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共和国元帅罗荣桓同志诞辰117周年的日子。他经常告诫自己和家人，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怎样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能因为地位不同了、身份变了就要求额外的照顾和特殊的享受，搞特殊化。

★ 一、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

　　在战争年代，罗荣桓经常是四海为家。在井冈山，风餐露宿、曲肱而枕对他而言是家常便饭，到后来则是中央根据地内的祠堂、茅舍，长征路上藏民的牛屎房，陕北的破窑洞，沂蒙山的庄稼院，都曾是他的栖身之所。长期在险恶的环境里工作，罗荣桓的身体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健康很是关心，安排他到苏联就医。1946年7月，罗荣桓到莫斯科。在苏联就医期间，组织上曾让他带上一笔钱，作为医疗费和生活费。但到莫斯科后，由于苏方的招待，这笔钱未能用上。那时苏联卫国战争刚刚结束，罗荣桓为我党在那里学习的一些孩子们添置了一些衣物及学习和生活用品，而他自己却未用分文。回国后，将余钱如数交给了财务部门。

◆1936年，罗荣桓在陕北。

　　经过一年的治疗，罗荣桓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回国后，组织上安排他一家在哈尔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住下，这座庭院设有豪华的舞厅、会客厅、洗漱间等，原是一位旧时官僚的别墅。这跟他之前住过的房子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因此，他心里感到很不安，曾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另找一处普通的房子，将这座庭院作为公用，但无结果。有一天，他到谭政家去做客，见谭政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便跟谭政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罗荣桓在开玩笑，但没过几天，罗荣桓一家真的搬来了。

　◆1940年，罗荣桓与林月琴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前，如何建立新的人民政权是摆在党中央面前的重大课题。要不要建立检察机关？如何设置检察机关？由谁来担任第一任总检察长？这些问题经过充分酝酿，最后都有了圆满的答案。

★ 二、毅然挑起重担 ★

最高人民检察署的设置，是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期间，由《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组组长董必武，在1949年6月23日拟定的政府组织法纲要的基本问题中提出的，先后在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和政协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了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国文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为创建新中国国家制度，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法律基础。根据这两个开国文献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最高人民检察署，作为国家的最高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副检察长和委员均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免。最高人民检察署的职权是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的检察责任。这些规定，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检察制度及检察机关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机构中的重要地位。

正因为检察署地位举足轻重，对于第一任总检察长的人选，中央的考虑是万分慎重的，这个人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超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善于面对复杂局势，而且明辨是非，原则性强。曾被毛泽东称赞为“最守纪律”的党内“圣人”罗荣桓，理所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

罗荣桓，1902年出生于湖南衡山，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参加了秋收起义。后随部队进军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团参谋、特务连党代表。此后，罗荣桓先后担任红四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翌年末，他率部挺进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先后任一一五师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对于罗荣桓在山东的功绩，毛泽东在1962年曾有过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1949年8月间，中央决定，新中国成立后将由罗荣桓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得到消息的罗荣桓，心里是有顾虑的，他的顾虑，不是来自他对这项工作的陌生和工作本身的艰巨，而是他的身体。

罗荣桓常说，“有一份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这一次，面对中央对他的信任和对检察署工作的重视，罗荣桓没有推辞，不顾自己身染重病，毅然挑起了总检察长这个重担。

★ 三、刹住“取消风” ★

1951年秋冬发生的合署办公风波，是共和国检察史上的第一次“取消风”。这一年年底，全国编制会议召开，决定精简国家机关，提出让检察机关“名存实亡”，只保留名义，不设机构，不配备干部，工作由公安机关兼办。编制会议的这一决定，在全体检察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罗荣桓得知此事，非常重视，他告诉李六如将此事报告毛泽东，并说：“要多给毛主席写报告。”当时，李六如不在北京。广州市检察署检察长郑北辰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坚决反对所谓“名存实亡”。毛泽东亲笔批示：“请检察总署党组提出意见。”高检署党组当即向毛泽东写了报告，说明刚建立的检察机关已经在镇反中起了作用，主要是防止和纠正错案及偏差，并列举了若干重要例证。接着，李六如从外地回京，把党组成员、研究室副主任王桂五叫到家里，由他口述，由王记录，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他不在北京，编制会议作出撤销检察署这样重大的决定，事先根本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他不同意这个错误的决定，并从国家制度上和实际工作上说明设置检察机关的必要性。

当时中央政法委党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也不同意撤销检察机关，并当面报告了毛泽东。鉴于加强法制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决定保留检察机关，这样才刹住了这股“取消风”。

此后，从最高人民检察署到地方各级检察署加紧建立机构。截至1953年12月，全国建立各级人民检察机构930个，共有干部5600余人。至此，检察机关的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起来了。至此，新中国人民检察署从组织上、制度上完成了历史性的奠基。

★ 四、国有疑难可问谁 ★

　　1961年冬，罗荣桓让罗玉英和她的丈夫陈卓回家乡看看。他们临走前，罗荣桓再三叮嘱：要到县里、公社看看干部，问候村里的农民群众;绝对不要搞特殊化，吃饭要交钱，老乡家请客不要去。还给他们定了一条纪律：和社员一起参加农业劳动。后来，当得知他们按其要求做了，罗荣桓非常高兴，连声称好。

　　1963年12月15日下午，罗荣桓病情恶化，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醒过来后，他看看床前的林月琴和子女们，拉着林月琴的手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搞特殊。”说完后，他又慈祥地看着他的孩子们，嘱咐他们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1963年12月16日下午2时37分，罗荣桓——这颗伟大而高尚的心停止了跳动。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因病在北京逝世。

毛主席得知消息后，几天几夜不能寐，写成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言简意赅的七言八句，把罗荣桓的丰功佳绩以及由他的逝世给国家带来的巨大损失表达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