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庆明丨卫兴华：人民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

点击：作者：庞庆明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0-05-30 1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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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兴华，1925年10月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阳白乡善文村。1946年加入“投枪社”并任编辑组长。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组织“山西流平同学会”。1952年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教师。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原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原经济学系主任。曾获“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振兴中华志向远

20世纪30年代初的五台农村，基础教育处于从旧式封建教育向新式民国教育转型时期。1931年，不到6岁的卫兴华开始就读善文村小学，虽生活清苦但恪守“敬惜字纸”的训言，不放过一张印着字的纸片。正如“善文”所表达的直观寓意，卫兴华颇具文学才华，而他的80%的语文基础就是在小学打下的。

1937年春至1938年秋，卫兴华在东冶镇坨阳高级小学接受了多位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新式教育。这些进步思想和高水平的知识让卫兴华迅速成长。

1938年10月，日军侵入东冶镇，学校停办，卫兴华被迫辍学回家务农。少年时的他目睹了日寇烧杀抢掠、奸淫妇女、野蛮扫荡的种种暴行。朴素而又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他心中萌发、生根。他深深地认识到，只有振兴中华，才能使中华民族免受凌辱。

1940年秋，不到15岁的卫兴华被选派到党领导的五台县政府所属的一个小山村，参加了一个月的“师资训练班”，主要学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及其方针政策、晋察冀边区的“双十纲领”等。随着抗日情绪的与日俱增，17岁的卫兴华将他的小学老师给他起的大名“卫显贵”改为“卫兴华”，以表“抗日救国、复兴中华”之志。

1942年秋至1943年春，在日伪统治下的坨阳高小读书期间，卫兴华对奴化教育表示强烈不满和反感。他虽各门课程成绩平均在90分以上，是全校特等“第一名”，但还是毫无留恋地辞别了学校，考入晋西进山中学，走向新的读书和求知之路。

在进山中学求学期间，卫兴华任“青年读书会”干事长，团结革命师生共同进步。1946年，卫兴华开始在太原《民众日报》连载抗日内容的小说和行军日记。各种进步活动引起了敌特注意。包括卫兴华在内的七八位同学被山西特务机关扣押，最后因查无实据被释放。

在进山中学学生社团中，以“投枪社”的影响力为最。1946年春，卫兴华被任命为“投枪社”编辑组长，正式参加了党的地下革命工作，并与太行区太原情报站的军事谍报人员王天庆建立了革命工作关系。1946年冬，乔亚、杨盛钦和卫兴华组成进山中学三人领导小组，组长为乔亚，卫兴华为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并担任进山中学的学生会主席。在地下党员、进山中学校长赵宗复同志安排下，卫兴华在校园内出《文摘》壁报，摘登一些外埠进步报刊的文章。为进行地下工作方便，赵宗复推荐或安排卫兴华任《复兴日报》特约记者、《民众晚报》·《灯下》副刊编辑、《青年导报》特约通讯员。此外，卫兴华还担任了《工作与学习》杂志特约撰稿人。自此，卫兴华以笔为枪，投入到无硝烟战斗中。进山岁月，对他来说是一段生与死、血与火、奋斗与抗争的交响曲。

1947年3月，山西省国民党当局和三青团机构负责人李之龙组织山西大中学生进行反苏反公的大游行，在海子边（现太原儿童公园）召开动员大会。赵宗复事先进行了布置，授意卫兴华等一定要搞垮这次活动。经过卫兴华等人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工作，这次活动彻底破产。1947年夏，在太行区太原工委会，经领导王成旺、秘书李华二位同志介绍，卫兴华履行了入党手续，正式成为中共党员。

1947年7月，原“投枪社”成员刘文瑞被捕。刘将王天庆、乔亚、杨盛钦、卫兴华等人一一供出。王天庆被捕后壮烈牺牲。卫兴华被审讯三次，都没有暴露自己，加上进山中学教务主任梁祥厚从中斡旋，卫兴华和他的战友乔亚于8月22日被释放回校。接着，杨盛钦从双龙巷监狱获释出狱。1948年6月初，经赵宗复与乔亚等地下同志安排，卫兴华转到北平。

卫兴华转入北平后，被推选为“山西流平同学会”第一届理事。“山西流平同学会”派代表找国民党政权的北平市政府，要求生活救济，并进行倒阎活动。北平市政府答应拨给学生玉米面，解决了饥饿问题。太原解放前夕，卫兴华将地下同志交付的城防工事图报送徐向前指挥部。这个情报对解放太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十多万群众有组织地通过天安门前，华北大学的学生也参加了游行，卫兴华就在其中。他与同学们一道经过天安门，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看到是华北大学的旗帜，高喊“华北大学的同志们万岁。”泪水从卫兴华的眼中夺目而出。他为一批牺牲的战友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而忧伤。想起这些患难与共的朋友们，他常常感受到自己肩上的历史责任。

追求真理意志坚

从小学到中学，卫兴华都是喜欢文学的。参加革命工作后，一切都要服从革命需要，一切都要服从组织分配。新中国成立伊始，经济建设如火如荼，急需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结合中国国情，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来。卫兴华正赶上了这个时候。然而，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而言，更是一颗闪耀的明星，摘取它又谈何容易。

1950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卫兴华被组织上选去政治经济教研室做研究生。读研究生之前，他对“政治经济学”没有任何基础，只好勤奋学习、刻苦读书。

为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卫兴华系统研读马列原著。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本一本地啃。当然，读的最多的还是《资本论》。对于这部鸿篇巨著，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研读，直到彻底弄通弄懂为止。读书生活几乎牺牲了他所有的空闲时间，但也换来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理解和把握，为以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可谓苦中有甜、苦中有乐。

研究生两年的学习，靠的就是勤奋。他把全部时间用来上课、看书、做笔记。中午吃完饭就趴在那儿学习，几乎没有休息过节假日。没有辅导教材，只能硬啃。啃不动怎么办？他回忆道：“别人用一遍能看过来的，我用十遍。人家用十遍能看懂的，我用一百遍。人家用一倍的力量，我用十倍的力量。人家用十倍的力量，我用一百倍的力量。”1952年7月，卫兴华以全优成绩毕业留校，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教师。

在这所校园里，他曾先后被下放劳动、参加“四清运动”，在“文化大革命”走“五七”道路经受了磨难，但初心不改，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坚守共产主义信仰。他凭借一种事业心和责任感，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从事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

教研园地勤耕耘

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卫兴华在经济理论方面就作出了卓越贡献。针对苏联和我国的经济学教材及专著中有关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理论阐述及其加总计算的方法纰误，卫老师在《经济研究》1956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资本主义地租理论中的一些问题》一文，澄清了理论是非，特别是对级差地租Ⅱ的来源和计量问题，以及将级差地租与绝对地租加总计算的问题，进行了正本清源，纠正了多位经济学界老前辈的经济学著作中有关问题论述的纰误。

针对苏联教材中所讲的货币具有阶级性，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范畴，卫老师于1958年在《新建设》刊物发表文章，否定货币具有阶级性；于1957年在《读书月报》第1期发表文章，否定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范畴。针对我国经济学界所存在的否定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生产资料是商品的观点，卫老师在《学术月刊》1959年第11期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研究方法问题》，认为该观点忽视了不同国营企业之间的独立权利和利益，只看重了他们的统一面，而忽略了他们的矛盾面。如果否定生产资料是商品，那么必然导向否认价值规律在生产资料生产中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卫兴华学术的春天来了。他以执着的精神和饱满的热情，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随着改革的深入，一系列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了出来，经济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日趋紧密，卫兴华的研究内容也逐步扩大。他的研究领域更多地转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论、经济运行机制理论、所有制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公平与效率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领域。

针对把重视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和实践批之为“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以及宣传上层建筑决定论、生产关系决定论，1978年卫老师在《光明日报》先后发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和《略论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并于1980年在《哲学研究》发表《生产力的内容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指出生产力的许多因素曾在长时期中被粗暴地忽视了，致使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成为跛足的东西。

针对为生产而生产，忽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卫老师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物质利益关系》，还发表了几篇有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论文，并提出了“社会全部实际需要的满足程度”的计算公式。

针对当时流行的关于“过渡时期”的“新”理论，将马克思所讲的“过渡时期”错解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宣传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过渡时期，再把列宁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更加尖锐一类话加之于社会主义等观点，卫老师在《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了《我对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的理解》，指出马克思的“过渡时期”不是指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而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

针对“唯成分论”的错误思想，卫老师在《经济问题》1983年第3期发表了《马克思怎样看待资本家和地主个人》一文，阐述了马克思关于不要资本家和地主个人对资本主义关系负责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在文中强调：马克思把剥削制度、剥削阶级同剥削者个人区分开来。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从而消灭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但并不消灭原来的剥削分子个人，而是要在剥夺了他们的生产资料以后，将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唯成分论”不但要原来的剥削分子个人对过去旧制度下的经济关系负责，而且要他们的子子孙孙对其祖辈的经济活动负责。这种思想和政策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理论的。他的关于讲出身、唯成分论的评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影响。

针对引证列宁关于“小生产是经常的、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论断中出现的问题，卫老师在《经济学动态》1982年第3期发表的《怎样理解列宁关于小生产的一个论断？》一文中指出：列宁把不肯将余粮交给国家而是拿去高价出售、搞投机倒把活动的农民，直接称作资产阶级。列宁的论断是针对苏联当时存在的违反国家规定的私卖粮食活动提出告诫的，有其特殊背景，而非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科学原理提出的，因而澄清了人们对列宁论断的误解。

针对流行的生产力二要素论、三要素论，卫老师提出生产力多要素论。他认为，《资本论》里讲生产力的要素，其中包括劳动者的熟练程度、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分工协作、自然条件，更包括科学的发明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我们争论生产力是二要素还是三要素，缩小了马克思所讲的生产力的内容，这对我们发展生产力是不利的。

此外，卫老师还最早提出不要混淆外延与粗放、内涵与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最早系统研究和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纵向二层次调节理论；第一个反驳割裂所谓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后者反对前者的观点。

卫老师早在1980年就提出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他在《新湘评论》杂志发表《关于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中，论述了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同时存在的客观依据。他最早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但又不赞同把非公有制经济定断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此外，他还撰文区分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指出前者只以公有制为基础，后者则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近年来我国私有化浪潮兴起，有的人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为私有化寻找理论依据，社会上很多人对公有制颇有微词。卫老师在《经济学动态》、《高校理论战线》等多家杂志撰文，指出要防止有人错解或歪曲马克思主义。2012年，卫老师在《红旗文稿》上发表了《为什么说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该文刊发后，国务院国资委高度重视，专门下发通知，请各中央企业党委（党组）将该篇文章列入中心组学习和讨论的重要内容，同时安排网站、报刊等媒体进行转载，进一步扩大影响。

卫老师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方面成就瞩目，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众化。在理论经济学界，少数人既跟风又图名利，所说的话可信度不高。卫老师树起一面讲真话的旗帜，他从来不是以权威发言人自诩，而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以真理为目标。不仅如此，他始终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发声，将信仰和科学合为一体。马克思自己是无产者，是在贫穷与病痛的折磨中写出《资本论》的。作为从艰苦生活和风雨历练中成长起来的农家子弟，卫老师坚定地站到了劳动者一边，成为替穷人发声的经济学家，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出了这种风格。与此同时，卫老师还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简明化，供普通读者学习和了解。《资本论》可以给人多方面启迪，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内容博大精深，一般读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尽享其内容。为了让普通读者更好地了解、解读《资本论》，卫老师在多年教学实践基础上编写了《资本论》的精简版——《〈资本论〉简说》。“简说”即“简明”“精简”之意。该书出版后，被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指定为向党员干部推荐的第十批学习书目。

卫老师不仅是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人民教育家。他长期从事《资本论》教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在他执教的68个春秋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经济学人才，学生遍布大江南北。卫老师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为真理献身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治学报国精神，以及热爱教育事业、甘做人梯的师德师风，赢得了广大师生们的由衷爱戴和敬仰。

一丝不苟薪火传

卫老师传递薪火可谓兢兢业业、立足实际、海纳百川、身体力行。当然，他传承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以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法和能力，更是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兢兢业业传承爱国精神方面，卫老师总是使自己的研究工作与国家需要结合起来、与为国家培养高级的经济人才结合起来。基于这种理念，他始终兢兢业业工作，对自己的事业负责、对学生负责、对学校负责、对国家负责，做一个合格的教师。卫老师一生始终探索怎样把国家的经济工作搞得更好，怎么使我们的民族更加强盛。他认为，当代青年教师和学生获取的知识面广，但有时候受负面的影响也多，考虑个人的东西过多。青年学者应当在行动上更多地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更多地考虑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他曾严肃地讲到，如果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讲一些伤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话，老百姓就会骂你。关于我博士毕业后的工作去向，曾有重点大学向我抛出橄榄枝。我之所以决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与老师对我引导和鼓励的一番话分不开。他对我说：西部地区更需要人才。留在西部的大学工作，条件虽艰苦些，但更能发挥自身作用。这也让我想起了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我受教育的目的，是要帮助我的家乡摆脱贫困，而不是让我摆脱贫困的家乡。

在立足实际传承创新精神方面，卫老师强调只有在理论联系实际中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曾经说过：“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教义，似乎只要背诵一些条条，就可以凌驾实践，指导一切，检验一切，判断是非，裁剪现实。其实这是理论背离实际，这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丰富理论、发展理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从2014年3月底开始追随老师，一直到老师逝世，时间算起来整整六个年头。在向老师学习、与老师交流的六载难忘时光里，我深受老师创新精神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博士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基于“两资一体”的分析框架》的写作中。2016年卫兴华老师给我改博士毕业论文的时候，正是他腰疼厉害的时候。对于学生的这篇论文，他卧床逐字逐句进行修改，并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上进行补充和完善。正是在他的精心修改下，论文不仅体现了人民性和科学性，更具时代创新价值。他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在海纳百川传承包容精神方面，卫老师总是与人为善、襟怀坦诚，做到独立思考、教学相长。这里的“包容”，既包括对个人恩怨的包容，也包括对不同观点的包容，还包括对有争论的社会群体的包容。在教研园地，录取博士生也好，讨论学术问题也好，指导博士论文也好，卫老师都不以自己的学术观点作为判断和取舍的标准，而是鼓励博士生发表不同的、有深度的学术见解。

有一次他讲到劳动价值论时，一口气问了大家三个问题——鸡蛋所形成的价值是由“鸡”带来还是由“人”所创造？机器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其价值是由“机器人”带来还是由“人”所创造？甲和乙种植面积相同而肥沃程度不同的农地，耗费同样的劳动时间，农产品价值差异是由土地本身所带来还是由种植者所创造？教学活动结束后，我在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途中给他发短信，说明我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他回复说：可以展开讨论。对于与他观点不同的学者，他也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并不妨碍到日常的彼此交往。关于民营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他总是给我们举五星红旗的例子。五星红旗上的五颗星星，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其余四颗小星星分别代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在身体力行传承厚德精神方面，卫老师要求青年师生将“为人民做学问”的道义担当放在首位。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卫老师常常教导我们，应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学问，成为人民的经济学家，成为人民拥护的经济学家，成为替老百姓说话、替人民说话的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他也坚信，一个人的品德有多高尚，他的天空就有多辽阔。2014年春，我在研究“资本下乡背景下甘肃城乡一体化道路”这一课题时，认为在工业化、城镇化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下乡”不会导致类似古代土地兼并、农民起义之类的后果，故将“资本下乡”理解成一种合理行为及必然趋势。我就此问题通过短信请教卫老师。他回复说：做学问不能仅从事物发展的技术层面着手，更要把握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向。

不容否认的是，当下不少人“怀惠”较多而“怀德”较少。为弱势群体说话、为人民做学问，任重道远。在正确处理义利关系、物我关系、人己关系问题上，卫老师总是言传身教、身体力行、表里如一。外面请他讲学、作报告，他从来不讲价钱。一次他们通过经济学院的行政人员请老师讲学，问他该给多少报酬。他说他从来不讲这个，给不给都可以；讲学、作报告是应该给人家更多的思想启发、更多的精神食粮、精神财富。卫老师告诫青年学者也应做到艰苦朴素、勤奋学习、深入钻研、安心治学，而非过分追求物质利益。2016年他将所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1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用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人才培养以及优秀成果奖励；2019年他又将所获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1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用以设立经济学奖励基金，真正无愧于“人民教育家”的荣誉称号。

生命不息，传承不止。卫老师79岁离休后仍继续带博士生、参加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与离休前一样忙碌。我曾于2019年5月31日下午3点半到人大看望卫老师。进门后，94岁高龄的他正给博士生们开展关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成就与经验”的教学活动。他讲了整整两个小时，然后卧床吸氧。我有幸再一次聆听他的谆谆教诲，并在告别前劝老师多加休息。这是我最后一次见老师的情形——他不顾及自己的身体状况，仍在坚持为国家和民族培养经济人才。

三尺讲台，满园桃李竞芬芳。一生唯实，经世济民为兴华。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原载《中华魂》杂志2020年第4期，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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