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蓝自述：我与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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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蓝自述：我与田方

点击：作者：于蓝来源：总字部队子弟发布时间:2020-07-02 12:30:49

田方在《英雄儿女》中扮演王文清

我们的结合是美好与幸福的，但真实生活中必然存在着辛酸和苦涩。这些苦涩更多是由于我的幼稚无知所造成的。

生活的磨炼使我逐渐成长,我才真正认识了田方，理解了他。直至今日，我仍怀着无限歉疚与永远的爱意思念着他。

田方喜欢的是你

注：文章节选自于蓝自述《苦乐无边读人生》

1940年春，我被调到鲁艺实验剧团，一次傍晚乘凉，和我一同参加革命又一同调到实验剧团的赵路，悄悄地告诉我：“塞声大姐把我找了去，要给我介绍男朋友!”我漫不经心地问：“是谁?”她脸微微地红了起来：“田方!”

于蓝与好友赵路

田方！这个名字使我震动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那你呢？喜欢他吗?”“我早就喜欢他了。”我的心跳了起来，马上意识到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我要为她祝福，我要把自己心底的秘密锁好。我的思绪回到初中的少年时代。1935年我初中二年级时偶然观看了影片《壮志凌云》，我格外注意到了一位新星。他在影片中扮演青年农民田德厚，那深邃而诚实的目光和纯朴的农民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中。我很单纯地记住了他——田方。

1938年10月底我在延安抗大学习，有一次抗大文工团在礼堂演出舞台剧《到马德里去》，大幕拉开了，忽然，我看到一位西班牙战士，那深邃的目光怎么如此熟悉？这不就是《壮志凌云》中饰演田德厚的明星吗？怎么他也会出现在抗大的舞台上？

民国时期电影杂志上的田方

这说明，他为了抗战.离开了大都市，丢弃了电影明星的宝座，和我们所有奔向延安的背年一样，为了民族的彻底解放，可以放弃一切！他再次唤起我仰慕之情。但是，他终归还是一位明星，我绝没有想到要接近他。

田方在延安鲁艺窑洞前

1940年春，当我调到鲁艺实验剧团以后，和田方常常见面。但，我丝毫未感到对方注意自己，所以非常坦然，似乎也忘记了前边那些朦朦胧胧的好感。谁知事情的变化又很突然，赵路尚未与田方接触，塞声大姐又把我叫去了。她急促地说：“于蓝，我差点办错了事，人家田方喜欢的是你!”“不可能!”我急切地说。我心中也很别扭，这又算什么事呢？太不好了！我为赵路不平，竟气愤地去找田方，一进门就批评他不该这样对待赵路。田方用深邃的目光看着我：“不，我没有做错。塞声大姐没有问过我。她太冒失了。”

“赵路有什么不好? ”我质问似的说着。

田方斟酌了一阵，“她很好。但是，我考虑我和她两个人的性格太相似了，结合起来不会好。我在延河边上第一次看见你，就暗暗选中了你! ”我不知如何是好，他却紧紧地拥抱了我。我好像犯了罪，觉得对不起赵路。当我回到赵路身边时，我哭泣起来。赵路好像早已明白，她说：“我和他是太相似了。”她也流了泪。半个世纪以后，田方的好友祁峻同志告诉我：“在你和赵路刚到鲁艺打篮球的时候，田方就告诉我，他太喜欢你了。当时我、华君武、葛陵都在那里。我们说你旁边还有一个好朋友赵路，也应该有人去喜欢呀！葛陵马上表态：我可以喜欢赵路吗？大家一致怂恿地说好！好!”赵路被葛陵的深情打动，不久，两人结为伉偭。

生活并非小说那样浪漫

1940年冬，我和田方在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的纪念日结了婚。我们的婚礼，简朴而庄严：整个剧团把锣鼓唢呐全搬出来了，吹奏着喜庆的乐曲，一切如正式嫁娶婚礼。婚前，当人们知道了田方和我的关系时，许多人劝我：“于蓝，他比你大很多，结过婚，家中还有孩子。”可能是受小说影响太大，我认为真正的爱不在于年龄的差距，至于孩子，当时我想得也很简单，战争如此残酷，天各一方，谁知何时才会相聚？那是太遥远太遥远的事情了。我们婚后，田方的感情十分炽热。我不会生活，也不憧生活，更不会照顾田方，相反他分外细致地指点我。比如：开春了，棉鞋应该包好，不要随便扔掉，以便冬天再穿;煤炭怎样才能节省……慢慢地我感到生活不像小说写的那样美好，什么事都得听他的，而他又太大男子主义了，在众人面前从不表现对我的温存和体贴。比如：我拿很重的东西走路，他空着手在后边，从未主动前来帮助过我;一次在外地演出，我一个人收拾两个人的衣被、物品，十分吃力才能装进行李袋内，而他却在山下帮助别人，特别是帮助一些年轻的女同志。我真气极了，心想难道我不存在吗？气得我把行李袋一脚踢下山沟,我也不管了！结果把他从武汉出来时所保留的唯一的一个瓷铁脸盆也砸瘪了。可是他好像根本没有发现我生气了，依然泰然自若地东奔西跑为大家、集体奔忙着。类似的现象也太多了，我们的感情由此渐渐发生了裂痕，我几乎要和他分手。在年长的同志们帮助下，田方才明白我的“委屈”所在，他向我表示了深深的歉怠，我也原谅了他，与他和好如初。

我从初中开始就是住宿生，吃集体伙，大件的被子脏了，有学校的工友帮助缝洗。家庭虽不富裕，但回家后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怎样做饭.怎样缝洗，一概不会。当时延安条件困难，不是生下小孩就有托儿所。许多母亲为了给孩子一点营养，十分辛苦，要自己养羊、放羊才能挤出羊奶给孩子吃。可是，我不会生活，做不好这些。谁知偏偏我也怀了孕。征得田方和领导同意，又经苏菲同志的帮助(她的丈夫是当时延安著名的外国医生马海德)，由马海德介绍到柳树店的医院去做了人工流产。

1944年春，我的哥哥把田方的两个孩子带到延安了。

哥哥走时，田方只是说：“帮我看看母亲和孩子是否还活着?”可是考虑到家里生活艰难，哥哥把两个孩子带来了！大的女儿几乎和我一样高，已经14岁;小的男孩已12岁。两个孩子齐声呼唤“妈妈”，鞠了躬。我腾地脸红了起来，很不好意思，因为我自己也只有23岁。但我对他们无限怜爱，特别是小男孩，生下来就没有见到妈妈。这时田方已是三十多岁了，他把爱全部转移到孩子身上了，对孩子关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我，却似乎是多余的了。也就在这个期间，我发现自己怀了第二个孩子。我恐慌极了，瞒过田方，去做了第二次人工流产。

差点与田方离婚

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了！田方和许珂则调去准备接收“满映”，到长春去。从1945年11月初起，我就和田方各在一方。这一阶段我的工作充满激情，也得到了同志们和组织上的关爱与信任。大家赞誉我的时候，我则感到十分恐慌，我发现自己不能自拔地关注着另外一位同志。他才华过人，工作勤恳刻苦，他在延安受过不公正的“抢救”，因此我对他分外同情与敬重。我常常心不由己地被他所牵动，我发现自己已超越了对同志的关心。后来，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决定离开田方。当1946年11月我和田方重逢时，我竟流着泪告诉田方, 我要离开他。这当然深深地伤害了田方，他用不解的目光注视我，我记得那一夜我们无言地等待着天亮。后来我有机会见到那个同志的妻子，一个年轻的母亲，膝前拥着两个天使般的男孩，一个四岁，一个两岁，我猛地惊悟过来，我要给这两个幸福的孩子带来什么？当天夜晚，我又向田方如实地叙说了自己的思想，“是我错了!”我坦白地请求田方自己选择和决定：我们是离开，还是共同生活？他饱含热泪地抱着我的双肩：“我会爱你的!”他的宽厚使我痛哭了起来。

春节前夕传来噩耗,我所爱慕的那位同志，为了深入生活，他和文工团的几个同志搭乘运送棉花、布匹的大卡车到农村，车已装满,超过车厢挡板，可是为了争取时间，他们还是上了车。当汽车行进到—条河边，由于车重地滑，把他甩了出去。送到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了。他永远被埋葬在东北的黑土地上，也永远埋葬在我的心底深处。

在和田方恢复感情后，我渴望自己有个孩子，渴望自己是个真正的母亲。第二年，1947年的12月里，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因为这时毛主席刚好发表了党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田方给孩子起名“新新”。

于蓝抱着二儿子田壮壮

与田方相伴的最后时光

1966年，田方被划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后我也成了“黑线代表人物”。在干校看到他那瘦骨瞵峋的身躯，却肩背200斤的稻谷去脱粒，或是推着独轮小车去送秧苗，我都不忍目睹。而他却说：“还吃得消。”1972年我被第一批“解放”回厂工作。1973年他最后一批被“解放”回厂，并未再担任什么厂长之类的职务，而是下放到我所在的编导室，也没有任何名义，只是和我一样是负责人之一。

全家福，后面是小儿子田壮壮

这期间我和水华为改编小说《霞岛》去深入生活。1974年春，我得到海岛上部队领导的同意，请田方到岛上去休养，而田方回信说身体不好，不便前去。可是我没有想到，当我们回到北京他去接我时，他的模样使我吓了一跳。他面色蜡黄，身躯佝偻，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不敢让他看见。晚上回到家中，在昏暗的灯光下也没看清他的脸色有什么异常，我询问了他的病情，要求他第二天上午跟我去中医医院。他同意了。第二天我们双双把自行车推出大门，我觉得他走得慢了，一回头催他，更是吓了一大跳。他的脸色黄得像龙袍一样的土黄色，昨晚灯光下怎么一点也没有发现？我几乎吓晕了，这不是好颜色，肯定得了黄疸性肝炎。

医院诊断出田方患了肝癌,在马海德、谢铁麵、吴德等同志帮助下，在 1974年7月6日住进了协和医院。

……我用脸紧紧靠着他的前胸，他默默地摸着我的头发，“抽屉里还有一个存折，里边可能有200块钱。于蓝，这点钱虽少，可能对你有用!”天哪！直到他病倒至今，他也未领到全薪，每月只从家中拿去20元作为自己的消费，吸最低廉的纸烟，总是旧衣布鞋……他是那样清苦，却攒下200元，还要留给我……我的心碎了！我再也憋不住，哭了出来，但还要忍住哭声：“不许你胡说！等你好了，我们俩一块去拿!”他最后又说：“你太迂腐了，你别相信他们，他们都在演戏!”1974年8月27日，田方去世。终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