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的抗战经费从何而来？（上）

点击：作者：南展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发布时间:2020-11-23 12:39:20

这些就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敢于同国民党正面交锋，并最终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在艰苦卓绝、全民奋起的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较量的不仅仅是军事，而是包括经济在内的综合实力。面对经济实力强大、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面对艰苦异常的抗战环境，中共是如何坚持下来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呢？在抗战经费问题上，从依赖外援到生产自救，中共在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自身也走过了一条从发展到壮大的路。

1935年9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甘肃陇南市宕昌县西北部的哈达铺镇。在这里，无意中发现的一张过期的国民党《山西日报》，为长征中的红军找到了归宿和未来的政治方向。聂荣臻回忆说：“9月22日，毛泽东同志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开会。”在会上宣布了“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初到陕北，毛泽东为中央红军四处借钱

虽说当时红军的目标是北上抗日，可初到陕北连生存下去都困难。70多年后，据陕北红军的后人回忆：当年长征过来的红军，有三个分不清，男的女的分不清，个个都头发老长；枪支棍子分不清，都是当拐杖杵着走过来的；每个人的衣着分不清，没有军装，都是衣服破烂，有的人干脆是兽皮裹在身上……如何筹措到粮食和衣被，成为中央红军首当其冲考虑的问题。

毛泽东、周恩来让当时的红军采办处主任杨至成盘点了中央红军的家底，7000多人的中央红军只有1000多块大洋。周恩来很着急：这么多人要吃饭，将来还要打仗，从哪里去找钱？

1937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博古（右一）等在陕北

这时，毛泽东突然想到了几天前见过的红15军团（原为陕北的红军部队）军团长徐海东，就对杨至成说道：“我给你写个借条，你拿去找找徐海东如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是一定会帮我们这个忙的。”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海东同志：请你部借2500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此致，敬礼！毛泽东。1935年12月。”

党中央向陕北红军借钱，又是初来乍到，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如此。

徐海东看到借条后，立即叫人把供给部部长查国桢找来，问他：“咱们现在总共还剩多少钱？”“还剩7000块大洋。”查国桢答道。“那好，留下2000，5000给中央。”徐海东说道。

第二天，红15军团供给部就派人把5000块大洋送到中央红军后勤部，并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大量驳壳枪送去，而且命令每个班挑一把最好的机枪送给中央红军，就连最精锐的骑兵团，都直接交给中央指挥。

后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人都把这5000块大洋看作是雪中送炭。

这笔钱究竟有多重要呢？若干年后，毛泽东对这件事还念念不忘，经常提及徐海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说徐海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虽然1940年后由于积劳成疾，长期担任闲职休养，但1955年授衔时仍在大将中位列第二。

初到陕北，尽管经费开支极度困难，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忘记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责任。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讨论和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也意味着红军在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了。

为了渡过难关，1936年3月，毛泽东又想到了宋庆龄，希望通过她向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借一笔钱。然而，此时的宋庆龄与宋子文早已分道扬镳。宋庆龄只好将孙中山逝世抚恤金全部取出，又将自己唯一的一处寓所——莫利爱路寓所典押出去，这才凑够了5万美元寄给中共中央。

“土豪”地主不能打，只能打汉奸和卖国贼。最后，中央提出，“在开始阶段上，对当地的豪绅地主，在有钱出钱的口号下募捐抗日经费和粮食”。不过，1936年，陕甘宁根据地的没收款仅为65.3万元，却占了年度收入的55％。1937年全年的没收款还不及1935年12月一个月8.7万元的数额。到了1937年2月初，毛泽东已经先后几次致电周恩来，“红军已无伙食费”，“不打土豪又不给钱是不能生活的”。

苏联与共产国际究竟援助了多少抗战经费

众所周知，苏联与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经费援助。1934年夏秋间，莫斯科与中共中央及中共在各地的武装力量失去联系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基本都停止了。直到1936年，才又恢复对中共的援助。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军事行动威胁到苏联的战略安全，为此，苏联加大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力度。据资料，从1931年到1937年局部抗战时期，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财政援助共计161.39万美元、210.5万卢布、10.2452万墨西哥元、30.75万法郎、5000瑞士法郎、1864荷兰盾和1000两白银。

全面抗战期间，共产国际在资金上援助中共的情况，最醒目的一笔是来自于王稼祥的回忆。回忆称，王稼祥1938年从莫斯科回国时，曾经带回30万美元。

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右）

依据现在已公开和披露的档案资料，这样的记录其实还有不少。

1937年９月，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致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转达毛泽东和张闻天要求共产国际再度按月提供经费的请求。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答应给中共150万美元，还表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将提供3万美元用于救治从监狱释放的同志。但后来据康生说，中共并没有收到150万美元。目前有据可查的只有1937年11月王明回国时带回的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提供的3万美元。

1938年2月初，中共中央又通过任弼时和王稼祥电告共产国际，提出党在财政上的困难极端严重。因为没有钱，缺少武器，扩军困难不说，部队挨饿受冻十分普遍，希望莫斯科迅速提供经费上的援助。这时在武汉的王明、周恩来等也通过延安致电莫斯科，要求尽快得到财政上的援助，以便为部队购买紧缺的各种枪支和弹药。对此，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紧急同苏共政治局领导人进行了磋商，在2月17日的日记中，他就记下了与斯大林、莫洛托夫谈话后的结果：“援助中国共产党50万美元。”

据资料查到4月28日由毛泽东签字的一份收条：“从米哈伊洛夫处收到30万美元”，因此目前只能确认中共收到30万美元。1939年2月，在莫斯科治病的林彪向季米特洛夫表示，中共现在需要用钱。后来，共产国际组织专门的工作组对中共的情况进行研究。之后共产国际和苏联提供了两笔金额不大的经费。

1940年2月，斯大林接见了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周恩来再次阐述了中共对财政援助的迫切需要。季米特洛夫为此致信斯大林，附上周恩来提交的预算表，强调周恩来提出的预算是可信的，“认为可以在1940年向中国党（中共）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据此，他请求斯大林“向有关部门下达拨款指示”，而斯大林的答复很简单：“我很忙，很多东西我未能读完，请你们自行决定。我们将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后来，这笔钱通过汇款和专人递交的方式提供给了中共中央。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莫斯科与毛泽东围绕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上发生了争执，莫斯科据此不愿再提供经费援助。但是，由于苏德战争突然爆发，应中共中央的要求，斯大林还是批准向中共提供一笔数目更大的援款——100万美元。后来由于苏德战况紧张和共产国际总部搬迁等原因，目前可以确认中共只收到60万美元，剩余款项杳无音信。

应该说，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各种物资帮助，从1937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1937年苏联资金援助是陕甘宁边区全年总收入的5.2倍，直到1940年还是1.5倍。即使在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宣告解散以后，季米特洛夫仍在与苏共政治局领导人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讨论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问题并提议帮助中共中央解决5万美元，不过，目前没有确切资料证明中共收到过这笔款项。除此直至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再没有得到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

总之，全面抗战初期，除去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总计221万多美元，扣除英镑汇率下降造成的损失和没有兑现的40万美元，中共中央总共收到180多万美元。

需要说明的是，苏联通过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援助是无偿的，当然，这也与苏联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战略安全密切相关。无论如何，作为抗战时期中共最主要的外来援助，它有力地支援了中共领导的抗战事业，帮助中国共产党渡过了那段最为艰苦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