饮食条件较好；统舱票价便宜，里面多是通铺，环境恶劣，通风不良。这一时期，越过大西洋赴美的统舱旅客往往是生活贫困的移民，客舱旅客则多为富裕的归国观光客。由此可见，无论是8月26日的纽约卫生检疫条例，还是詹金斯的建议，均将来自疫区的外来移民作为重点检疫对象。詹金斯所持的理由显然是他相信外来移民乃是霍乱的传播者，用他的原话来说：“霍乱的流行史表明，卫生饮食条件好的客舱旅客从未传播霍乱；霍乱总是出现在统舱旅客之中，必须时常提醒他们保持卫生。”尽管詹金斯的说法未必属实，但却成为对外来移民实行严格检疫的最好借口。9月1日，哈里森总统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他要求海洋医院服务部(Marine Hospital Service)主管沃尔特·怀曼(Walter Wyman)发布一份名为《防止霍乱输入美国的移民检疫管制》(Quarantine Restrictions Upon Immigration to Aid in the Prevention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holera into the United States)的公告，公告指出：“除非经过为期20天的隔离检疫，任何来自外国港口且承载移民的轮船不得进入美国港口，州政府在特殊情况下可延长检疫期限。”如果说詹金斯的检疫主要针对来自疫区的外来移民，哈里森则将检疫范围扩大到所有外来移民。若从20天检疫令产生的影响来看，它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阻止外来移民入境。经营移民运输业务的轮船公司对此洞若观火。汉堡—纽约邮船公司的一位代理人表示：“按照字面意思，它适用于所有欧洲港口，我们将彻底失去移民生意，这会带来不赀之损，移民生意的月利润是10万美元。汉堡如今已不存在统舱运输生意。” 9月2日，《纽约时报》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总统通过间接但却有效的方式阻止了外来移民。”面对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哈里森发布20天检疫令固然是将检疫作为争取选票的筹码，通过对外来移民实行较长时间的隔离检疫，抬高运输成本，迫使轮船公司停止向美国运送移民，进而争取排外主义者的支持。不过，就疫情治理本身而言，哈里森也相信移民是霍乱传播者，阻止移民入境是有效预防霍乱输入的最佳办法。联邦政府的20天检疫令遭到詹金斯的反对。检疫令发布次日，面对联邦政府涉足纽约港检疫事务，詹金斯向纽约市代理司法部长约翰·霍根(John W．Hogan)询问自身在检疫方面的职权和责任，后者的回复是詹金斯可根据自身判断决定检疫时长，不必顾忌总统声明，这就成为詹金斯不奉行20天检疫令的依据。马克尔深入分析了詹金斯反对联邦政府检疫公告的动机，认为主要源自三个方面：其一，在詹金斯看来，纽约港的检疫权力属于纽约港卫生官员，而不是联邦政府；其二，坦慕尼厅和纽约民主党控制纽约检疫站就意味着间接掌控纽约港的进出口贸易，作为坦慕尼厅代理人的詹金斯自然不允许联邦政府染指这个重要领域；其三，虑及其个人荣誉。詹金斯能够成为纽约港卫生官员的重要原因是依靠裙带关系，面对媒体对其能力的质疑，他急于证明自己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不需要联邦政府指手画脚。马克尔的观点不见得完全正确，但联邦权力与州权之间的冲突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詹金斯的抵制政策很快为人诟病，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指责，加之财政部长查尔斯·福斯特(Charles Foster)、怀曼以及纽约政客理查德·克罗克(RichardCroker)纷纷要求他做出让步，詹金斯最终同意遵守20天检疫令。在纽约港检疫的具体实施方面，詹金斯曾向米切尔·普鲁登(T.Mitchell Prudden)等美国著名细菌学家咨询。普鲁登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菌学实验室主任，作为科赫的第一个美国学生，他是将细菌学方法介绍到美国的先驱。普鲁登建议采取宽松的检疫政策，隔离霍乱感染者即可，不必大规模隔离外来移民，同时严格开展医疗检查。不过，詹金斯不仅未采纳他的意见，而且在执行检疫时区别对待不同身份的旅客，处处显示出对客舱旅客的优待以及对外来移民的严苛。诺曼尼亚号(Normannia)是一艘既载有客舱旅客，又载有统舱移民的轮船，纽约港对船上乘客的检疫提供了观察检疫工作的生动案例。诺曼尼亚号是轮船巨头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安排在汉堡—美国航线的新型轮船，建造于1890年，拥有双螺旋桨，重8242吨，长500英尺。它于9月3日黄昏抵达纽约港，载有267名头等舱旅客，237名二等舱旅客，555名统舱旅客和320名船员，其中2名客舱旅客疑似死于霍乱；统舱有3人死于霍乱，另有4例轻症霍乱病例。
就检疫时长而言，诺曼尼亚号上统舱移民的隔离检疫期是20天，而客舱旅客为14天。从检疫地点上看，统舱旅客先后被带到霍夫曼岛(Hoffman Island)和洛营地(Camp Low)隔离，而客舱旅客则被直接安置在船舱或旅馆中。倘若按照詹金斯的本意，他会批准客舱旅客入境，只是碍于公众异议，才不得不妥协。对此，他曾不加掩饰地说道：“在检疫历史上，客舱旅客从没有带来过霍乱。纽约当时陷入恐慌，卫生局十分忧惧，若是我允许客舱旅客登岸，势必遭到反对，恐难有结果。……我决定隔离所有受感染的轮船及船上人员，但确信客舱旅客中间不会出现病例，他们待在轮船上比我能提供的其他地方更加舒适。”这种区别对待的理由貌似堂皇，实际上包含着对外来移民的排斥。客舱旅客的检疫期较短，隔离环境较好，然而他们仍对检疫颇为不悦。一个名为巴兰坦(S.L.Ballantine)的女性客舱旅客在致丈夫的信中表示，客舱并未出现霍乱病例，所以对客舱旅客实施隔离检疫是极不公正的，她强调：“对于野蛮国家而言，实施隔离检疫意味着将外来移民拒之门外，但信奉基督教的美国应该对这个词有着不同的定义。”另一名客舱旅客帕尔默(A.M.Palmer)在9月6日向友人罗伯逊医生抱怨，隔离在诺曼尼亚号的客舱旅客众多，故而未能有效开展轮船消毒，卫生部门应先将他们转移到安全之地，待轮船经过彻底消毒后，再将他们迁回船上，否则难以保证客舱旅客安全。尽管客舱旅客对检疫感到不满，但他们却享受着比统舱旅客更加优越的隔离环境。如果充分了解统舱移民面临的隔离环境，客舱旅客就应该停止抱怨。霍夫曼岛位于下湾，占地约2英亩，是隔离统舱移民的主要地点。疫情期间，纽约商会医学顾问委员会对这里展开过调查，结果显示该岛的卫生条件难以满足基本的隔离检疫要求，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岛上饮用水的水龙头距水槽底部很近，而水槽里又不时堆积着腐败食物，饮用水易被污染；二是淡水短缺，即使清洗衣物也不得不使用海水。同时，由于厕所数量不足，岛屿周边的海水已被粪便污染；三是岛上的建筑物未经彻底清洗和消毒。有鉴于此，该委员会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人群安置之法，正在极度恶劣的卫生状况下得以运用。……在管理者看来，像对待牲畜一样对待这些人已属公平，因为他们天生不讲卫生，肮脏不堪，习惯被像野兽一样对待。”可见，检疫部门将客舱旅客隔离在轮船或旅馆，却将统舱移民隔离在霍夫曼岛等不毛之地，显然是优待客舱旅客，苛待统舱移民。对于这种现象，记者阿伯拉罕·卡汉(Abraham Cahan)形象地描述道，客舱旅客“大声疾呼自身不得不忍受的痛苦，以致整个富裕阶层都在为他们的困境哭泣哀号。所有人都呼吁怜悯富人，为他们的检疫提供更多便利。当富人呼叫时，一呼百应。富裕的头等舱旅客入住高档旅馆；而穷人则在地上支起帐篷，搭起床铺”。这里的“富人”指的是客舱旅客，“穷人”则是统舱移民。面对传染病威胁，优待客舱旅客，苛待统舱移民暴露出排斥外来移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总体而言，纽约港的检疫工作效果显著。从1892年8月31日第一例霍乱感染者输入到10月14日霍乱疫情结束，纽约市内霍乱感染者总数仅为10人，这至少表明纽约港的检疫工作有效地阻止了霍乱输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纽约港检疫取得的显著成效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外来移民为代价的。据统计，44名外来移民在隔离期间死于霍乱，如果及时医治的话，他们可能会幸免于难，但隔离期间恶劣的生活条件成为加速他们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次霍乱疫情在纽约持续的时间不长，1892年10月中下旬，纽约霍乱疫情结束，美国社会的恐慌也随之烟消云散。不过，防止霍乱再度来袭仍是美国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尤其是考虑到次年将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哥伦布纪念博览会(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美国总统和部分国会议员迅速抓住这个天赐良机，试图利用这项公共卫生议题，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11月4日，哈里森再次授权实施20天检疫令。如果说哈里森在9月份实施20天检疫令主要旨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那么在未面临霍乱威胁的情况下，新检疫令的实施则显然有着其他考量。11月8日，《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隐晦地将新检疫令与总统选举挂钩。作者写道：“在总统大选前夕重新实施这项命令，颇具政治意味。”北德意志劳埃德航运公司(North German Lloyd Steamship Line)的纽约代理人古斯塔夫·施瓦布(Gustav Schwab)则是直接扯下了新检疫令的面具，直言：“这不过是试图将外来移民挡在美国国门以外，纯属无稽之谈。把犯罪者、残障人士、盲人和无行动能力者等不合适之人拒之门外合情合理，对于现有法律也是轻而易举之事，但是联邦政府以预防霍乱输入为名，阻止移民入境极为愚蠢。”1892年总统年度咨文关于移民政策的论述似乎恰好为施瓦布的看法提供了佐证。哈里森指出：“我们要特别留心本国港口输入传染病，原因在于拥挤的统舱轮船会从欧洲带来数量庞大的外来移民，统舱环境使其大多容易成为瘟疫的受害者。……我认为，我们不仅有权将邪恶之徒、无知之辈、扰乱社会秩序者、穷人以及契约劳工拒之门外，对民众也负有这项义务，同时还要实施更严格的限制，排斥如洪水般涌入的外来移民。”总之，在未直接面临霍乱威胁的情况下，哈里森总统继续实施20天检疫令显然是以霍乱的名义排斥外来移民，其目的不仅是降低外来移民给美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是为了在总统选举中争取排外主义者的支持。除哈里森之外，部分国会议员也试图利用公共卫生议题来调整移民政策，代表人物是参议院移民委员会主席威廉·钱德勒(William E．Chandler)。1892年12月初，钱德勒向国会提交一项议案，内容是从1893年3月1日起在一年内禁止外来移民进入美国。在国会，他先后援引了多位医生的观点，论证这项议案的合理性。这些医生大多强调外来移民乃是霍乱传播者。外科医生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认为：“霍乱病菌可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繁殖和传播，比如肮脏的旧衣服。因此统舱旅客及其私人物品为霍乱病菌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而且，相较于普通旅客，外来移民在外国港口更容易接触到霍乱病例。由此可见，与其他已知的传播方式相比，外来移民更有可能传播霍乱。”医生莎士比亚也表示：“我要强调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除非是由运载污秽之人的欧洲船只输入，不然霍乱从未传播到北美洲的大西洋海岸。我反复指出，当欧洲出现霍乱流行，只要这个阶层的人继续前来或移民，本国就会面临霍乱的威胁。”显然，根据钱德勒采纳的证词，这项排斥外来移民的议案似乎完全是为了阻止霍乱输入美国。作为参议院移民委员会主席，钱德勒的真正动机并不在此，禁止外来移民入境主要是为了消除外来移民给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争取部分选民支持。钱德勒在为这项议案辩护时，无意间流露出他的真实目的。他强调：“我们不能顺利同化来自这些地区的无知堕落的人类。……要维持美利坚文明的高度秩序必须驱逐他们。更重要的是，为了使本大陆聪慧的雇佣工人受益，就必须消除这些障碍。美国是一个高工资的国家，为了合法选民的富裕和品格，我们希望它将长期成为一个高工资的共和国。除非勇敢地将那些最近蜂拥而来的不受欢迎的移民赶走，否则美国就不可能保持这种状态。”如果注意到钱德勒同时提交的另一项题为《对赴美移民实施额外规定的议案》(A Bill Establishing Additional Regulations Concerning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禁止移民入境的意图就更加不言自明。该议案规定以下四类外国人不得进入美国：一是具有身体行动能力，年满12岁却不会使用母语读写者；二是抵达美国后，缺乏足够资金支撑2个月开销的个人或家庭户主；三是失明者、残疾者或四肢不全者等全部或部分失去体力劳动能力者，除非他们能够证明不会成为社会负担；四是犯罪者。对于钱德勒的真正用心，公共卫生专家约翰·肖·比林斯(John Shaw Billings)指出：“许多人认为当前是阻止外来移民来到本国的最佳时机，因为我们已拥有足够多的外来移民。他们利用霍乱输入的危险作为支持自身行动的依据。其中有些是务实的政治家，相信这样有助于获取所谓的劳工票。”比林斯这段话可谓鞭辟入里，一针见血。这项议案并未得到广泛支持，持异议者从不同角度予以驳斥。部分持异议者认为归国观光客也是霍乱的潜在传播者，同样蕴藏着输入霍乱的风险。参议员罗杰·米尔斯(Roger Q．Mills)强调：“细菌可通过货物传播，它既可藏身在头等舱旅客的衣物，也可以潜藏于统舱旅客的衣物，瘟疫不是一个趋炎附势者。……本国富庶杰出之人与地位低微者一样都会染病。”参议员多尔夫(Dolph)也表示，霍乱既可能从统舱，也可能从客舱进入美国。显然，在他们看来，只禁止外来移民入境难以有效发挥阻止霍乱输入的目的。另有持异议者强调严格检疫措施对于防止霍乱输入的显著效果。美国进口商奥斯卡·斯特劳斯(Oscar Straus)指出，检疫制度越完备，检疫设施越齐全，贸易遭受的限制和损失就越少。是否允许外来移民进入本国与对轮船、货物和旅客实施哪类检疫和卫生检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北达科他州参议员亨利·汉斯布鲁(HenryC．Hansbrough)同样坚决反对禁止外来移民入境的议案，他表示：“检疫颇具威力，不仅可以有效控制霍乱，而且可以令它像州和市政当局治理天花和白喉那样迅速消失。”他们的言下之意是应采取严格的检疫措施，而不是通过禁止移民入境的方式来预防霍乱。另外，外来移民在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也受到高度赞誉。参议员麦克弗森(Mcpherson)指出，禁止外来移民入境“意味着将成千上万有价值且令人满意的移民拒之门外”。施瓦布强调外来移民不可或缺，因为禁止或严格限制入境将导致外来移民不再到来，而本国的资源开发、铁路建设、矿山开采、森林清理等重要工作显然离不开他们。或许汉斯布鲁从更深层次阐明了外来移民的价值。他说道：“如果我们希望实现快速发展，就不应拒绝外来移民。他们是令商业和金融世界正常运转的人类机器的必要组成部分。……他们是社会基石，修建了我们的铁路，开发了我们的矿藏。”可见，这些持异议者主要是不愿见到禁止外来移民入境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由于遭到强烈反对，钱德勒的议案被搁置。不过，面对可能卷土重来的霍乱疫情，大多数国会议员最终在1893年2月15日通过了《授予海洋医院服务部附加检疫权力和附加责任的法案》(An Act Granting Additional Quarantine Powers and Imposing Additional Duties upon the Marine Hospital Service)。这项法案完善了美国的检疫流程和国内外卫生信息收集制度，强化了联邦政府对于检疫权力的控制。特别是第八款规定，若州当局将州检疫站的建筑和消毒设备转交联邦政府使用，可得到一笔由后者支付的使用费。这一规定是以经费为诱饵，促使州当局将检疫权力转交联邦政府。联邦政府检疫权力的强化有利于在全国制定和执行统一有效的检疫措施，以应对各类传染病疫情。需要注意的是，钱德勒等排外主义者的部分要求也被吸纳进这项检疫法案。法案第七款规定，面对霍乱等传染病的威胁，总统有权下令在特定时间内完全或部分禁止与某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员往来，这显然是对排外主义者做出的让步和妥协。
结 语
19世纪，外来移民在美国屡屡成为霍乱等传染病疫情的替罪羊。面对疫情，不少美国民众到处散布外来移民的闲言闲语，甚至对后者口诛笔伐。他们借助于向外来移民施加语言暴力，克服对传染病的集体恐惧。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他者”的外来移民往往被描绘成肮脏卑劣之徒，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人均被视为卫生高雅之辈，也就是说，美国民众在将外来移民描绘成替罪羊时，也正在从卫生领域打造美国的国家身份认同。与以往不同的是，1892年霍乱疫情期间，美国社会针对外来移民的态度已由语言暴力走向政治行动。19世纪后半期，外来移民涌入的负面影响不断凸显，美国主流社会对于他们的态度急转直下，从主张广泛吸纳走向严格限制，排外主义者不断制造限制外来移民的理论依据，并丑化外来移民的形象，以争取更多美国民众和政策制定者的支持。在这种大背景下，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为排外主义者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面对1892年的纽约霍乱疫情，排外主义者鼓动媒体夸大和渲染霍乱疫情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危害，刻意制造外来移民的污名，为后者塑造出霍乱传播者的形象，以达到制定限制外来移民政策的目的，这反映出19世纪末美国社会日益高涨的排外思潮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公共卫生事件成为排外借口的情况在此后也时有发生。1900年旧金山爆发的鼠疫引发了美国的排华浪潮，旧金山卫生当局专门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唐人街华人的歧视性措施，趁机驱逐华人。最近的典型案例是，面对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4月22日签署了有效期为60天的新移民禁令。他在推特上表示：“鉴于无形敌人的攻击，以及为了保护我们伟大的美国公民的就业，我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暂时叫停向美国移民。”可见，排外情绪从未在美国社会消失，一旦有可乘之机，便会卷土重来。然而，传染病疫情显然不足以单独作为排斥外来移民的可靠依据，自然会遭到异议。钱德勒提交的议案未获通过便是赞否双方角力的结果，显然是持异议者占据了上风。参议院传染病委员会主席、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伊沙姆·哈里斯(IshamHarris)的言论为此提供了生动的脚注。1893年1月1日，他在《纽约时报》上公开宣称：“我会投票反对，也很乐意投票反对它。移民问题是个大问题，而卫生仅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不能像钱德勒参议员的议案那样，仅仅从卫生方面考虑。”哈里斯道出了多数议员反对钱德勒议案的主要原因，但并未彻底否定疫情与排斥外来移民之间的关系。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大国，一旦境外再次发生严重疫情，美国政府还会故伎重施，必然会以疫情为由将外来移民阻止在疆域之外，以保证美国不受疫情之扰。至于这种做法是否会达到预期目的，则另当别论。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号，原载《史学集刊》2020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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