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美国历史上的四次大灾变，第一次是美国南北战争；第二次是大萧条后的美国与罗斯福新政；第三次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里根革命；第四次是指目前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每次大灾变都是旧秩序瓦解的结果，在旧秩序瓦解与新秩序建立之间往往有一个断裂和过渡时期，这是一个充满混乱，恐慌，政治迫害与极权主义的时代。人们绝望，感到世界的末日即将来临，不可能再有新的发展。但是，突然间新秩序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梦魇瞬间消失。比如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走上了工业强国之路；罗斯福新政与二战后，美国开创了20世纪；接着里根又在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重建了美国。那么，目前美国又将以什么方式再次伟大呢？

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大灾变，可以说没有美国南北战争，就没有美国的统一，也没有之后美国工业的发展。美国南北战争又称为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它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维护了国家统一，废除了奴隶制度，进一步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起飞铺平了道路，使美国迅速成为工业化强国。当美国内战开始时的1861年，那时它还是个农业国，农业是它的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然而过了四十年到了19世纪末，由于它在工业上的迅猛发展，它的工业制造业却取代了农业，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三大工业强国之一，英国、美国和德国。工业革命本来是在18世纪由英国开展起来的，从那以后英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强国。然而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亦即从1870年到1900年，由于美国发展了大规模的企业而成为那个时期大规模生产技术的领导者，同时由于德国在使用科学和技术产品上占优势，其结果便是：英国的工业就不再是一枝独秀，而是由它和美国、德国三分天下。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是美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大灾变。1932年11月，罗斯福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胡佛成为新总统。但是，摆在新总统面前的是个烂摊子：危机看不到尽头，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社团盛行，上层知识分子也纷纷走公知路线，连《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都在读马克思，并在日记里写道：“要进行改革，可能必须加入共产党。”

1933年3月4日，被寄予厚望的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唯一让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的就职演说，上百万美国民众通过收音机听完了这场振奋人心的演讲。同一天，美国的银行系统和股票交易所相继关门停业，资本主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可以说30年代大萧条既是经济危机，也是信仰危机。由于危机，人们不再相信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此就如罗斯福所讲：“我们向来知道，随心所欲的利己主义是坏的品行。现在我们知道，这还是坏的经济学。”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因突发脑溢血去世。战争期间，美国一夜之间把自己从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了一个中央计划国家。尽管罗斯福新政的很多内容并没有真正让美国走出萧条，甚至起到了反作用，但新政的遗产却长久地留在了美国人的记忆里，也刻在了法典上。罗斯福为华尔街量身定制的监管体系，成为了很多国家金融监管的蓝本，医疗保险的雏形也在战争中诞生，工会的势力蒸蒸日上。更重要的是，大萧条与新政瓦解了美国人对纯粹自由主义的忠诚，企业和公众开始主动向联邦政府寻求解决方案，这在以前根本无法想象。战争结束时，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经济萧条会重新降临美国，毕竟联邦政府的开支会大幅度缩减，而海陆空三军将有1200万人离开部队涌向就业市场，会不可避免的造成薪资待遇下降和失业率升高。但事实是美国战后反而迎来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繁荣，这一大繁荣时代迄今依然是美国人记忆中的天堂。

历史上美国第三次大灾变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二战后的最大危机弥漫在大洋彼岸，将西方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的"凯恩斯主义"，40年后却成为通胀与失业的罪魁祸首。同时，苏联的尖端科技，似乎开始领先美国半个身位，越战的"沼泽"，不仅埋葬了财富和生命，也让美国社会处在撕裂的边缘。再有日本与德国的经济崛起，使美国霸权地位出现了动摇，一时间，美国衰退论，美国世纪终结论，成为时髦的话语。1981年，70岁的里根入主白宫。这位演员出身的政治家，天马行空的开创了"里根经济学"，以全盘自由化代替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由此开启了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当时人们不再相信政府，相信计划经济，转而认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实现繁荣与自由。人们开始信仰里根的信条：“我们的问题无法由政府解决，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里根在1980年当选总统时提出了一项计划，其目的是恢复据说曾经存在的、“传说中”的资本主义。1985年，缓过气儿来的美国召集德、日、英、法，签订了影响深远的"广场协议"，狠狠毒打了蠢蠢欲动的东亚小弟，震慑了欧洲。90年代初，苏联被美元拖垮；日本经济一朝破灭；中东霸主伊拉克的140万大军，仅仅支撑了42天，就被打的分崩离析。1991年，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合二为一，美国一超独霸，不仅使美国再次伟大，而且"白头鹰"走上山巅，一手美元、一手大棒，“万国臣服”。1992年，哈佛政治学博士福山，写下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骄傲地宣告"西方体制将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点"。

那么，历史真的终结了吗？3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充满乐观主义情怀，将其《自由选择》一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信仰市场经济。但是，30多年后人们发现西方社会的潮流又要转变了，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它标志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一个时代的结束，美国又一次陷入大灾变之中。彼得·德鲁克在《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上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德意法西斯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兴起是欧洲社会及其政治结构瓦解的结果，是一种丧失政治信念的结果，是欧洲民众政治异化的结果。这是一个群众绝望与恶魔再现的时代，信仰幻灭，社会与政治结构瓦解，欧洲社会再度变得非理性，险恶，令人无法理解，无法掌控，毫无意义又变化无常。德鲁克认为：群众的绝望，就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同样，群众的绝望也是理解特朗普与民粹主义的关键。我们不能说特朗普代表了处于绝望中的群众利益，但是他无疑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与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一次制度转型，目的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正是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催生出了8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私有化和自由化，让各国政府在各个领域解除管治，让中央银行只关注通货膨胀这一个问题即可。然而事实上新自由主义革命，在经济增长方面远远没有实现此前三十多年凯恩斯革命所达到的高水平，反倒是引发了大量触目惊心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拉响了警报。1996年世界最富裕的358人的资本净值“相当于世界最贫穷的45%（23亿人）的收入之和”。1998年世界最富裕的200人在过去的4年里资本净值翻了一番，超过一万亿美元，而其中最富裕的3位顶级富豪其资产超过了全部最不发达国家及它们的6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之和。发达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在最近的三十年里，90%的美国人口总收入增长了约15%，而1%最富人群的总收入则增长了150%。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应声而起。2008年7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自由市场这套说辞一直在被有选择地运用，当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时就拥抱，不符合时就不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学说不过就是一套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

那么，民粹主义会成为美国与西方社会合法性的基础吗？抑或民粹主义只是原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结果和表现呢？显然，民粹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而是危机的结果；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疾病的症状。民粹主义无法创建新秩序，新价值观和新社会秩序来取代已经崩溃的秩序，价值与信条。特朗普看到并利用了问题，但是他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特朗普他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旧的秩序瓦解了，但是又无法从旧基础设计出任何新秩序，结果就是一片混乱。

作者：鲍盛钢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