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战将的最佳选择，就是对作战优势的最大争取。君明则将贤，将贤则兵胜。这一真理至今颠扑不破。打仗就是打将，选什么样的将，便打什么样的仗。置身战场，没有官兵会在意将军的讲话材料有多么高屋建瓴，又是多么充满指导意义，官兵在意的是将军发布的每一道作战指令，甚至不需要思考就立即执行，并坚信执行将军的命令会取得最终胜利。这是战争对将军的选择，也是和平时期对将军的要求。

 

 

时至今日，人民军队已经跨过了90载苦难与辉煌交织的征程，我们饱尝过最为痛苦的失败滋味，也拥抱过堪称奇迹的胜利荣光，在这个漫长艰辛卓绝而又激荡漫长的征程中，人民军队的将军行列数以千记，不断有人加入，亦不断有人倒下，有的将星璀璨耀人，载入共和国史册；有的将星怆然陨落，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对于军人而言，“将军”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对于军队而言，“将军”亦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一、对将军的选择关乎战争胜败

 

宋代欧阳修说：“用兵之要，先择于将臣”。每逢战争来临之前，选拔一线战将是首要任务，对战将的选择直接影响战争胜败。

        

公元前262年，秦赵两国为夺取韩国上党郡，对决长平。赵国老将廉颇认为秦国远道征战，粮少兵疲，旨在速战，所以筑起高垒，坚壁阻秦，致使秦军不能进。赵孝成王不谙军事，多次催促老将廉颇出战歼击秦军。最终在范雎的反间计下，赵孝成王以赵括代廉颇。秦国也及时换将，以白起代王龁。赵括是个纸上谈兵的谋士，但白起却是久历沙场的战将。赵括到达前线，全面否定了廉颇的作战策略，主动出击，被白起率领的秦军引诱深入，断绝粮道，致使四十五万赵军投降被坑杀。这一战给了赵国灭亡致命一击。

        

战国时期，秦赵军事实力相当，特别是历经胡服骑射变革的赵国军队，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悍。战将方面，秦赵两国也不相上下，秦有司马错、白起、王翦等，赵有赵奢、廉颇、李牧等。当世四大名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秦赵各有其二。但恰恰是战将云集、军力强盛的赵军一战而败。纵观长平之战，赵国的失败在战将的选择环节就已经注定。“君明则将贤，将贤则兵胜”，这一真理至今颠扑不破。

 

 

谈到选将，毛泽东与蒋介石不得不提。自井冈山算起，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军事较量长达22年，22年的军事较量实际上也是一场选将对决的过程。蒋介石善于册封将军，黄埔将军满天下；毛泽东则善于选培将军，赤诚将帅遍中国。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在1949年之前，400余万军队中佩有将衔的达5000人，中将便有900人；我军1955年授衔时，总共授衔1614名将军。国共两党战将在三年解放战争的大对决中尽显本色，真正的战将都在战争中同他的战绩一起载入史册。

        

陈诚，保定军校8期毕业，蒋介石爱将。1926年，陈诚仅是一个参谋，因为身上贴着“保定军校、黄埔系、浙江同乡”的标签，深受蒋介石信任与赏识，远比黄埔同期生晋升要快。三年之内，陈诚由一名参谋晋升为十一师师长。蒋介石宠信陈诚，为了彻底拢住陈诚，便与宋美龄合议，想将宋美龄干女儿谭祥许给陈诚。陈祥问蒋介石和宋美龄：“陈诚官居何职？”蒋介石觉得说师长恐怕谭祥看不上，便答：“军长”。谭祥问：“哪一军？”蒋介石答：“十八军”。谭祥说：“是军长我就愿意见面”。谭祥一语也使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默认。由于谭祥为谭延闿女儿，又为宋美龄干女儿，陈诚与原配妻子吴舜莲离婚。1932年，陈诚与谭祥结婚，这一年，陈诚34岁，官居十八军军长。从此平步青云，走上了火箭般的升迁之路。

 

       

林彪，黄埔军校4期毕业，毛泽东爱将。与声明显赫的陈诚比，1928年1月时林彪还是一个小小的连长，因率部出色歼灭耒阳县民团谭孜生部，被朱德发现，井冈山会师后补缺李奇中升任营长。

 

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是朱德，但真正给林彪军事才能施展舞台的是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一天毛泽东与朱德相伴而行，看到一位瘦弱的娃娃模样的人在给部队训话：“不论这个土匪，那个军阀，只要有枪，就有一块天下。我们也有枪，也能坐天下！”这与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红色武装割据”的思想如出一辙。于是，毛泽东记住了这个年轻的营长。

 

1930年6月，林彪任红一军团第4军军长。1932年3月，林彪任红一军团军团长，这一年，林彪25岁。之后，毛泽东对林彪指点提拔，悉心培养，终成开国元帅，十大元帅中林彪排名第三。

        

林彪与陈诚的命运有着极大的相似。两人均出身一般，黄埔期间成绩平平，没有丝毫表现出惊人的才能，之后，年纪轻轻便都统兵一方，特别是最后在国共两党中两人地位基本持平。唯一的差别就是两人的军事成长路径不同，林彪所指挥和经历的战斗以及取得的战绩是陈诚所没有的，与林彪相比，陈诚就是个军事上的庸才。

 

蒋介石宠信陈诚，毛泽东惜爱林彪。对这两位战将的选择，也导致了战场上的无数胜败。1933年，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林彪指挥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与陈诚第一次正面交手，痛击陈诚主力部队十一师，陈诚因此遭遇第一次解职。

 

1947年8月，陈诚出任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此时的林彪已经成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麾下百万大军。时隔14年，陈诚与林彪就这样殊途再逢，在东北战场的激烈较量中，陈诚损兵折将，一败涂地，国民党内部甚至呼吁“杀陈诚以谢天下”，陈诚也第二次遭到解职。

 

        

蒋介石曾称赞林彪“他是黄埔最优秀的将军”。实际上，共和国的每一位开国将帅都是杰出的战将，每一个人都选择了共产党这个阵营，每一个人也都经历了被选择的过程，他们的将星与战绩交相辉映，在世界战史中都熠熠夺目。对此，蒋介石选将自愧不如毛泽东。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夸赞及怀念最多的战将均在大陆一侧，比如刘伯承，毛泽东说：“刘伯承是条龙”，朱德称赞刘伯承是“军事的奇才”，蒋介石叹惜“手下无人堪比刘伯承”；再比如救过他一命的“黄埔三杰”之一陈赓，蒋介石久久挂怀他这位得意门生，陈赓大将去世后，蒋介石流了泪，感慨“五个胡宗南也抵不过一个陈赓”。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就是我们党对战将的选择，注定了我们党对革命胜利的选择！

 

二、战争对战将的选择是残酷的、无情的，但也是公正的

 

将军有很多，可以冠以“战将”头衔的却并不多，没有经过战争血与火的残酷考验，是不能够称之为“战将”的。

        

国共两党对战将选择的本质区别在哪里？我觉得有两大区别，一是国民党选将唯蒋介石一人，共产党点将唯党和人民；二是国民党选将，蒋介石有 “保定军校、黄埔系、浙江同乡”三个条件，共产党选将靠得便是几十年革命战争的大浪淘沙。对战将的不同选择标准和形式，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将军的命运与结局。

        

仅三年解放战争，我军倒下的高级指挥员便有二十多名，他们尚未来得及戴上那枚璀璨的将星：

        

1945年12月，山东野战兵团第八师师长兼政委王麓水侦察敌情时被敌炮弹炸伤胸部，当场牺牲；

        

1946年8月，中原军区鄂皖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黄世德在蕲春作战中壮烈牺牲；

        

1946年10月，中原野战军第七纵队十九旅旅长吴大明在张凤集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6年10月，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谢祥军在第一次涟水保卫战中壮烈牺牲；

        

1947年3月，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元寿在山东周村敌机空袭时壮烈牺牲；

        

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朱瑞在攻打义县战斗中壮烈牺牲，成为解放战争中我军牺牲最高指挥员；

        ……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一个个倒在战场上的优秀指挥员，仅“壮烈”一词是无法描述他们牺牲时的忠诚、勇猛、无畏与惨烈的。我们党几十年革命征战中，牺牲的战将名垂史册，活下来的战将一样用伤疤证明了赫赫功勋。

        

开国1614名将帅中，“独眼将军”10人，“独臂将军”10人，“短臂将军”2人，“独腿将军”2人，“独脚将军”1人：

        

1933年，彭少辉上将失去左臂；1935年，贺炳炎上将失去右臂；

1936年，宴福生中将失去右臂；1936年，余秋里中将失去右臂；

1938年，左齐少将失去右臂；1938年，彭清云少将失去右臂；

1940年，陈波少将失去右臂；1940年，廖政过少将失去右臂；

1944年，童炎生少将失去右臂；1949年，苏鲁少将失去左臂；

1942年，龙书金少将左臂残废；1943年，罗应怀少将双臂残废；

1935年，钟赤兵中将失去右腿；1942年，张和少将失去右腿；

1937年，谢良少将失去左脚……

        

他们的名字我们已经不熟悉，甚至已经渐渐淡忘，但后续的胜利无一不是建立在他们的身躯所奠定的基础之上。

 

刘伯承元帅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切除72刀割掉眼球，被誉为“军神”；彭少辉与贺炳炎均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用开水煮过的锯子锯掉手臂；余秋里拖着腐烂生蛆的手臂行军作战192天后才进行手术锯掉手臂；谢良在没有麻药和医疗器械的情况下，医生用大剪刀剪掉了他的脚趾和前脚掌；“独腿将军”钟赤兵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贺龙元帅曾经把贺炳炎的几块骨头渣捡起来收藏，并以此激励将士：“看，这就是贺炳炎的骨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骨头！”这就是功勋赫赫、彪炳史册的战将的硬骨头。

 

        

这是战争对战将的选择，充满了残酷与无情。1955年授衔时，毛泽东感慨：

 

“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独腿、独脚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独特人才”。

        

的确，这样的战将是我军特有。在如此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战将，不仅战伤特有，就连情怀也是特有。

 

1955年授衔，徐向前、罗荣桓要求不授元帅军衔，徐海东、许光达要求不授大将军衔，徐立清要求不授上将军衔，孙毅要求不授中将军衔。

 

将帅让衔时普遍提及的一个原因就是，相比于那些在战争中牺牲倒下的战友，他们已然是知足的。

 

许光达大将三度请求降衔，他在降衔申请书中写道：

 

“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毛泽东深受感动：

 

“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明镜……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三次请求降衔的还有徐立清中将，成为唯一一个被批准降衔的将军，错过上将军衔的徐立清将军也成为了全党全军的楷模，罗荣桓元帅说：“徐立清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楷模，同志们学习的榜样”。

 

 

 这样的将帅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没有的，不仅没有，相反许多国民党军官自我授衔晋衔，导致将官军衔授任极滥，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看不下去，直呼：“陆军官阶过滥，殊非尊重名器之道！”这也注定这些所谓的将军逃不脱失败的命运。

        

蒋介石对他的爱将们强调最多的便是“不成功、便成仁”，三年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诸多高级将领既没成功，也没成仁，而是举起双手投降，成全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从1946年7月到1949年6月，国民党三年间总计有1064名将军成为了解放军的俘虏，这一千多人中，一些人的实际军衔是上校，但他们迫不及待的挂着少将的军衔，眼里装满了“虚荣”而非“荣誉”。

 

我仅列举个别在国民党中被授予将官军衔被我军俘虏的将军们：

        

国民党炮兵司令胡三余中将、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中将、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中将、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中将、第十兵团总司令王靖国中将、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中将、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中将、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中将、第十战区副司令牟中珩中将、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中将、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中将、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中将、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中将、整编第五十一师师长周毓英中将……

        

这些人不是投诚起义，而是被俘虏。“被俘”一词远远无法描述他们作为败将的耻辱。

        

《孙子兵法》里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国民党数以千计的将军肩扛金灿灿的将星被俘虏，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我们也感到十分陌生，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无将军之实，战场上的表现让蒋介石绝望而无奈。

        

如今，再回头审视那一场场惨烈的战争，不难发现，战争对于交战双方是公平的，一切优势只能依靠自己去争取，对战将的最佳选择，就是对作战优势的最大争取。

 

三、选什么样的将、打什么样的仗

 

从某种意义上讲，打仗就是打将，选什么样的将，便打什么样的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漫长的战争生涯中，几乎每名战将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作战指挥艺术。

        

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二战时期德国名将，“闪击战”创始人，“闪击英雄”“坦克战”专家， “德国装甲兵之父”……古德里安拥有太多的头衔。

 

一般人认为，最重要的头衔是他与德国陆军元帅曼施坦因、陆军元帅隆美尔被后人并称为“德国三大名将”，古德里安最高军衔为陆军大将，但却享有其他德国24名元帅无人能够比肩的盛誉。

 

但实际上，古德里安最喜欢的头衔是下属起给他的绰号“急速海因茨”。因为他性格急躁直爽、果敢勇猛，这个绰号最能彰显他的作战风格。

 

        

1938年，古德里安亲率第二装甲师2天急行670公里，成功将奥地利纳入德国版图，各国为之震惊；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古德里安率第十九装甲军围歼波兰三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自己阵亡仅150人，受伤700余人，骄人的战绩令希特勒惊叹不已；

        

1940年5月开始，古德里安利用2天时间越过110公里的阿登山脉峡谷，2天时间连克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色当，随后8天时间攻至法国和瑞士边境，5天击溃法国25万陆军，名将地位正式确立；

        

1941年，古德里安转战苏德战场，5天挺进三百公里，合围苏军30万，一路杀到莫斯科城下，一度使苏军十分被动，随后南下参加基辅会战，合围俘虏苏军66万，气的苏联人说古德里安是在他们的国土上真正实践升华了闪击战和坦克战理论。

        

丘吉尔说：“若没有古德里安，希特勒的战争在一开始就失败了”。从1938年至1941年，短短3年时间，古德里安创造了战争奇迹，也实现了自我蜕变，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别用巴掌拍，要用拳头砸”，“快、准、狠”的风格尽显无遗。

 

古德里安虽是德国军人，但是个纯粹的军人，他只顾为德国而战，反对并拒绝杀戮，也因此受到同盟国尊敬，战后被宣布无罪。

        

克劳塞维茨讲军事天才必须具备“完善的勇气、卓越的智力、果断的精神、强烈的荣誉心和坚强的品质”。毫无疑问，古德里安是个军事天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大的战争悲剧中，他演绎了一个天才战将的艺术篇章。

        

这样的天才战将，我军也有不少，我军将帅的作战风格独具特色。比如彭德怀刚烈勇猛，善打硬战血战；林彪谨慎细致，长在伏击围歼；粟裕沉稳果敢，擅于险奇制胜。

 

毛泽东知人善任，总能根据不同的战场局势选择不同的将帅。共和国开国将帅中，相比而言，最为突出的两位代表便是林彪与粟裕，林彪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率领百万大军横扫南北，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战将选拔的精准，但更能体现选择精准的当属对粟裕的选择。陈毅称赞粟裕指挥作战“愈出愈奇，越打越妙”。

 

       

1947年5月，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围歼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这是在敌重兵密集合围的情况下，粟裕演绎的一场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这一战也成为转变华东战局的关键之战。然而这个转变战局的关键之战差点就失去了。

 

孟良崮作战异常艰难，特别是战至最后，我军伤亡较大，物资也难以为继，局势逐渐转向对我不利，而此时的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企图“中心开花”，连续反扑，孟良崮外围国民党军也密集合拢，企图围歼我军。5月15日夜，有人主张“立即撤出战斗，迅速转移，以免陷入不测”。唯粟裕有险中取胜的决心和魄力。他坚信：我军有把握在敌军合围之前全歼孟良崮之敌。

        

粟裕的坚持是有巨大风险的，但最终是正确的。陈毅元帅在战后评价孟良崮战役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能如此割掉国民党七十四师将首的也只有粟裕。

 

历史只给战将一次机会，倘若决战孟良崮的不是粟裕，倘若粟裕当日迅速撤出了战斗，历史便会改写，也不会有被誉为“战神”的粟裕了。这就是最真实的粟裕，位列十大大将之首、被誉为“开国第一将”的粟裕。

 

        

在党内，粟裕被公认为既是险中取胜的高手，也是组织大兵团作战的专家。早在1944年3月，粟裕指挥部队同日军作战取得“车桥大捷”，毛泽东评价粟裕：“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估还是小了一些。后来包括淮海战役战役在内，粟裕指挥60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战役不在少数。

 

1961年9月，蒙哥马利元帅访华，高度赞扬毛泽东在国内战场用兵有方，特别是淮海战役。毛泽东则谦虚地说：“我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 。

        

毛泽东对粟裕推崇备至。1950年6月上旬，粟裕出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建议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解放台湾的战役，毛泽东则果断宣布：“攻台作战仍由粟裕负责”。刚过一个月，1950年7月，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政治委员，这是因为林彪称病不愿出任志愿军司令员，着这种情况下，第一个进入毛泽东脑海的人是粟裕。

        

如今，我们回顾历史，不免会想“为什么共军仗仗打得赢，国军回回败得惨？”总结原因，许多人会说：1.靠党的坚强领导；2.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3.国际社会积极支持。

 

这些原因都正确，但对每一次作战而言，或许有更为直接的原因，恰如一位被俘的国民党将领所说：“国军的作战计划由天才制定，却由一群蠢材来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自主性、独立性极强，所以，战争胜利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汇集了一大批能征善战之将，对战将的选择成就了这一次次的胜利。

 

四、和平年代对将军的选择应当更为严格

 

战争年代对于战将的选择过程是遵循一定的自然法则的，因为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大筛斗，军人身在其中，直接接受战场生死考验，所以，成为将军的首要条件是必须要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卓越的军事才能，能在战争的筛选中存活，其次才是成长与晋升。十年战争，活着就有可能从士兵走向将军。

        

和平年代对将军的选择完全区别于战争年代，但也有其特定的规则与标准。和平年代，我们党对将军的选择也是有明确的标准的，而且不止一次的重复强调。2013年在同部分新调整军级干部集体谈话时曾提出明确的标准，概括起来有四条，即“理想信念坚定、听党指挥坚决”“能打仗、打胜仗”“作风正、不腐败”“敢于担当”。

 

这样的标准与规则是钢铁一般的标准与规则，全军务必遵从。然而，一旦有人无视规则与标准，不但自己游离其外，甚至背离党中央擅自对标准与规则进行修改，那对将军的选择带来巨大的干扰，也会种下失败的种子。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雷霆之势查处“军老虎”。徐才厚、郭伯雄、田修思、王建平、王喜斌5人被查处时，肩扛上将军衔。“军老虎”给全军政治生态造成的破坏是不可估量的，甚至让个别官兵发出了“军中尚有可信之将乎？”的惊天质问。他人不必多讲，就拿田修思来说，也算经历过战争选择，1985年，田修思作为兰州军区第八侦察大队副政委赴南线参战，并参加了老山战役，他要求第八侦察大队官兵写下血书、遗书，奋勇作战。任职空军政委后，田修思伪装成一位“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的将军，一度使空军四十万官兵受到极大的振奋。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将军，却终究被法网筛了出来。

        

十八大以来，近百名将军倒下了，这些人没有倒在战位上，而是倒在了腐败支撑的温床之上。古田全军政工会上，习近平结合这些倒下的腐将，严肃指出了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10个突出问题，每个问题概括起来8个字，总共80个字，字字似针、句句如刀，在全军领导干部的灵魂耳畔响了一记重锤。

 

如果说腐败是最容易腐蚀将军信仰与灵魂的一群“细菌”，那么“不能打仗”则是和平年代蔓延在将军行列的一颗“毒瘤”。习近平提出了“两个能力不够”的警诫，并在告诫高级领导干部时讲：“能打仗、打胜仗，首先是对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要求”。

 

我军将领要尤为警惕，莫说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军事实力质疑，屡屡挑衅，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连我们自己都忍不住发问：“和平三十年了，还能打仗吗？”

 

如今军中除少数高级将领外，多数将军没有经历过战争，对战场缺乏最直观的认知，许多将军的优秀才能仅是经受了岁月与履历的检验，或是经历过了演习场的检验，但真正的战争远不是在演习场上同自己人竞赛般的比试，而是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

        

对于和平时期的将军而言，背景关系如何过硬、基层机关履历如何丰富、狠抓安全的能力如何突出、舞文弄墨水平如何高超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面对敌人时敢打、能打。

 

置身战场，没有官兵会在意将军的讲话材料有多么高屋建瓴、又是多么充满指导意义，官兵在意的是将军发布的每一道作战指令，甚至不需要思考就立即执行，并坚信执行将军的命令会取得最终胜利。这是战争对将军的选择，也是和平时期对将军的要求。

        

军人只有两种状态，打仗和准备打仗。世界上也没有和平将军，只有打仗的将军和准备打仗的将军。不论军事将领还是政工将领，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总有属于将军的一席战位。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时，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将军该扪心自问，可否经得住战争的选择？

       

我相信，共和国的将军们虽身在平时，但心早已飞向了未来战争的激烈角逐中！

（来源：“ 时事文史2”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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