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双爷：《非常突破——1935年大渡河之役详考》连载十七

点击：  作者：成都双爷    来源：双石茶社  发布时间:2020-10-07 10:12:00

 

 

第六章 荆关棘道能锁钥？（上）

 

一、“化林坪战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5月30日那天，已撤逃至盐水溪的袁镛率第四旅旅部及第十一团杨开诚部残部继续撤逃，李聚奎率红一师一部则一路跟追，袁镛等带着一大堆溃兵跑起来根本就刹不住车，竟然穿过了第十团谢洪康部的化林坪、飞越岭阵地，继续往汉源方向跑，一直跑到了飞越岭东麓的三交坪才停下脚来。

 

袁镛令杨团残部就地整顿，自己则率第四旅旅部去了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1]。

 

红一师一部顺势占领了化林坪下的盐水溪。

 

然而从盐水溪再向化林坪仰攻时，他们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化林坪这个地方，太险要！——当然，大渡河沿岸的要隘，没得哪个不险要。

 

这地方是深山中的一座小城堡，著名川康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对其军事地理地位有过这样的评价：“化林坪为山腹横出之小平原，海拔2000公尺。两面倚山，两面绝壁，中间阔数百亩，土厚而腴，流泉甘美。任垦牧，宜屯戍，为从来控制西陲之要地”，“化林近在飞越岭下，东南倚山，西北绝壁，俯盐水溪，傍飞越岭，进有高屋建瓴之势，退有依山结险之利……蔚为川边第一重镇”。^[2]

 

 

川康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已故）

 

任老先生的文字花团锦簇，而出生在化林坪的倪德元老人则表达得更为通俗直白：“化林坪背靠飞越岭，东有天然屏障照壁山，西面是高耸入云的娘娘山，北面是断切悬岩，唯有东北角一处有缺口灯杆坪。化林坪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是川藏交通险要隘口，飞越岭就有飞越难渡之意”。^[3]

 

 

图6-1-1：茶马古镇化林坪

 

笔者多次去过化林坪，除昔日古城堡已不复存在之外，在地理上的险要位置的确如任乃强先生所描绘的那样。这座茶马古重镇当关又当道，卡住这个类似于如今高速公路地位的“川康要道”的咽喉，也难怪“明、清两代皆委沈村于土司，官军戍此坪”^[4]。就是到了冷兵器时代结束后的轻型热兵器为主的中国近代，那也称得上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锁钥要冲。

 

红一师就在这儿吃了个亏。

 

倪德元老人说，那天在“在盐水溪村头，马路拐这个地方，红军遭到川军的伏击”：

 

因为从盐水溪翻过马路拐就可以仰望化林坪西边的断切面，在断面下边一块平地叫菜园子，它的下边又是一条山岗，岗上筑有碉堡。从马路拐到这条山岗，是一条濒山腰而上的斜坡路程，这是一段很难行进的独路，右上方是望不到顶的高山，左下边是悬岩深谷，红军先锋部队一到马路拐，整个队形完全暴露在敌人的伏击圈内，所以遭到敌人阻截。因此战斗一打响，红军前锋暂时退守马路拐和敌军遥相对峙，敌入凭险坚守，居高临下，碉堡上的火力点完全控制住红军前进的路线，从中午到天黑，枪声时紧时疏，晚间是滂沱大雨，不时传来迫击炮的爆炸声和机枪声，分不清是敌人还是红军打的……^[5]

 

那天还有两个红军战士被俘。

 

家住化林坪的蔡荣森回忆：“红军来时，二十四军在化林坪住了一团人，那天我跑到后山上（因国民党造谣）。白天，红军从鹰嘴崖上来，从王家庄打化林[坪]，没打上来，被捉到两个红军，二十四军要他两个投降，吊起打，两个红军一点不怕，大骂二十四军。后来被二十四军打死了，英勇得很！”^[6]

 

笔者在化林坪问过许多群众，也没有找到这两位英烈的埋骨之地。

 

5月30日下午，朱水秋、邓飞率红六团冒雨急行军，从泸定桥赶到了龙八埠。

 

因为李聚奎率红一师一部在盐水溪受阻，红六团到达后肯定会与红一师首长合计出次日攻占化林坪的办法。这个办法可以从次日战斗的实际发展进程得以印证：由当地老乡带路，兵分两路从左、右两翼迂回化林坪，与中路红一师部队配合，合击据化林坪险要地形顽抗的川军第四旅第十团谢洪康部：一路为左翼，从青灵山经四斗巴，越白虎嘴到王家庄和照壁山脚，直逼化林坪东北角缺口灯杆坪，从化林坪的右后侧断敌退路；一路为右翼，从银厂沟翻万担坪，经聂脚沟直插娘娘山脚的炮靶子、黄草坪，进逼化林坪的左后侧；红一师部队继续从盐水溪正面仰攻。

 

这个大包围形成后的战斗情形，倪德元老人根据老辈们的忆述整理成了以下文字：

 

一夜的山雨，敌军万万想不到，他们已在红军主力部队包围之中。天刚拂晓，中路枪声大起。左右两翼的红军战士，也相应同时攻击，骤然间，两山之间军号齐鸣，雄壮的冲锋号音，震荡在群山之间，愤怒的枪炮声在激烈地怒吼，长途跋涉的战马在长鸣嘶叫。激战开始了，左右两翼的红军战士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化林坪猛扑。左翼的红军战士在王家庄子和灯杆坪展开了一场短暂的白刃血战，川军伤亡惨重。右翼红军战士直插敌人侧背，敌人四面受到猛击，不到一小时，就把川军打得落花流水，多数被俘，少数向汉源方向翻飞越岭逃跑了。一场激烈战斗，在中午以前，胜利结束了。^[7]

 

这段叙述过于简略，过于文学化而且很有商榷之处。

 

笔者从化林坪群众中了解的情况是：为红军左翼部队带路迂回化林坪的那位老乡，不知因为心情紧张的缘故，还是怕川军回来后遭报复，他带着部队在照壁山中转来转去，拖延了很长时间而未能按到达成合围，致使谢洪康本人及谢团大部得以脱逃，退到瓦窑坪——飞越岭西麓下一片坡地。红军冲进灯杆坪时只截住了谢团一部，而且还打了一场激烈的白刃血战，双方都有不小伤亡——这在大渡河沿线的战斗中是很罕见的……

 

这灯杆坪在晚清时期是驻防此间的绿营兵的演兵场，现如今已然变成了一片菜地。这片菜地靠山沟一角有一个豁口，当地群众称为“死人槽”。之所以得到这个命名的缘由，就是这场白刃战的尸体都是从这个豁口推下山沟而后掩埋的，化林坪群众还称：如今但凡有车辆从此间路过都爱熄火……

 

而且，邓飞的回忆与倪老先生的文字有不小出入——战斗是晚上才结束的：

 

化林坪是个不大的场填，有几十户人家，四周有土围子。我们继续向化林坪挺进，并向退至化林坪的敌人展开了攻击。此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冒着雨向镇子里摸索着打，并且把第二营的兵力也用上了。敌人搞不清我们有多少兵力，一边打一边向飞越岭败退。川军杨开诚团退守到化林坪北半山腰的瓦窑坪一带构筑工事，妄图凭险顽抗。到了半夜，我们便占领了化林坪，控制了从化林坪到飞越岭的交通要道。

 

因为当时已是深夜，雨越下越大。战士们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又很疲劳，而又敌人已经败退，所以我们便在化林坪驻了下来。^[8]

 

笔者认为邓飞老人的这段回忆可能更为可靠，这个判断的依据是林、聂首长于6月1日凌晨2时发给朱总司令的关于“化林坪已攻占”^[9]的电报。如果真如倪文所称“一场激烈战斗，在中午以前，胜利结束了”，那么已进至龙八埠的林、聂首长也不会迟至次日凌晨才向中革军委首长报告。

 

 

图6-1-2：任乃强先生绘制的化林坪古城垣复原图

 

当然，倪德元老人所称的“在中午以前胜利结束”的战斗，有可能是单指红军冲进化林坪的时间，但这场战斗却不是以这个时间点来画句号的。“化林坪战斗”发生的地域从军事角度来概括，应该包括了化林坪古城堡（历朝驻军军营），以及化林坪经飞越岭西麓下的瓦窑坪，直至飞越岭上的飞越关这一条线上的川军防御阵地。红军冲进了化林坪城堡，并不意味着“化林坪战斗”的结束！当晚，这场战斗的路线随着川军溃逃的路线继续延伸至瓦窑坪，然后再从瓦窑坪延伸至飞越岭半坡形成僵持，直至陈光、黄开湘、杨成武等率生力军红四团赶上来给予飞越关守敌倾力一击……

 

31日那天先后参加这场战斗除了红六团和红一师一部（实际上是没去泸定桥的红二团、红三团各一部）外，应该还有当天午后从泸定赶来的红四团，以及当天午后从大渡河下游赶来归建的红一团。这些参战部队的信息可以从几天后刊载于《战士报》上的《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得以确认：

 

化林坪在险恶的飞越岭，敌人一旅分守各隘路，工事面前并满置地雷，被我“勇”、“锋”、“牲”、“胜”各部顽强仰攻，敌死伤遍地，全部溃逃，俘官兵二百余，缴枪二百余枝，手榴弹数百，子弹无算。^[10]

 

 

 

有资料称红五军团也有部队参加这场战斗，其依据可能是中革军委31日22时部署电中“一军团（缺第五团）及五军团于攻占化林坪后即战备前进至坭头^[11]地域”^[12]，但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留下的日记却证实：31日当晚才赶到龙八埠的红五军团实际上并没有赶上参加化林坪一线的战斗。同时也间接佐证了这样一个信息：“是日，因攻击化林坪之敌的友军，弄错迂回道路，未奏效，晚准备夜袭该敌。我则停止在龙八布待命。”^[13]

 

说到此处笔者斗胆跟各位需要为父辈整理回忆文字或立传的“红二代”老大哥老大姐们啰嗦几句：在表述父辈亲历过见证过的历史事件时，千万甭一根儿筋儿似地只关心只张扬你爹那些过关斩将的光荣，好象这事儿就只有你爹一人儿掺和过似的。其他亲历参与和一起流血淌汗牺牲拼命的叔叔辈的同志、战友和友邻兄弟部队的那些事儿，你也多少刨一刨讲一讲，这不仅无损你爹过关斩将的光彩，而且还能增加更多的见证或佐证信息不是？

 

那天晚上的战斗实际上是在飞越岭西麓的瓦窑坪一线进行的，一直打到6月1日凌晨。

 

川军第四旅第十团大部虽然得以从化林坪脱逃，谢洪康目睹此景却已心灰意冷毫无战志，于是跟《红灯记》中的叛徒王连举一样，自己给自己左臂打了一枪，涎着脸皮躺上担架让人抬着翻过飞越岭。而且下了飞越岭后他连给袁旅座刘自公扯张回票的勇气都没有，而是绕过汉源城（今汉源县清溪镇）直接就去了雅安……

 

刚逃进汉源城的袁镛听闻化林坪有失，又急令正在飞越岭东麓三交坪整顿的第十一团残部立即返回飞越岭与第十团残部会合，统由第十一团团长杨开诚指挥，驰援瓦窑坪扼守飞越岭，继续阻挡“赤匪”……^[14]然而谢团败兵会合了杨团败兵仍然心有余悸，红军战士们踩着他们的脚后跟又撵了上来，就连瓦窑坪一线埋设的地雷也没折了他们追踪猎物的兴致，于是袁旅这两团败兵又硬着头皮跟“赤匪”们在瓦窑坪你来我往纠缠了大半夜，最后不堪重击还是溃上了飞越岭……

 

笔者多次攀上过飞越岭垭口上的飞越关，这个海拔2830米的“西陲第一雄关”的确艰险：小路曲里拐弯又窄又陡走几步就得大喘气，到处是青藤缠绕碧树蔽天，很有些热带雨林风味，景色的确是好；“十里登山路”当年都是陡峭的石梯——如今已成了乱七八糟散乱石块，石块上间或还能瞅见一个个小圆坑和一个个草鞋踏出的脚窝，这就是千百年来背负茶包往来于此间的脚夫们拄杖歇脚留下的印记……

 

这一仗，红军付出的伤亡不小——可能是整个大渡河之役中最大的一次。

 

二、大垭口，拿下来了！

 

大垭口是当年红军的称谓。这个川康要道重要关隘地名叫做飞越岭或飞越关。

 

飞越岭战斗在红军留下的原始档案文献中很难找到踪迹，以至于有人甚至怀疑这场战斗是否存在——比如泸定红军长征纪念馆就没有关于这次战斗的陈列和介绍。其实飞越岭战斗在当年亲历和见证者中被称作“大垭口战斗”，这场战斗和“瓦窑坪战斗”一样，在红军长征时期的历史文献中都被划入了“化林坪战斗”的范畴，红一军团政治部《战士报》刊载的《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所言的“化林坪击溃敌一旅”，指的就是在“化林坪”这顶大帽子下的一系列战斗……

 

《杨成武回忆录》谈到了这场战斗及战斗的亲历者和指挥员黄霖（时任红四团第二营副营长），而笔者前些年曾与黄霖将军的女儿通过电话证实：黄霖将军在世时，也将“大垭口战斗”称作他此生最难忘的三次战斗之一（另两次是湘江之战中救回负伤的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在延安任军委警卫营营长时去救援被土匪袭击的周恩来）。

 

或许有人会质疑他们作为当事人的证言用作自证的有效性，但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1935年6月1日的日记，却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旁证：

 

行军。由龙八布经化林坪、大垭口、二道桥、头道桥、高桥到泥头，约九十里。

 

是日，受命随一师追击队之后；经化林坪向泥头前进。但化林坪之敌，自被我友军夜袭击溃后，即退至化林坪东十五里之大垭口，顽强扼守。我们到化林坪时，我友军正与敌人激战，至十一时尚未解决战斗。当时，林、聂准备要我走左边小路，迂回大垭口之敌，或直向荥经前进。但不久，大垭口得手，我们仍随一师之后，前进到泥头。

 

当晚，风雨大作，火把不燃，路滑，至次日晨我后卫团尚未到达。^[15]

 

 

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

 

陈伯钧这几天的日记帮助笔者核准了两件史实：

 

㈠飞越岭上的飞越关垭口，的确发生过战斗；

㈡红五军团部队没有参加“化林坪战斗”——甭管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

 

真想给陈伯钧将军翘个大拇哥，给他老留下的日记翘个大拇哥！

 

文如其人，这文与这人，笔者都只有一个字的评价：棒！

 

 

[图6-2-1：从化林坪远眺飞越关垭口（占半幅）]

 

时任红六团政治委员的邓飞老人，也提供了一个有些“瑕疵”的旁证：

 

五月三十一日拂晓，我们把因夜战而打散的战士们集合起来，后勤人员及时跟了上来并做好了早饭，战士们便在化林坪的山沟里吃饭、休息。这时我们看到，红五团经过化林坪向飞越岭前进，开始担任前卫任务了。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随五团一道前进。我和朱水秋团长见到他们。两位师首长简要询问了头一天的战斗情况后，便说：“你们昨天从下午一直打到半夜；把敌人击溃了！很好。战士们辛苦了，现在休息一会儿，等五团打上飞越岭山垭口后，你们团再前进。”^[16]

 

邓飞间接佐证了一个史实：飞越岭上发生过决定其归属的战斗。

 

但邓飞这段口述在时间和战斗主角的问题上存在着记忆上的“瑕疵”：一、这段口述中的“五月三十一日”，应为“六月一日”——这个时间在很多史料中都误作“五月三十一日”，而这个错误是能够很容易通过这几天的文电核准的；二、左权、刘亚楼和红五团，这个时候正在赶赴泸定桥的路上（朱总司令30日22时部署电为红五团次日行军指定的到达位置是磨西面），邓飞当然也就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的化林坪看到他们了——邓飞能看到的师首长，只能是师长陈光。^[17]

 

而大垭口战斗的主角，只能是红四团。

 

战斗是否存在的问题解决了，战斗主角的问题也解决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战斗的情况。

 

先看飞越岭地势：飞越岭如今是泸定、汉源两县的界山，山上垭口名叫飞越关，垭口北侧为桌子山，海拔3001米。飞越关的南侧为马鞍腰，海拔3600米。这两座左右耸立的双峰夹峙之中，就是天然的隘口飞越关。

 

6月1日一大早，陈光带着红四团首长到飞越岭山脚下交代任务，研究敌情和作战方案。

 

红四团团长黄开湘说：这样的地形，大股兵力展不开，山上有雾，对敌人有利也有弊，我们摸不清他们，他也摸不清我们，小股部队随机应变，可以出奇制胜。陈光师长和杨成武都同意他的意见，遂决定：夺取飞越关的任务交给二营六连，并增配一个机枪排。办法还是老得掉牙但是很管用且屡试不爽的套路：以正合，以奇胜。

 

黄开湘对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黄霖说：“上面垭口两边是悬崖，连猴子都难爬上去，敌人就守在上面。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上去，还被埋了地雷，昨夜一师部队冲了多次都没有成功。现在只有从侧翼选道而上……”  

 

六连战士们饱餐了一顿全团同志凑来的干粮后，一个个跳起来，消失在林间……

 

 

飞越岭战斗突击队指挥员、时任红四团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的黄霖（建国后授衔少将）

 

他们后来的战斗情形，《杨成武回忆录》中以“神兵天降”为小节标题，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叙述。囿于本书容量，笔者只能将杨成武目击他们攀援到海拔3001米的桌子山山顶的过程作一引述：

 

我们的望远镜，一直追踪着这支队伍。

 

他们从乱麻一样盘根错节的野藤、荆棘丛中爬了过去：

 

他们被一面笔直的石壁挡住了去路。他们又搭起人梯，踩着同志的肩膀翻上石壁。

 

有的战士从苔藓上滑下来，虽然那一下滑得很远，但又倔强地站起来，重新往上登。

 

他们越往上走，行动越是困难。但是，他们终于到达了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的底下。他们稍事停留，先由一个战士爬上了一棵大树，从树梢荡上了一个立脚点，接着又爬上另一棵大树……一连地利用大树做梯子，这个战士居然到了顶端，从那里放下连接起来的长长的绑腿。后面的战士，抓住了垂直的“索道”。四个排，一百几十个同志，一个挨着一个地攀援上去。我掏出怀表看了看：十二点整。

 

我们舒了一口气，好像看到我们的战士，剐破了衣服，露着斑斑血迹，全身其他地方几乎都是泥，只有眼睛闪烁着战斗的光芒。

 

我们焦急地等待者，等待着，等待着报喜的枪声。

 

可是，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毫无动静。

 

突然，枪声大作。我们兴奋极了。为什么战斗打响之前，那么长时间没有声息呢？后来，从黄霖的汇报中我才知道：他们在一千多米艰苦的攀援中，几乎耗去了浑身的能和热。当爬上山顶时，一个个就像要从大地母亲身上吸取力量似的，一动不动地仰躺在湿漉漉的山顶上。细雨，洗去了他们脸上的污泥；山风，吹干了他们身上的汗水。^[18]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没啥悬念了：六连凭敌人阵地升起的炊烟认准了飞越关垭口侧翼敌人警戒阵地的方位，然后以七挺轻机枪掩护，大家连滚带滑地冲向敌人，一瞬间就把百把个正在围火取暖的败兵们吓得四散奔逃，六连紧赶慢赶抓了七十多个俘虏，其余的都不知道散到哪里去了……

 

接下来就是杨开诚指挥杨、谢两团败兵疯狂反扑，红六连则如同钉子扎在地里一样纹丝不动，几度与敌人进入肉搏，也几度击退了敌人的疯狂反扑，前后有三十多名红军战士付出了伤亡的代价，六连三个排长中一个阵亡一个重伤。杨、谢两团败兵当然更是损失惨重：一营营长陈子春重伤，孙治文等几名连长阵亡，两团人马加起来都已不足战前的一半，再也经不起任何磕碰了……

 

万般无奈的杨开诚只好再次弃阵而逃。^[19]

 

至此，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通路打开了！

 

而当晚的蒋公对“朱毛”夺取泸定后的动向判断却仍然是一派游疑：“匪将由泸定向懋功乎？抑留泸定以观形势乎？”^[20]

 

笔者后来到过化林坪、飞越岭多次，一直想到黄霖他们“从侧翼选道而上”的地点和路线“实地踏勘”一番，但面对一山林海满目苍翠却不知道从何下脚：这山太高，太大，太陡，太悬，瞅哪儿哪儿都好像能攀援两步，可攀上几步很快就被断崖所阻。到化林坪群众中询问有没有谁带红军抄小路上过飞越岭，竟然无人知晓——甚至有人还一脸惊诧：飞越岭打过仗么？……

 

这也难怪，化林坪打仗那会儿，一村的人都跑了个精光，剩下的全是些老弱妇幼。

 

飞越岭这一拿下，就意味着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通路，彻底打开了！

 

这也是中央红军在整个大渡河之役中打得最为激烈、牺牲也最大的战斗。^[21]

 

笔者一直有个愿望：在飞越关垭口刊个石碑，把这次战斗记录展现出来！

 

 

[图6-2-2：化林坪-飞越岭战斗示意图（1935年5月30日～6月1日）（占1幅）]

 

——数十年后，成都驴友、军史爱好者乔振德、张钦华，泸定县原旅游局局长邓明前和笔者等，多次对1935年大渡河之役中中央红军两岸行军路线进行了徒步踏勘，基本弄清了这些行军路线的里程和战斗发生情况。并首次提供了详尽的考察报告，2020年第5期《军事史林》杂志予以刊发。

 

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主力化林坪-飞越岭进攻战斗要图（1935年5月30～6月1日）

 

 

 

 

 

 

 

注释

 

[1]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2]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39～第40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3]倪德元：《回忆红军在化林坪的战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38页。

[4]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39～第40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5]倪德元：《回忆红军在化林坪的战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37页。

[6]1972年8月30日蔡荣森口述（时年74岁，兴隆公社化林大队社员），泸定红军纪念馆存档。

[7]倪德元：《回忆红军在化林坪的战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38页。

[8]邓飞口述，文有仁记录：《红六团过泸定》，《泸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8页。

[9]《林彪、聂荣臻关于已占领化林坪致朱德电（1935年6月1日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1935年6月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勇部：红四团代号；锋部：红六团代号；牲部：红一团代号；胜部：红三团代号。

[11]坭头，即今汉源县宜东镇。

[12]《朱德关于攻占化林坪致各军团、军委纵队及干部团首长电（节录）（1935年5月31日22时）》，《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5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坭头，今名宜东。

[13]陈伯钧1935年5月30～6月2日日记，《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198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4]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6～第34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5]陈伯钧1935年6月1日日记，《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198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6]邓飞口述，文有仁记录：《红六团过泸定》，《泸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8～第59页。

[17]这类记忆错讹在《杨成武回忆录》、陈昌奉口述回忆中也同样存在——《杨成武回忆录》中大段陈述了陈、刘首长向他交代任务的情景（《杨成武回忆录（上）》第169～第1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陈昌奉回忆过毛泽东5月30日到泸定时聂荣臻、罗荣恒、左权、罗瑞卿等在沙坝相迎的情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1975年8月29日访问陈昌奉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实际上，左权、刘亚楼率领红五团在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后的6月9日前，一直受中革军委直接指挥，在行军序列中处于最后位置，6月9日后才相继回到红一军团（参见《朱德关于中央红军六月九日的行动部署（1935年6月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74～第47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8]《杨成武回忆录（上）》第175～第17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19]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6～第34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20]《蒋介石1935年6月反省录（1935年6月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台湾]高素兰编著）第187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21]蒋介石是6月4日才得悉中央红军夺占飞越岭打开“川康要道”的消息的：“匪于冬日（6月2日以一部由大渡河左岸泥头驿向富庄（在汉源西卅里）进攻，与我杨森部之两旅对峙中。其主力于本晨向荥经西方卅里之新庙场亦与我杨部对战中。据此，匪之目标必由泸定向雅安窜扰可以判定……”（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170～第171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作者：成都双爷 来源： 双石茶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