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一个人在人生生涯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并不鲜见。

汪精卫从谋刺清摄政王载沣的革命党勇士到大汉奸，满清四品高官杨度后推举袁世凯称帝，最终加入共产党等，张国焘则从中共的创始人到国民党军统特务再到加拿大寓公。

各有各的人生悲喜剧。

但张国焘的悲剧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曾经耳熟能详、高度警觉而后来却似乎麻木、淡忘的一种思想弊病。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建党初期的高级领导人。在长期生涯中，从极“左”到极右有其不光彩的轨迹。无论在党的三大上，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离开核心领导层，还是在鄂豫皖苏区大开杀戒，以AB团的名义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其极“左”达到登峰造极。

此处和附近的沙子岗、潘湾山洼是“大肃反”屠杀红军的地方。紫虬摄于2016.2.20，白雀园东门外河滩

在1931年8-11月期间，发生了“白雀园大肃反”。

1931年4月，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张国焘和陈昌浩，由顾顺章叛变前送到武汉，再往鄂豫皖苏区，成立以张为首的鄂豫皖中央分局。

作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推行的王明左倾冒险路线脱离实际，受到苏区红四军高级将领的抵制，许继慎和曾中生、徐向前等9月4日在英山鸡鸣河会议上联名向分局和中央写信，反对张的决策。同时，“空降”到鄂豫皖的张国焘在党内残酷斗争，结合个人野心开始了疯狂的夺权镇压分裂活动。

10月上旬，骁勇善战的红四军移驻河南省光山白雀园地区。张国焘便从新集专程赶到白雀园，主持“全力来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及整顿四军”的白雀园“大肃反”。[3]恰在此前后，国民党的离间计也发挥了作用。

1937年4月，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委员、江南行署主任兼江南挺进第二纵队司令的冷欣，在与我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同志会面时，曾洋洋得意地说："我们在鄂豫皖略施小计，你们便杀了许继慎”。[4]

张国焘在白雀园火神庙审讯中，“对许继慎、周维炯、姜镜堂、陈奇、李荣桂、曹大骏等高级干部，（其中大部分是鄂豫皖创建根据地的创始人、参加者，战功卓著）采取了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对他们进行吊打、踩杠、烙铁烙、坐老虎凳、十指竹钉、烟熏鼻孔、倒灌辣椒水、赤脚站烧红的砖头等等。[5]张国涛本人是北大的学生领袖，但对红军中的知识分子采取了绝对的排斥态度，认为知识分子最危险，采取了一概毙杀的决绝态度。

右半边长列小字，是被害团职以上烈士名单。紫虬摄于2016.2.20百雀园香炉山顶

徐向前元帅回忆，张国焘捕杀人，“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陈昌浩同志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6]

张国焘等人极左掩饰下的罪恶行为，得到以秦邦宪（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支持。“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关于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必须坚决的进行。在进行中必须根据阶级的立场，分别首从。严厉的处置首领...”[7]

经过白雀园开始的“大肃反”，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团级以上干部只剩下王树生、倪志亮两个人，有的团、营以上干部换过3次，排、班干部大部分换过两三次，有的换过4次。[8]

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鄂豫皖苏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作《关于此次肃反详情之报告》中说：这次肃清改逆1000人，富农及一切不好分子一千五六百人。作为反革命被杀的，仅在红4军中，就“有两个师长许继慎、周维炯，1个师政治委员（庞永俊），8个团长，5个团政治委员..."

先烈们长眠地下，英灵注视着白露河两岸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日新月异。紫虬摄于2016.2.20香炉山上

有些吹捧张国焘的人，吹嘘张对红四方面军的控制能力，不过是美化白雀园“肃反”的政治打击、屠杀等极左手段罢了。

张国焘的极左，既是其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的政治野心表现；到了革命受到挫折的时候，就变成了右倾逃跑主义。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研究前进方向的懋功会议上，即使按张国焘自己的回忆，其提出的前进的三个方案，中心还是西进。以后，无论南下，还是西路军西渡黄河迫使中央承认即成事实，指导思想的深处，都是畏敌避战的思想。至于军力胁迫中央，另立“中央”，直到1938年4月，只身投入蒋介石怀抱，委身为军统特务，彻底走向反面。

叛徒结局，既是其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必然轨迹，在思想方法上，则是对革命彻底失望，对其前半生的试图以革命生涯谋取个人目地的万念俱灰。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员（两名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官员和一名美国专家，为首的是负责中国大陆事务的领事馆官员米西兰尼奥斯）对张国焘进行专访，在这次访问中，张国焘大谈他对“文革”走向的判断，在张国焘看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如外界所推测的）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他认为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在分析毛泽东的特点时，张国焘认为毛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认为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毛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这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9]

这是张国焘在1949年不堪忍受国民党内部的倾轧，在香港、美国做了近20年寓公的反思。

从其曲折的一生看，到了生命的晚年，从共产党领导人到叛徒，也算“执两端而竭焉”，人在寥落晚年，偌大的世界，众叛亲离，遭人鄙视，茕茕孑立之际，算是难得的清醒。这种清醒，不过是常见的在人生晚年或逆境中相对客观、超脱一些，对于其人，极为难得，但和政治信仰无关。

在回忆录中，张国涛把列宁称作“教主”，在对列宁个人的褒赞崇敬中，流露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鄙夷。

那么，前文所说，张国焘的悲剧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曾经耳熟能详、高度警觉而后来却似乎麻木、淡忘的一种思想弊病是什么呢？

这个思想病根，就是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的：

注 释：

[1]张秋白，早年曾参加中国同盟会，后来成为国民党趋炎附势政客，1928年死于帮派暗杀。

[2]邓培(1883—1927)，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党员,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和著名活动家。他的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特别是早期的铁路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4月，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被新军阀逮捕，在狱中遭到严刑拷打，坚贞不屈。6月22日，在广州从容就义。

[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

[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58页。

[5]《中共党史资料通讯》1982，第280页。

[6]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60、161页。  

[7]《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1931年11月3日)

[8]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第140页。

[9]中青在线特约撰稿：黄东，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