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一统天下之前，施行的是法家治国。而其他六国，则各自有一套严谨的宗法礼制制度。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礼崩乐坏，以至于孔子也发出“郁郁乎文哉！我从周。”由于原来不同的国家必然有不同的文化思想和不同文化的信仰，现在六国一时被秦国征服，被秦国统治，但是在文化和信仰方面却无法认同。在一统天下之前和一统天下之后，国家主体发生变化。原来的秦人只是秦人，后来的秦人还包括了燕人、楚人、韩人等人，主体变化了，文化思想和信仰自然很难通过暴力手段彻底“统一”。孟子说，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完成国家大一统并不表明国家就长治久安。因为秦国到秦朝，改变的不仅仅是国土面积和人口的增加，更是一个国家体制的升级和文化的融合。作为刚刚立国的秦朝，可以说是百废待兴，而尤以国家认同感为首。吕思勉说，当始皇之世，是统一之初，六国遗民，本来不服。而此时也无治统一之世的经验。不知天下安定，在于多数人有以自乐其生。但是，秦始皇却恰恰忘记了这一点，显然没有做好完成大统一国家的思想准备，即塑造和培养国家认同感和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事实上，经过几百年的春秋洗礼，天下各诸侯国历经数百年的分裂，早已诞生出不同的文化风俗。而文化的长期分裂，使得各国之间形成各自封闭的文化壁垒，华夏文明已各自形成几十个相对独立的共同体，人们天然地把自己定性为某个国家的人，你是秦人，我是楚人、齐人等。原有的国家不存在了，必然滋生出六国中的亡国亡家的家仇国恨。
现在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而六国的内心隔阂消弥和思想融合却需要一个塑造和融合过程。体制上完成统一，但是人民思想还处于分离状态。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想要迅速获得认同，并将文化、体制、统治模式各异的六国融为一体，显然不是短时间内能做到的。尤其是对于原来七雄中实力最大的楚国来说可能最不认同，楚地可能是统一后秦国最大的忧患，所以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应该说，秦始皇也看到了这一点。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进行了五次巡游活动，其中有两次到达了楚地。因为秦始皇知道，自己在有生之年无法震慑楚人，那么他身后的秦国也将岌岌可危，所以他要通过东巡树立大秦帝国的威信，让楚人彻底臣服。秦始皇为彰显自己的威严和荣耀，巡视楚地的人马浩浩荡荡又极其威仪。然后又极力镇压“东南天子气”，把楚国原来的地名都更改了，又挖掘了楚国祖先的坟墓，破坏他们的陵寝、断绝他们的地脉根脉，企图通过这些破坏性的手段来镇压“天子气”。但是，秦始皇的巡游在楚国却产生了两种态度、两种效果：一种是平民刘邦面对秦始皇的威严气势大为震撼，非常认同，“大丈夫当如此也。” 而对贵族项羽却是另一种效果，当项羽目睹着仪仗万千威风，却大胆说出：彼可取而代之。
所以，当陈胜吴广的“张楚”政权拉起旗帜，原来的六国马上到处都飘扬着响应的声音，旧政权纷纷恢复。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说，遽然勃兴的国家，如同自然界迅速滋生长大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不能够根深蒂固、枝丫交错，一旦遇到一场狂风暴雨就把它摧毁。秦始皇曾尝试以柔和手段促进文化融合，可惜最终以失败告终。为了使天下真正得以统一，秦始皇不仅全面推行郡县制，并通过一系列法令促进文字、度量衡、货币等方面的统一来促进国家一统。但由于天下长期分裂，各国文化、政治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新政推行极为困难。于是，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 “焚诗书”建议。从古至今，凡是说到秦始皇的“暴政”，大多数人都会想到“焚书坑儒”事件，但恐怕很少有人能搞清楚，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根本原因。“焚书坑儒”其实可以分为“焚诗书”、“坑儒生”两个独立事件。就其焚诗书来说，其实是秦文化与战国六雄文化的剧烈冲突，是秦始皇尝试文化融合失败后所采取的激烈手段。
尽管秦王朝灭亡的致命原因在于国家治理上的“强国弱民”，造成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参见《周 文：大秦帝国为何灰飞烟灭》）。但也不可否认，在文化上，也正是“焚诗书”这一举措，让秦始皇走向极端化，不是通过文化融合而是通过简单粗暴的文化毁灭去实现对统一的认同，结果让仇恨的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最终酿成熊熊大火，加速了秦朝的轰然崩塌。
后来的汉朝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始终坚持汉承秦制。因为汉朝的统治者知道，想要彻底改变文化分裂局面，必须要找到一种治国理政的文化融合新思想，这种新思想能较好地体现包容和中庸，并且要用这个新思想来加强中央集权，形成政治与文化的融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董仲舒应运而生，结合了道家、阴阳五行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主张，由此更好地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于是，孔子的人本精神、家人亲族团结、克已复礼和孟子的人本精神与国本精神结合，一同构成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如黄仁宇说，对重造中国帝制体系最有实质贡献的就是所谓的胡人夷人。后世儒家思想统治中国，形成了最包容、更宽厚的文化，主张仁义礼智信，对周边少数民族也是十分仁义，这样既缓和了民族矛盾，也使得民族融合加快推进。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增进各民族对国家认同的根基。秦统一六国后，以秦国文字为标准推进文字统一，文书行政之制的大体确立，为大一统格局提供了文化支撑。而自秦开始的一以贯之的汉字系统，则为中华文化代代传承创造了稳定性条件，也是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文化符号、民族形象，可以聚合国家的文化动力，统一文字只是促进民心相通、文化相融的桥梁。仅仅形式上认同还远远不够，必须铸牢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聚合力。展望未来，威威中华要所向披靡，就必须始终铸牢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共同体意识，这是威威中华得以屹立世界呈现蓬勃的生命力并永不落败的关键。费孝通指出，“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这一历史演进，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两千多年来，各民族在相互渗透、协同发展中交流、互动、融合，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培育了伟大的精神。在长期演进中，各民族逐步实现了文化认同、心理与共、情感相通，构筑了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根本特征。近代以来，亡国灭种危机空前沉重，各族人民携手共进，御外侮、赴国难，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和认同。在历史的互动中，中华民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意识得以巩固。新中国成立，才真正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各民族的空前团结。现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被载入宪法。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苏联和东欧出现的动荡，邓小平同志强调说：“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历史从深处走来，中华民族历来都是一个具有无穷创造力和强大包容性的民族，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各民族共同创造发展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文化引领思想，凝聚民心民智，让民族团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化于众，使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增强各族群众的文化自信和对中华文化的真诚认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历史和实践昭示我们，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向前发展，才能以不断增强的民族团结进步伟力助推中国梦的实现。我们就一定能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万众一心、同舟共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变成美好现实。【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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