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厚刚：怀念我们的好政委周庆安同志

点击：作者：石厚刚/供稿：石冀平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0-05-24 09:48:31

怀念我们的好政委周庆安同志

石厚刚

周庆安同志是鄂豫皖苏区红25军的干部，他的籍贯和生辰年月我都不知道。我虽然只与他相处了两年时间，但他的坚强的党性，高尚的品格，优良的作风和勇敢的献身精神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是永远值得怀念的革命先烈。

我原来在陕北红26军78师工作。1935年10月劳山战役结束后，78师的232团和234团合编成232团一个团，军团部调韩先楚同志任团长，周庆安同志任政委。从此我们在一起相处了两年，直到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才分开。改编后他任688团二营任副营长（当时一个小团编一个营，不设政委。所以任副营长）。不幸的是1937年冬天他就在与日本鬼子的战斗中牺牲了。他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所憧憬的革命理想已经实现。他的革命经历和精神应当成为后人的宝贵财富，在此我只能将我亲眼所见的他的一些感人事迹记述下来。

一、党性强，不计较个人的得失。1935年10月他任232团政委，1936年1月部队进行整编，232团取消团部，3个营直接归师部指挥（78师原辖232团一个团，因此取消团部和团直以充实战斗部队）。周庆安同志由团政委下调任第2营教导员。接到命令后他自己牵着马独自来到2营，取消了警卫员，连通信员和马夫也没带一个。来到营里就召集各连连长和指导员开会，会上他很坦然地与大家交心。他说：我下到2营当教导员很高兴。这是党的决定，党的需要。我不但组织上服从，内心也是愉快的担任这一工作。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每个党员都要服从党的利益，没有党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我们革命不是为做官为地位和私利，否则就不是革命者。他接着说：我到营里工作更能接近实际，接近群众中，更能向群众学习。希望同志们对我多帮助，发现我有缺点错误，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给我直接指出来，我一定认真听取。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都是为共产主义这一目标而奋斗的，我们是阶级兄弟，难道还有什么个人之间的问题过不去吗？周庆安同志这一交心表态，等于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党课，使我们很受教育。后来在工作中他确实履行了自己诺言，真正做到了言行一致。因而他的威信非常高，受到全营指战员的爱戴。

二、毫不利己地爱护关心干部和战士。1936年，红军东征时我患了疟疾。每天准时（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发冷发烧浑身疼，行走困难。周庆安同志就将他的马让我骑（当时我担任5连指导员）。他负过几次伤，腰和臂膀都残疾，身体很弱。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但他坚决让我骑。我发冷时他就把自己唯一的破布大衣脱下让我穿，发烧时就让通信员从水壶里倒水给我喝。由于他的精心照顾加上吃了些药，没几天病就好了。当我们到达孝义县双池镇休整待命并开展群众工作时，一天夜晚我到几处岗哨进行巡查，听见一处岗哨有人在争论，我跑过去一看，是他和一名站岗的战士在拉扯争论。原来他查哨时看见哨兵冻得直发抖，就把自己的那件破大衣让战士穿。哨兵知道他身体不好坚决不肯穿，他说我命令你穿。哨兵说我向首长敬礼，请首长把大衣穿上。就这样两人拿着大衣你推我让，争论起来。我过去费了半天口舌，他才勉强把大衣披在肩上。临走时他又对我说：天气太冷，战士一班占3个小时岗受不了，你们改成一个半小时。我说就照你的指示办，马上改。周庆安同志行军时有马骑，但他从不骑马，每次都是让给病号骑。他自己背着着干粮袋，与战士走在一起，一边走一边聊，给战士讲故事说笑话，一路欢歌笑语使大家忘记了疲劳，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由于他与战士打成一片，战士有什么思想问题，或者有什么要求都向他讲。一个营七八百人，他居然都能叫出名字，有的还知道籍贯和年龄，他对战士的了解比我们连级干部还清楚。这种干群关系的紧密程度，现在很难出现了。有一次部队到宿营地，晚上我到营部向他汇报工作。我还没开口，他就问我：你们连一排机枪手李树高拉肚子好了没有？我说卫生员给他吃了药，后来没听说他再要药吃，可能好了。他又对我说：战士是我们生死与共的阶级弟兄，要处处关心他们，包括身体，饮食，思想等。庆安同志自己的确是这么做的，部队一到宿营地，他就督促各连烧水给战士洗脚，如战士脚上有水泡，他就叫卫生员马上上药。各连开饭时，他就到各连看饭菜做的如何，是否有夹生饭，菜的质量和数量如何，有时就和战士一起吃。如果遇到部队休整，下午战士做游戏，他就和大家一起玩，其乐融融。真是完全和战士打成一片。

三、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周庆安同志出身贫苦，是地主的放牛娃，没上过学，因此文化程度低，阅读有困难。但他革命实践经验丰富，很会讲话。所以他是会讲不会写，会说不会读。这给他的工作造成不少困难，为此他想方设法地学习文化。当时红军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没多少人识字，对读过几天书的人都被称为知识分子。我在大革命时代读过高小，因此被他们称为知识分子。周庆安同志就经常开玩笑叫我知识分子指导员。他常让我教他识字，教他写字。上级发下来的文件和教科书，他总是请我教他读，遇上生字就向我请教，而且问的很仔细，不但要知道一个字怎么念，还要知道什么意思，用在什么地方和场合。我一边讲他一边记在识字本上。上级发下来连队政治教材，他就集合各连指导员到营部，要我给他们上预备课，他在一边用心听。有时还让我给全营上政治课。他学习非常谦虚，不懂就问。他常说：革命不识字比盲人走路还困难，人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不要不懂装懂，装腔作势，那是害人害己害革命的。他虽然文化程度低，但他这种谦虚好学的态度，使他在干部和战士中的威信更高了。

四、工作中心胸开阔坦荡，战斗中率先垂范。东征时在大麦郊镇部队进行整编，营编成小团（4个连加一个重机枪排）。这时第二营编成78师第三团。周庆安任政委。西征时原232团团长韩先楚（原232团政委是周庆安）升任78师师长，原来的平级搭档成了自己的上级。周庆安对此很坦然，对韩先楚很尊重。一见面就向韩先楚立正敬礼，称韩先楚师长或首长。有时韩先楚叫他老周，但他从不叫韩先楚老韩。记得红军西征时我部攻击定边城，刚攻入城内，韩先楚就来到3团布置巷战以便全歼敌人的任务，周庆安立正站在韩先楚面前接受任务，韩先楚讲完后他向韩先楚举手敬礼，并说道：“师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韩先楚上前一步握住周庆安的手说：“老周，祝你们胜利。”周庆安接受任务后，将部队沿东城墙南北展开以包围敌人（西面有2团），防止敌人突围，并向城中心展开攻击和搜铺敌人，很快就结束了战斗。

1936年红军东征山西，3月我78师进到汾阳东北之演武镇。阎锡山怕我军迫近太原，派一个师加一个骑兵团在飞机的配合下，把我师围堵在演武镇。这时天正下着大雨雪，雾气茫茫，百米外看不清敌人。飞机低空扫射，大炮地面轰击。敌人潮水般地向我涌来。在这关键时刻，周庆安集合全营指战员做了简短有力的动员。他说：“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是用抗日先锋军的旗号），我们要为劳苦人民而战，为抗日不当亡国奴而战。蒋介石和阎锡山不抗日，反而打我们抗日先锋军，我们要抗日就必须消灭阎锡山，扫清抗日的道路，所以我们要英勇杀敌，以一当十坚决消灭敌人”。随后他将所有的轻重机枪集中起来向敌人扫射，命令战士全体上刺刀，全营分两个梯队，向敌人两翼冲锋。他自己把破大衣一脱，手提驳壳枪，大声喊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全体指战员们跟我冲啊！全体指战员看到他带头冲锋，受到很大鼓舞，跟着他勇猛地冲向敌人，喊杀声如雷鸣，吓得敌人狼狈后撤。我们连续追击了几里地。此战击毙敌人近百人，俘虏几十人，缴获机枪两挺，三枝冲锋枪，近百支步枪，子弹上万发。此战打的漂亮，受到军团首长的表扬。

周庆安每次战斗都有牺牲的准备。后来西征时他任三团政委，师政治部调我任三团党总支书记。当时小团有政治处但不设主任，总支书记负责政治处的工作，政治处一个共七个干部和一个勤务员（总支书记，特派员，民运干事，宣传干事和三个宣传员）。每次战斗前开会布置任务和做动员时，他总是宣布：如果我负伤或牺牲，我的代理人是石厚刚同志。我曾多次向他提意见，让他不要这样宣布。他总是说：战斗总会有牺牲，我这是有备无患。万一我死了，部队没有党的代表怎么成（当时政委是部队里党的全权代表）？这说明周庆安同志为革命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同时也说明他是多么重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周庆安同志虽然离开几十年了，但我始终怀念他。近些年每当看到报纸和电视登载和介绍英烈事迹，我就想起他。中国革命能够胜利，中国能够站立起来，是他们的牺牲换来的，我们应当永远记住他们。他们革命到底的牺牲精神应当成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宝贵精神财富。

后记

此文是我父亲生前写的回忆文章，是我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遗物时发现的。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牺牲巨大，很多革命烈士的事迹随着历史长河的流淌而流逝，这实际是一种巨大的革命遗产的损失。周庆安同志及其事迹就基本不为人知，我只在网上查到他的名字出现在革命老区金寨县烈士名录中。我父亲对周庆安同志的简短回忆，也是对烈士的告慰，他的老战友没有忘记他！

石冀平

（供稿者：石冀平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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