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高风亮节——让衔的佳话

应该说，1952年的评级和1955年的评衔，无论是从军队正规化建设还是军人自身利益来说，都是一样的重要。但由于军衔有外在标志，比军队等级更加明朗化，当时军队干部似乎对军衔更在意，因此才有了许多让衔和争衔的故事。

在1955年的评衔过程中，一些高级将领主动提出降低军衔，一时传为佳话。

中央决定对于在革命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们，授予高级军衔和勋章，以示表彰。当时，元帅的评授条件相当高：“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在评定高级军衔的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为大元帅；除了后来被授予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外，被评为元帅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被评为大将的还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人。

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在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中居功至伟，理应被授予大元帅衔，这也是众望所归。

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5月任中央军委书记。后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与贺龙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第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1931年底任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指挥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和训练、整顿。长征中，为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长期担任此职到1954年。解放战争初期，同毛泽东等转战陕北， 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 同时直接领导彭德怀指挥的陕甘宁战场的作战。1947年8月，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辽沈、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进行战略决战，并指导了北平、湖南、绥远、新疆等地和平解放工作。整个革命战争时期，一直是我党军事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

刘少奇，早年从事工运活动。1934年参加长征，先后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在1935年1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抗战初期，领导华北地区的敌后抗战。1939年11月进入华中敌后，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皖东军民开辟抗日根据地。1940年任新四军和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政委。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书记，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领导整编部队，恢复发展长江中下游的抗日武装力量，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挫败日伪军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扫荡”。1943年3月起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 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解放战争时期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参与制定夺取解放战争彻底胜利的重大战略决策。

邓小平，1929年12月领导发动百色起义，任红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1933年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34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2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委，同师长刘伯承领导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45年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政委。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刘伯承奉命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反击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攻。1947年6月，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军区主力12万大军强渡黄河，实施战略反攻。1948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政委。同年11月，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同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一起指挥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对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发起战略决战。淮海战役后，任第二野战军政委。1949年4月，指挥第二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攻占南京。后与刘伯承率部解放西南诸省。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三人，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力量对敌作战，参与战略决策等方面功勋彪炳，授予元帅衔当之无愧。

李先念，1927年参加领导了黄麻起义。1931年后任红四方面军团、师、军政治委员。1939年初进入豫鄂边地区,相继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 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领导部队积极向敌后发展，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军的挑衅，巩固和扩大豫鄂边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1948年5月， 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军事、政治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谭震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纵队政委、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副主席，和张鼎丞、邓子恢领导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第二、第三支队副司令员，率部开辟皖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军民反日伪军“扫荡”、“清乡”。解放战争初期，任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华中野战军政委，同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后兼任内线兵团政委，与许世友一起指挥胶东保卫战，并参与指挥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为总前委成员，参与战役的组织指挥。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４月率第七兵团强渡长江，进军浙江。建国初期，任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副政委、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

邓子恢，1928年7月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和红军团党代表，参与创建闽西苏区。后任红十二军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与张鼎丞、谭震林领导游击战争多次挫败国民党军的“清剿”。抗战爆发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开展皖东敌后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师政委，与师长彭雪枫领导军民进行反日伪军“扫荡”的斗争，巩固淮北抗日根据地。1948年5 月兼任中原军区副政委，参加淮海战役的组织工作。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委，参与组织指挥解放中南的重大战役。

张鼎丞，1928年领导福建永定县农民暴动。后任闽西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闽西红军第五十七团团长。后任中共闽西特委军委书记、第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率部转战赣南、粤东北，反击国民党军“会剿”。1934年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同邓子恢、谭震林等一起，领导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率部进入苏南地区，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抗战胜利后，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曾参与组织苏中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福建军区政委。

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四位原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民族解放事业立下卓越功勋，授予大将衔，理所当然。

但是，当时他们都已离开军队，在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刘少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谭震林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张鼎丞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当时负责授衔工作的彭德怀、罗荣恒和宋任穷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汇报军衔评定方案和进展情况。彭德怀说：“总的来说，部队中大部分同志都能正确认识这次授衔工作，态度端正，但也有些人有攀比思想，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和过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加强过细的思想工作。我们对部队提出的口号是，要把这次授衔当成一场战役来打，认真严肃地对待，要以团结为重，评出思想，评出风格。”毛泽东听完评衔工作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他问刘少奇：“你在部队搞过，你也是元帅。”刘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主席又转向了周恩来、邓小平，他们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主席又转身问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啊？”这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要军衔的事，对高级将领们触动很大。

授衔之前，时任装甲兵司令的许光达听说这次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十分不安。周恩来让贺龙做他的工作。贺龙说：“这次授衔，10个元帅、10个大将，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几位副主席反复研讨、权衡，又照顾各方面而决定的。”许光达却反问贺龙：“如果柳直荀、周逸群要还在，应该授什么军衔？”贺龙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不忘却共患难的亡友。周、柳有可能像总理、邓小平一样，改行搞党务或行政。”许光达又问：“贺锦斋、段德昌要是不死呢？”贺龙回答：“可能是大将。”“若是叶挺还在呢？”“元帅，理所当然的元帅。”许光达又说：“毛主席、中央军委对我的信任，我衷心感谢。但与其他几位大将比，无论德、才、资，均不如他们。我请求贺总把我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军委，改授我上将衔。”

除了当面向贺龙同志提出降衔要求外，许光达还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一份“降衔申请”：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愧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国后，这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明镜。”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高扬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声音洪亮地对他面前的朱德、彭德怀、陈毅等元帅说。毛泽东越说越激动，大步走到窗前，双手用力一推，两扇窗户敞开，说道：“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其实，在我军首批将军中，像许光达这样申明大义、主动让衔的何止一位。早在红军时期就功勋卓著、威震敌胆徐海东将军，这次也被评为大将。正式授衔前，正在大连养病的徐海东听说后深感不安，他觉得自己1940年病倒在皖东战场上直到现在，几乎都是在担架上和病床上度过的，没能继续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大将军衔于己实在受之有愧。正巧这时周恩来总理来到大连，专门去看望徐海东。徐海东一见到周总理就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大将军衔，受之有愧啊！”总理一向钟爱这位窑工出身的红色将领，爱他的军事才能、指挥艺术，爱他的光明磊落、赤胆忠心。面对这个可亲可敬的老兵，总理不由得紧紧握住他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不高也不低，恰当！”

当时任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的徐立清将军，在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分管全军干部任免和组织调配工作。早在1952年评级时，徐立清就曾主动提出降低级别，要求将自己的正兵团级降为副兵团级。当时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赖传珠副部长也都认为徐立清应定正兵团级，但又为徐立清这种高尚风格所感动。罗荣桓部长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表扬徐立清，称徐立清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楷模，同志们学习的榜样”。后来，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门找到徐立清，明确提出不同意他定副兵团级。因此在定级的申批报告上，彭德怀又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

在这次授衔评定工作中，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的人员名单中有自己时，多次给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以自己主管干部授衔的具体工作和“便于向干部做工作”为由，请求不要授予上将军衔。

是资历不够吗？徐立清担任过兵团政委，正兵团级，现在又担任总部领导。按当时评衔的的规定，正兵团级一般可评上将，他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的条件。然而，作为负责评衔工作的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要个中将为好，这样对个人对工作都有利。徐立清还考虑到红四方面军是个“大山头”，资格老、级别高的干部太多，不能在上将中占比例过高，要与其它“山头”拉平。于是徐立清就下决心，先把自己减下来，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四方面军在上将中所占比例，不突破主席最初的设想；二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地估价，激励斗志，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于做一些争军衔人的工作，保证授衔工作的正常进展。徐立清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我不要上将，给个中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