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关于十月革命的发生，考茨基提出了社会主义“早产论”。其实，考茨基所说的“早产”，是指俄国的社会主义早产，并不是社会主义早产。如果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理，对十月革命从酝酿到发生进行总体性的回溯，发现从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到十月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列宁按照“多数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原则，一步步地推进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每一步都坚实有力，根本不存在俄国社会主义“早产”的问题，更谈不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早产”问题，而是恰恰相反：十月革命向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一、社会主义并未早产

“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是由上述每个国家各自单独得出来的。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3]

“共产主义，即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美国的许多公社中以及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已经真正实现，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它们还颇有成效”。[4]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43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592

“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5]592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

“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个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45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个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良好的预兆，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3]26

二、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发生的可能性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5]8

“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8]464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8]571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因为这个‘公式’所预见到的只是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实现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机构。‘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9]138

“已是另一个任务，新的任务：使这个专政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反护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公社派的’即主张过渡到公社的分子）同小业主或小资产阶级分子（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社会革命党人等等革命护国派，即反对走向公社，主张‘支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的人）实行分裂”。[9]138

三、列宁的革命策略

“我们会不会有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会不会有想‘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运动尚未失去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呢？”

“如果我说‘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那就有这种危险。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别的。我是说，在俄国，除了工人、雇农、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外，不能有别的政府（资产阶级政府除开不算）。我是说，目前俄国的政权只能从古契柯夫和李沃夫的手里转到这些苏维埃的手里，而在这些苏维埃中，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农民和士兵，如果不用生活上的、习俗上的、职业上的说法，而用阶级的说法，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说，那么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小资产阶级”[9]142。

“在我的提纲中，绝对保险一点也没有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或整个小资产阶级运动，一点也没有由工人政府‘夺取政权’的儿戏，一点也没有布朗基主义的冒险行动，因为我直接提到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正像大家所知道的，也正像马克思在1871年、恩格斯在1891年所详细论述过的，这种经验完全排斥布朗基主义，完全根据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充分保证大多数人实行直接的、绝对的统治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我在提纲中非常明确地把问题归结为要在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为了避免对这一点产生任何怀疑，我在提纲中两次着重指出，必须进行耐心的、坚持不懈的、‘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的‘说明’工作”[9]142-143。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进行探讨。”[10]538

“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10]538-539

“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经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而另一方面则使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以致在共同胜利时和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已经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已经有了经验教训从而变得聪明起来的无产阶级。在这些条件下，难道不是完全存在着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的前景吗？”[10]540

“觉悟的工人要取得政权，必须把大多数群众争取过来，因为在没有对群众使用暴力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取得政权。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主张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反对沙文主义-护国主义，反对空谈，反对依赖资产阶级。”[9]133

四、列宁对七月起义的叫停

“谁也不否认，7月4日出现在彼得堡街头的武装士兵和水兵大多数是站在我们党方面的。由此可以看出检察官所说的‘组织武装暴动’的神话愚蠢到什么程度了。当时我们党完全有可能着手撤换和逮捕几百个官员，占领几十座国家和政府的大厦和机关等等。但是这类事情并没有发生”[11]37。

“因为它依靠第二个政府即工人代表苏维埃对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这第二个政府是直接反映大多数工农的意识和意志的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府”[9]133。而且，“一小批人夺取政权是不够的。俄国革命已更进了一步：除苏维埃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政权。资产阶级正是害怕这一点。只要苏维埃还没有取得政权，我们就不会把政权拿过来。但是必须由有生力量去推动苏维埃执掌政权”[9]240。于是，虽然“这个政府可以推翻，而且应当推翻，但要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9]240-241。

“如果布尔什维克在7月3-4日把取得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那就错了，因为不仅大多数人民，而且大多数工人当时还没有实际体会到军队里的将军、农村里的地主和城市里的资本家所实行的反革命政策，这种政策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的妥协造成的，7月5日以后群众才把它认清了。无论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或地方机关都不仅没有书面或口头提出过在7月3-4日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且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过”[11]143。

五、列宁对十月革命的坚持

“如果说在7月3—5日有错误的话，那只是错在我们没有夺取政权。我认为，那时并不存在这个错误，因为那时我们还不是多数。而现在如果还这样，那就是致命的错误，甚至比错误更坏”[11]379。

“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既然这些条件已经具备，那么不愿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革命”[11]235-236。

“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上层分子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或意见。必须制止这种倾向或意见。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11]276。

“鉴于中央委员会甚至迄今没有答复我自民主会议开幕以来所坚持的上述精神的主张，鉴于中央机关报删掉了我的文章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作出参加预备议会的可耻决定，把苏维埃主席团的席位让给孟什维克等等，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几段话”[11]278，甚至提出了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11]278。

“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义的把戏，耍可耻的形式主义的把戏，就是背叛革命。既然不起义就不能夺得政权，那就应当立即举行起义。……胜利是有把握的，而且十有八九可以不流血。等待就是对革命犯罪。”[11]333-334

“9月初以来，出现了一种对起义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既然我们认真地提出苏维埃夺取政权的口号，这种态度就是不能容许的。因此，早就应当注意这个问题的技术方面。现在看来，大量的时间是放过了”[11]383。

“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撤出彼得堡、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发起行动，等等）。”[11]385

“列宁同志同米柳亭和绍特曼发生争论，列宁同志证明，问题不在于武装力量，问题不在于同军队作战，而在于一部分军队同另一部分军队作战。他不认为这里所谈的有什么悲观主义。他证明，资产阶级方面的力量并不强大。事实证明，我们有胜过敌人的优势。为什么中央不能开始行动呢？从所有的材料都得不出这种结论”[11]388。

“号召一切组织、全体工人和士兵从各方面加紧准备武装起义，支持中央委员会为此而成立的总部；会议完全相信中央和苏维埃会及时指出进攻的有利时机和适当方法。”[11]389

“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在10月20日这一紧要关头的前夕，就最重要的战斗问题，竟在一家非党的而且正好在这个问题上同资产阶级携手反对工人政党的报纸上，抨击党中央没有公布的决定！这可是比普列汉诺夫1906-1907年在非党报刊上发表的那些受到党痛斥的言论还要卑鄙千倍，有害百万倍！因为当时涉及的只是选举的问题，而现在涉及的是举行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上，在中央作出决定之后，在罗将柯和克伦斯基之流面前，在非党的报纸上反对这项没有公布的决定，——难道还有比这更卑鄙的叛变活动，更可耻的工贼行为吗？”[11]412

六、结  语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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