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恩格斯是在1867年，即《资本论》第一卷问世的那一年。

马克思对我说：“现在，你已经是我女儿的未婚夫了，我应当把你介绍给恩格斯。”这样，我们就一起去曼彻斯特。

那时候，恩格斯和他的夫人以及他夫人的一个六七岁的小侄女住在城郊的一所小房子里。离房子几步远的地方便是一片旷野。那时，他是他父亲建立的一个公司的合伙人。大陆革命失败后，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流亡到伦敦，打算在那里完全献身于政治活动和科学研究。

但是，当时马克思和他夫人已经在革命的风暴中失去了他们的财产，恩格斯的生活也毫无着落。因此，恩格斯不得不接受父亲的要求，回到曼彻斯特的营业所，仍旧担任在1843年曾经担任过的职务；而马克思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每周的通讯稿，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

从那时候起一直到1870年，恩格斯仿佛过着两重生活。一个星期当中有六天，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他是商人，职务主要是用几种文字为公司起草与国外来往的信件并出入交易所。为了接待商界的熟人，恩格斯在市中心区设有一处专用寓所，而城郊的那所小房子，只有他那些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朋友才能登门。在这些朋友中有化学家肖莱马，还有后来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英文的赛米尔·穆尔。恩格斯的夫人是爱尔兰人，她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当时在曼彻斯特住着许多爱尔兰人，她始终和她的同胞保持着联系；他们的一切秘密活动她都非常熟悉。有不少芬尼亚社社员[1]把恩格斯的家当作避难所，其中有一个企图解救被押赴刑场的芬尼亚社社员的领导人，就是由于恩格斯夫人的帮助，才得以从警察手中溜走。恩格斯很关心芬尼亚运动，他收集了许多有关英国统治爱尔兰的历史文件；毫无疑问，其中一部分材料他一定已经记下，而且一定还保存在他的遗稿中。

傍晚，恩格斯摆脱了商业事务的奴役，回到自已的小房子里，这时他就又成为自由人了。他不仅在业务上和曼彻斯特工业家一起生活，还参加他们的各种娱乐活动，例如出席他们的集会和宴会，参加他们的活动等。恩格斯是一位出色的骑手，他有一匹专用的猎马。有时附近的士绅贵族按照封建旧习邀请骑手猎狐，遇到这种机会他从不放过。在猛烈地追逐野兽时，恩格斯总是一马当先，冲过壕沟，篱笆等障碍物。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有一次对我说：“我老是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会发生意外。”

我不知道恩格斯的资产阶级熟人是否也了解他那另一面的生活，不过英国人都非常持重，与自已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他们是从来不过问的。然而可以肯定地说，对于这个整天同他们打交道的人的卓越的才智，他们是毫无所知的，因为恩格斯决不轻易在他们面前表露自已的学识。这个被马克思看作欧洲最有教养的人，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善识醇酒美味和谈锋甚健的人物而已。曼彻斯特的商人对他的看法也是如此，其中有一个人就对马克思夫人这样说过。1848年，有一位夫人曾经说过：“恩格斯是一个轻浮的人”。没有别的学者能象恩格斯那样，身上不带学究气的。

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依然是一个快乐的伙伴，一个讨人喜欢的同志。他一向喜欢年轻人，他永远是一个好客的主人。每逢星期日，聚集在他那张洋溢着友情的餐桌之旁的人，如伦敦的社会主义者、路过英国的同志以及各国的流亡者，真不有多少！那些夜晚，当他们告辞的时候，总是陶醉于恩格斯的机智而动人的谈笑。

当我们回忆恩格斯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时想起马克思，同样，当我们回忆马克思的时候，也就不免会想起恩格斯。他们两人的生活联系得如此紧密，简直是统一而不可分的。可是他们又都具有鲜明而突出的个性，彼此不仅在外貌上，而且在性格、气质、思想和感情各方面也都有所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初次会见是在1842年11月底恩格斯访问《莱茵报》的时候。自从收报检查机关封闭《莱茵报》以后，马克思结了婚并迁居到法国，1844年9月恩格斯前往巴黎，同马克思在一起度过了几天。恩格斯在他所写的马克思小传一文中曾经提到，他们彼此通信是从在《德法年鉴》上合作时开始的，从此也就开始了两人的共同活动，这种活动直到马克思逝世才终止。1845年初，基佐内阁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境，于是马克思就从法国迁到布鲁塞尔。不久，恩格斯也到了那里。当《莱茵报》随着1848年革命运动的高涨而复刊以后，恩格斯就和马克思一起参加了该报的编辑部，在马克思外出的时候，恩格斯就代理他的领导职务。

但是，在编辑部同事们（这些全是才华横溢，革命热情很高的勇敢的青年）的心目中，恩格斯并不象马克思那样享有很高的威信，虽然他的品德和才干皆在他们之上。马克思告诉我，有一次他从维也纳回来，恰好碰上编辑部内部闹纠纷，使恩格斯感到很棘手。当时，为了编辑部内部的和解，马克思不得不施展出他的全部外交才能。

马克思生来就是一个天才的领导人。凡是跟他接触过的人，都会受到他的影响。恩格斯是最先承认这一点的人。他常常对我说，马克思从小就以性格爽朗而果断使人敬佩。他是一个真正的领袖，即使在他并非专长的事情上也能博得大家完全的信赖。

下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沃尔弗（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就是献给他的）在曼彻斯特病危的时候，医生认为他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恩格斯和沃尔弗的朋友们都不相信这个冷酷的判决，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应当打电报请马克思来，听一听他的意见。

恩格斯生活在英国，而且就在那里研究了经济学的理论、工人的状况、大工业的条件和宪章运动；他对马克思的思想倾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那时，马克思主要从事哲学、历史、法律和数学的研究。在马克思决心献身于政治经济学方面，恩格斯起了极大的作用。对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家属和周围的大学教授们都所知有限。不久，马克思清楚地看到，社会史和思想史的钥匙只能到经济现象中去找。恩格斯对我说过，1848年在巴黎，马克思在1789年革命中心之一的“摄政咖啡馆”，对他第一次用经济决定的论点谈到他的唯物史观的理论。

恩格斯和马克思习惯于两个人共同工作。恩格斯本人治学的态度非常严谨，但是他屡次因马克思的那种过分的审慎而烦恼，因为无论哪一句话，非经十种不同方法的证明，马克思是不愿提出来的。

1848年革命失败后，两位朋友不得不分手了。一个去曼彻斯特，一个留在伦敦。但是，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生活并未因此而终止。二十年中，他们几乎每天通信，彼此交换对政治事件的观感和意见以及科学研究的成果，这些书信直到现在还保存着。

恩格斯一有机会摆脱商业的束缚，就马上离开曼彻斯特搬到伦敦去住。他的伦敦的寓所在瑞琴公园路，从那里到马克思住的梅特兰公园路只要步行十分钟就够了。每天下午一时左右，他就上马克思家里去，如果天气晴朗、马克思的兴致又很好的话，他们就一起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散步。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出外散步，他们便在马克思的工作室里，各自沿着一条对角线走来走去，接连谈上一两个小时。

记得有一次他们为阿尔比教派的问题争论了好几天。当时马克思正在研究中世纪犹太教和基督教财政学家的作用。为了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在下一次见面以前都各自仔细地思考争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任何对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批评都不及他们彼此交换意见那样意义重大。他们就是这样相互尊重的。

马克思不断称赞恩格斯博学，称赞他思想灵敏，能毫不费力地从一个题目转到另一个题目，而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分析和综合能力，也深表赞扬。

有一次，恩格斯对我说：“当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机构迟早会被人了解和解释，它的发展规律也会被人发现和阐明。但是，这需要极长的时间，而且这项工作不能一下子完成，而是一点一滴地来完成。只有马克思一人能够探究一切经济范畴的的辩证的发展，把它们的发展动因和制约着这些动因的因素联系起来，并建立起一座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丰碑，其各个部分都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如此亲密，不仅因为他们共同从事脑力劳动，而且还因为他们之间有深切的友谊：他们时刻都想方设法使朋友快乐，谁都以自已的朋友而骄傲。有一次，马克思的汉堡出版者写信告诉马克思说，恩格斯拜访了他，他因此结识了一个生平从未见过的最有魅力的人物。马克思在读信时喊道：“弗里德不仅有教养，而且和蔼可亲，谁要说不是，我倒很想见见这个人！”

他们所有的一切，无论是金钱或是学问，都是不分彼此的。当马克思答应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通讯稿时，他正在学习英文，恩格斯就帮他翻译，必要时甚至还替他写作。当恩格斯写《反杜林论》时，马克思就放下自已的工作来编写这本书中有关经济的一部分。恩格斯也曾经公开谈到，他部分地采用了这些材料。

恩格斯还把他的友情扩大到马克思的全家。马克思的女儿也就是他的孩子，她们把恩格斯当作第二个父亲。这种友情一直保持到马克思逝世。

在马克思逝世后，能够整理他的手稿、出版他的遗作的只有恩格斯一人。恩格斯曾经以十多年的时间研究各种科学的一般哲学，考察一切科学及其最新的成就，但是为了全力从事《资本论》后两卷的出版，他放下了自已的工作。

恩格斯由于热爱学习，因而努力学习。他对各种知识都发生兴趣。1849年革命失败后，恩格斯乘帆船从热那亚到英国去，因为他认为从瑞士取道法国的旅程是不安全的。他利用这个机会，学到了一些航海知识。他在船上每天写日记，记录了太阳的位置、风向、海潮的变化等等。这本日记一定还保存在他的文稿里，因为机灵而好动的恩格斯同时也象一位老处女那样有条理，他总是非常细致地将什么东西都抄录下来并保存起来。

最先吸引恩格斯的是语言学和军事艺术；他的这种兴趣始终如一，而且经常熟悉这些科学方面的新成就。某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在他看来也是十分重要的。我还记得，当一位西班牙友人梅萨来访的时候，恩格斯就跟他一起高声朗读西班牙的诗选来学习发音。他对欧洲各国语言，甚至某些方言的知识丰富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当我见到国际西班牙全国委员会的几个委员时，他们都对我说，伦敦有一个叫昂格尔的人替我代理西班牙总委员会书记的职务，他能用最道地的加斯梯里亚方言写作。这个昂格尔其实就是恩格斯。只是他们按照西班牙的发音来念他的姓而已。当我到里斯本的时候，葡萄牙全国委员会书记弗兰西亚告诉我，他时常接到恩格斯用道地的葡萄牙文写的信。同样，恩格斯也精通意大利文。当你注意到这几种文字之间的一致性和细微的差别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种造诣是多么惊人啊！

恩格斯为了使和他通信的人高兴，故意用对方使用的语言。他曾经用俄文写信给拉甫罗夫[2]，用法文写信给法国人，用波兰文写信给波兰人等等。他很欣赏用方言写的作品，比尼亚米[3]用米兰语写成的通俗作品刚一出版，他马上就去购买。

有一次，在兰兹格特海滨，一个杂耍场的主人扮成一个穿巴西将军礼服的满脸胡子的矮子，他的四周围着一群伦敦平民。恩格斯先后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跟他谈话，可是得不到任何回答。最后这位“将军”无意中吐露一句话。恩格斯马上喊道：“这个巴西人原来是爱尔兰人！”接着就用他的家乡话和他交谈。这个流浪汉听到乡音，高兴得流下了眼泪。恩格斯一激动就有点口吃，一个巴黎公社流亡者曾经开玩笑地说：“恩格斯能结结巴巴地说二十种语言。”

没有一种知识是恩格斯不感兴趣的。他在一生的最后几年还开始阅读产科书籍，因为住在他家里的弗赖贝格尔夫人当时正在准备医学考试。马克思指责他，说他为了个人的爱好去研究许多科目，分散了精力，“没有考虑到为人类工作”。但是恩格斯也指责马克思说：“我倒很乐意烧掉那些关于农业情况的俄文书刊，这些书多年来使你不能写完《资本论》！”

那时，马克思刚好开始学习俄文。他的一个彼得堡的朋友丹尼尔逊寄给他大量长篇的农业统计资料。这些资料揭露了俄国农村中骇人听闻的状况，因而是被俄国政府禁止发表的。

恩格斯的求知欲只有在他彻底掌握了研究对象的时候，才能完全得到满足。你只要一想到他知识的渊博，同时注意到他一生的活动，就会自然而然地感到惊奇：恩格斯丝毫不像关在书房里的学者，竟能积累那么多的知识！他的记忆力在各方面都是那样精确，他的工作速度是非凡的，他的感觉灵敏得惊人，这一切在他身上都融合在一起了。

恩格斯思路敏捷，工作轻快。在他那两间宽敞而明亮的工作室里，靠墙的地方摆满了书橱，地板上没有一片纸屑，而书籍，除了放在书桌上的十来本之外，都放在应放的地方。这个房间不象一个学者的工作室，倒象一个客厅。

同样，恩格斯也非常注意仪表，他总是精神抖擞，衣着整洁，就象在普鲁士军队里当志愿兵时准备参加阅兵典礼似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一套衣服能够穿得这样久而一直保持着原来的式样，看起来好象新的一样。他自已省吃俭用，决不乱花一个钱，但是他对党和求助于他的党内同志，则无限慷慨。

当国际成立的时候，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当时，共产主义运动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而湮没，恩格斯对这一运动再次兴起的前景颇为怀疑；如果不是马克思成为组织的创始人的话，恩格斯最初对此就不会感兴趣，而其他人在马克思参加以前，也是犹豫不决的。他经常资助国际，并给国际总委员会创办的周报《共和国》撰稿。普法战争爆发后，恩格斯迁居伦敦，以一贯的热情投身于国际的工作。

普法战争引起了恩格斯这位军事战略家的注意。他每天注视作战双方的军队，而且从他在《派尔·麦尔新闻》发表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他经常预测德军参谋总部的战略部署。色当战役的前两天，恩格斯就预言拿破仑军队将被包围。这些预测引起了英国报刊的极大注意，因此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就送给他一个“将军”的绰号。帝国[4]覆灭后，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法兰西共和国的胜利。恩格斯和马克思没有祖国。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们两人是世界公民。

注 释

[1] 芬尼亚社社员是十九世纪五十——七十年代的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他们曾经为爱尔兰独立而斗争。

[2] 彼德·拉甫罗夫（1823-1900），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论家，第一国际委员，参加过巴黎公社。

[3] 恩利科·比尼亚米（1846-1921），意大利政论家，第一国际委员，社会主义者报纸《民众报》编辑。

[4] 指拿破仑第三时代的第二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