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庚子年，民间的“鼠年是灾年”，“庚子年必有大难”说法颇为盛行，人们找不到这种说法的科学依据，可鼠年总是有鼠害鼠灾和战乱的巧合，自1840年及今每个庚子年都出现的奇灾奇祸，尤其是今年疯狂的新冠疫情和水灾、蝗灾，剧烈的世界动荡，更使这种说法深深印在人们的脑海。因此，回望庚子灾难，希冀从历次天灾人祸中反省历史，警惕利用疫情制造超乎疫情的更大灾难，增加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绘出庚子年的新图画。此为开篇。
鼠为生肖之首，也曾冠以开天之功，现实中老鼠却以丑陋、贪婪、自私令人憎恶，其传播鼠疫带给人类的灾难，成为侵略武器的罪恶，多次改变历史运行轨迹的危害，就更让人义愤而扼腕。现今惊回首重大鼠疫和制造鼠疫的一幕幕，不再出现鼠疫夺取两大王朝的悲剧，防止歪读疫情的愚昧疯狂，更警惕利用疫情制造比疫情更大灾难的居心叵测，无论对坚定中国抗疫救灾意志，还是对世界建立抗击疫情共同体，都有重大的意义。历史不会忘记，那场席卷欧洲夺取2500万生灵“黑死病”的鼠疫。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欧洲，爆发了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不仅席卷整个欧洲，而且死亡人数达2500万之多，被鼠疫夺走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可欧洲在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总人数，也不过只占其人口的5%。于是欧洲陷入至暗时刻，人们闻黑死病色变，使人类第一次共同感到瘟神无孔不入、没有国界、不分种族，任何一个国家都别想豁免。面对黑死病，当时的医学水平无能为力，医生们大都当作体液不调，甚至荒唐地认为是遭了天谴，以致出现了将洋葱、蛇、鸽子煮熟剁碎敷于患处，喝醋、泻药、甜酒、大麦汤炖金箔乃至喝砷和水银制成的“解毒糖浆”等千奇百怪的治疗方法，最离奇的疗法是，鞭笞患者祈求上帝开恩。伴随着治疗的无望，各种谣言大行其道，当人们发现犹太人居然没有感染黑死病，便怀疑犹太人在井水里投毒制造了黑死病，并在瑞士日内瓦附近的小城西恩抓住了所谓“投毒”的犹太人阿济迈，严刑逼供，使其“承认”投毒。直到1894年科学家才发现，这场大瘟疫的罪魁祸首就是鼠疫杆菌引发的鼠疫，其传播途径就是感染鼠疫的啮齿动物叮咬传染给人，小小老鼠导演了蔓延欧洲、让2500万人丢掉宝贵生命的“黑死病”，而愚蠢的人却嫁祸于犹太人，促成比鼠疫更残忍的悲剧。历史总是有惊奇的相似，今年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把新冠疫情甩锅中国，岂非比新冠病毒更凶恶？正所谓，鼠疫的可怕不能不载入史册，而在疫情面前无能为力却疯狂传播谣言，制造超过疫情本身的悲剧，更是世界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
历史也不会忘记，1644年的中国，乃大明帝国的末年，灾荒、疫病、战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当时崇祯皇帝朱由检、闯王李自成、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和明辽东总兵吴三桂被称这个时期历史舞台上最活跃的四位主角，实际上最突出最恐怖的主角当属老鼠。因为此时人们因饥荒误食老鼠啃过的粮食引发了大规模的鼠疫，短短半年时间，由山西北部迅速蔓延到北京，乃至全国各地，仅北京地区死亡人数就高达20万，全国因鼠疫死亡的人数多得根本无法统计，曾经强大如斯的大明帝国在鼠疫面前束手无策，不仅不能救治百姓，连自己的军队就有20万葬送于鼠疫。鼠疫的强大胜过李自成和满清军队的十倍百倍，表面上是败于李自成和满清，倒不如说败于鼠疫，守城部队名义上有十万，多半受鼠疫感染失去战力。当李自成队伍兵临城下，能上城墙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还都是老弱病残，以致守城将官四处低声下气求人也没有求来守城的，无奈的朱由检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也无非是“鸠形鹄面，充数而已”。军官们鞭打的一个人勉强站起来，旁边却有几个人倒下去，如此一群半死的病人兵，怎能抵挡李自成？李自成进京没遇到没什么像样的防御，不能不说是在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每每思及明王朝的灭亡，不免令人扼腕长叹。遗憾的是，打着为民造反旗号的李自成们进入北京后，并没有迅速组织动员群众抗击疫情，消除内忧外患，增加群众保卫北京的斗志，反而大肆掠夺明朝官员、富商地主及普通平民的财物，将军刘宗敏还居然抢了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诱发吴三桂开门揖盗，打开山海关引清军入关，也就有了李自成夺取政权的几十天短命，实在让历史和后人惊诧不已，所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备受毛主席和共产党人推崇。其实，李自成与崇祯皇帝一样，也是败于鼠疫这个致命的敌人，且不说李自成起义军经过的很多地方都闹起鼠疫，加入起义军的人很多已是鼠疫携带者，就是李自成进入的北京表面看是花花世界，而是一片被瘟神笼罩的死亡之城。大量官兵势必被感染，只不过为鼠疫潜伏期所掩盖，在山海关大战中尚能够对吴三桂构成明显优势并给清军也带来相当损失，无非是暂时没有发病，及至败退北京正好集体发病，也就有了北京周边战斗的连续失败，加之军营的集体生活，瞬间大量传染在所难免，即使部队规模再大、人数再多，最终也像明军那样毫无斗志而败于清军。清军之所以没有被感染，主要因山海关之战后休整入夏后才进入北京，此时气候炎热鼠疫杆菌基本无法生存，也在于骑兵比例很大，鼠疫跳蚤厌恶马的气味。从某种意义上说，1644年的崇祯皇帝上吊，李自成遗恨千古的短命政权，元凶都是那看不见的鼠疫，小小鼠疫一年内终结两大王朝，足以表明瘟疫对一个国家的可怕破坏力。回望甲申年鼠疫危害的一幕幕，回望巩固政权和夺取政权的人们对鼠疫的态度，不能不吸取其中教训，不能不百倍呵护巩固已经取得的战疫情成果。
历史还不会忘记，人类瘟疫有自然和人为两种爆发方式，抗战时期，日本为了达到侵略中国目的，就惨无人道制造了鼠疫，留下战争史上可耻的一页。日寇那个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灭绝人性地从老鼠身上获取跳蚤，使用中国、朝鲜等活体人进行生物与化学武器的效果实验，鼠疫杆菌、炭疽热菌、斑疹伤寒、鼻疽菌、霍乱孤菌五种瘟疫原菌，都是用活人做试验研究出来的，由此死亡的达数千人，培养出成吨的鼠疫病毒等各类传染病菌，研制出“火焰喷射器”、“石井细菌喷射器”、“石井细菌瓷壳炸弹”等新式武器；他们的研究手段更是令人发指，所进行的11种兽性人体试验堪称惨绝人寰，其中不用麻醉的活体解剖，凄厉惨叫的解剖场景，让人无法想象日本禽兽的残忍；鼠疫实验最突出的“成果”石井炸弹，不仅可以让大量人瞬间感染鼠疫，而且感染者出现身体溃烂，后来美军在越南使用的菠萝弹就是该弹的改进型；居然进行人与马血互换，人体四肢互换，强迫女人与马匹或狼青交配的人畜杂交等各种惨无人道的研究。细菌作战方案，不仅用大炮发射装有细菌感染的小动物、物件及食品的炮弹，用飞机空投装有五千只带有鼠疫菌跳蚤的石井瓷壳炸弹，还派出瘟疫播撒分队投撒细菌和剧毒，污染水源和环境，其灭绝人类的能力，所制造的无人区骇人听闻。1938年为了尽快占领武汉进行化学攻击达375次以上，发射各种毒气弹（筒）48489发（个），造成了国民党军队成营、成连中毒死亡。1940年夏，日军为对付八路军“百团大战”，使用毒剂20余次，造成八路军中毒近万人，多次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浙赣铁路沿线等11个县市，用飞机投撒污染鼠疫杆菌的跳蚤，造成当地鼠疫流行等惨无人道，远胜过广岛原子弹爆炸，甚至比实施种族灭绝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性质更为恶劣。可以说，日本侵略者是披着人类外衣的衣冠禽兽，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石井四郎用其残杀万余人类生命得来的细菌杀人方法的资料数据通过麦克阿瑟牵线与美国总统杜鲁门进行了阴谋交易，逃避了战争法庭的审判和人类良知与道义的责任，李微奇还将其用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和日本侵略者违背国际公约，发动细菌战争，是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掠夺资源、践踏世界人道的重要罪证，已经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之上。一些弥灭良知的亲美亲日分子，居然数典忘祖，无视帝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美化日本侵略中国，抹黑抗美援朝，其险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吗？
历史更不会忘记，今年的鼠年，爆发了历史罕见的新冠病毒疫情，比历史上的瘟疫、鼠疫更凶恶，逞凶中国，肆虐全世界。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以民为本，不惜一切代价救人救命，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迅速控制住疫情，以致呈现出治愈108岁老人的战疫靓丽风景。而在鼓吹人权人道主义的美国和西方国家，却在疫情面前丑态百出，美国居然做出“年长者要为国牺牲，以拯救美国经济”让老人去死的决策，自己无视民众生命，还抹黑甚至甩锅中国，导演出一个个视生命如草芥的丑剧。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效仿美国，不仅借口医疗资源不足放弃老人治疗，而且打着人权自由的幌子消极对待疫情，再现当年欧洲“黑死病”的惨景，而且也像昔日冤枉犹太人一样跟着美国冤枉中国。最让人不解的是，这种滑稽的历史再现进一步升级扩大，当年犹太人没有跟着欧洲人起哄污蔑自己同胞，可今年某些中国所谓名人居然跟着欧美污蔑中国抗击疫情，恶毒地说什么“没有胜利，而是结束”，并以什么日记配合美国等西方国家攻击中国，这位以《软埋》否定共产党土地改革的湖北作协前主席，对国民党统治怀念倍加的公知，却忘了1931年武汉特大水灾，人畜漂流，房屋倒塌，大部分难民露宿在高地和铁路线两旁，或困居于高楼屋顶，街道上不时有死尸漂过，霍乱、伤寒、痢疾等疫病蔓延，在黑山、洪山等灾民区，饿死、病死的灾民来不及掩埋，便挖几个千人坑，一层一层往里堆，那种惨状至今也目不忍睹。而今年武汉湖北虽是主要疫区，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武汉湖北当作主战场，下令全国各地驰援，命令各省对口支援湖北各地，在疫情后经济复苏又对湖北武汉给予特殊关怀，使得今天武汉湖北和全国一样经济社会步入正常发展。如此鲜明的对比，那位自命不凡的公知作家有什么理由罔顾事实而造谣呢？所以说，疫情是照妖镜，照出了西方人权自由和汉奸公知的嘴脸；疫情也是试金石，试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人民生命的根本立场,试出了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怀和无耻公知的良知弥灭；疫情还是宣言书，宣告了投降卖国不得人心，更宣告了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和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
鼠年的鼠疫，不禁让人想起“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俗语。千百年来老鼠始终祸害社会，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人民群众也始终与老鼠进行斗争，于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代代相传，新中国“除四害”老鼠名列榜首，与苍蝇、蚊子、臭虫一起成为消灭的对象。而“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流行，关键在于它既要求消灭老鼠一样的害虫，更要求铲除滋生老鼠一样害虫的土壤，其中彰显着中华民族嫉恶如仇的传统美德，也代表着弘扬正气的社会风尚，标志着社会消灭老鼠一样害虫的氛围，更象征着社会不容许像老鼠一样坏人坏事的存在，传递着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文明。但美国似乎忘记鼠疫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居心叵测率先制造出“米老鼠与唐老鸭”，彻底颠覆老鼠形象，搅得世界大乱。而中国一些人似乎也忘记历史鼠疫之痛，忘记祖宗遗训和中华民族传统，通过模仿美国推出一系列老鼠英雄勇敢和仗义行侠的儿童剧，不仅仅是改变老鼠丑恶的形象，而且颠倒了人们的是非观，引发的不只是“老鼠过街”没有“人人喊打”，还进而发展到做好事被讹诈的社会道德滑坡，社会风气变坏。尤其是由老鼠文化变态诱发了一系列以邪逼正的社会变态，诸如美化侵略者的文化汉奸理直气壮，污蔑丑化祖国的败类迭出不穷，精美精日言论堂而皇之，直不起腰的认怂投降大行其道，更胜过鼠疫的危害，特别呼吁重新恢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社会风貌。
概言之，庚子鼠年回望鼠疫的灾难，不是重掀历史的伤痛，旨在以史为鉴，警示人们勿忘鼠疫曾经带给民族的灾难和教训，勿忘曾经拿鼠疫祸害中国的侵略者，提醒国人既要正视明火执仗的敌人，也不要忽视那些躲在阴暗角落的敌人，坚决战胜新冠疫情和洪灾之类自然灾害，也坚决战胜比自然灾害更加凶恶的社会变态灾害，发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大无畏精神，铸就大灾之年大赢的新篇章。（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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