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人类，叫做“夜间人”。他们白天和官方意识形态、正能量话语保持高度一致，到了夜间，在自家稍显宽大的厨房里，立马换上另一幅脸孔，大肆开领导人的玩笑，传播来路不明（后来考证，相当多数是从具有“甜美空气”的西方“ 极乐”世界飘来的）的政治笑话，抒发自己对“体制”的不满。这类人，用更容易理解的词，应该叫两面人或者双面人。

用西方学者的话说，这里其实已经表明了两幅面孔，一幅是意识形态面孔，一幅是真实面孔。需要注意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帝国主义立场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他们提出的问题未必都全对，他们发现问题的视角，却具有方法论上比较鉴别的意义。他们至少提示了一种普遍性的前苏联党员干部的集体存在方式——人格分裂，所言所行非所信。

与之相应，在前苏联，还有一种人，叫做“自家人”。列宁在晚年曾经尖锐批评过莫斯科市委常委会，因为后者居然以根据不足、需要复查为由，庇护据信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的一些领导干部。伟大导师为此不惜使用了“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执政党庇护‘自己的’坏蛋”这样的愤慨之词。“自己的”坏蛋，是一个多么精妙的概括呀。在前苏联，一些党员干部只关心自己的官位、享受和特权，而不承担如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升职加薪、加官进爵；而在上上下下的管理机构中，出现了稀奇古怪的势力范围、个人领地，为首的都是“自家人”。于此情境之下，要么成为一个选边站队的官僚主义者，要么保持清誉被“帮派”踢出局。

对此，人民看得十分清楚。“雪崩”之前，两组数据令人印象深刻。一是一项关于苏共代表谁的调查中，认为其代表工人的占4%，其代表人民的占7%，其代表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公务员的，占道85%；二是在苏联各联盟中央国家机关的中层领导中，75%以上，都来自“天上掉下来”的机关办事人员，压根就没有一天的“基层（包括城乡社区、厂矿企业）工作经历”。脱离实践、脱离群众，钦差大臣满天飞，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这些“自家人”，在苏联解体的时候，竟连个“我不能保持沉默”这么一嗓子都没有一个党员干部喊出来，何以故？原来，这些人从来就没有信仰过共产主义，他们举拳宣誓的那一刻，就是瞅准了来分享革命成功之后的“分田分地真忙”的红利来的。如同不信共产主义一样，他们也不信资本主义，或者别的什么稍有理论成分和需要“动脑子”的主义。

他们所信的只是手中有权权不失。这样一来，布尔什维克来了，咱就挂红旗、喊乌拉、挤出眼泪“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胡萝卜加大棒来了，咱也能轻轻松松背诵独立宣言、葛底斯堡演讲、解放黑奴宣言，念诵哈利路亚。信仰可以随时变，为了自己可以背叛一切！以此不变应万变。所以，他们才是随时可以听命于任何领导人、俯首于任何一种统治集团、为任何政权“效犬马之劳”，为此绝对不惜三下五除二盗掘了刚刚进行了哭坟表演的老领导的坟茔的，那种权力场上让千万人不寒而栗的“滚刀肉”“万金油”。

从“夜间人”到“自家人”，从“自家人”到“夜里人”，正是这种人进进出出、滋生繁衍、层出不穷，苏联大厦终于轰然倒塌。哪怕他们在友善的西方主子看来，不过是一些机会主义的污垢。必须强调，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明确的忏悔之意，他们作为一个红色政权名副其实的既得利益者，良知的水准还不如一些当年写出一卷卷书大骂过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作家。面对前苏联的千里荒冢，索尔仁尼琴沉痛地说，“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季诺维也夫则说，“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

马克西莫夫则将后苏联时代的社会，判定为“犯罪的资本主义”。掌权的新贵族，恰恰是那些无思想、无原则、反复无常的投机分子和两面派。当初的“自家人”，现在的掘墓人。这些人正是过去党内和政权机构中“最坏的部分”，昨天还在大讲社会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今天摇身一变成为资本主义的狂热鼓吹者和全面私有化的积极推行者，像一大群飞过国家的的蝗虫一样，贪婪地吞食着路上所有可吃的东西，比如属于国家的住宅和办公的房屋、自然资源、航天技术、军事装备和大片森林等等，所有可吃的东西都被他们贪婪的嘴啃嚼着吃了。

这些幡然悔悟却没处买后悔药的前苏联作家，很多人都是在行将就木之际，流下了痛悔无及的泪水，也交出了一篇聊以折罪的忏悔文。而那些直接的凶手，则死不改悔、享有高寿、子孙富贵。一个真实的鬼故事讲完了。

（文章材料出自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以及刘书林、张小川《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两部著作，致谢作者。表达不妥处，责任在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