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揭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公安部队

点击：作者：李涛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发布时间:2019-11-25 20:28:48

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中，公安部队执行清剿土匪、平息叛乱、反空降、警卫首脑机关、警备城市、守护重要工业设施、守卫铁路桥梁和隧道以及看押罪犯等任务，做出了突出贡献，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有惊心动魄的反间肃特，有枪林弹雨的剿匪作战，有激烈复杂的平叛斗争，有严谨细致的警卫工作，涌现出“剿匪和群众工作模范”张福全、“反特功臣”阎增福、“人民功臣”孙广起等一批英雄模范。

1964年6月，毛主席在接见公安部队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时，指出：公安部队是敌人最害怕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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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在天安门广场的公安部队战士。资料照片

新中国的公安部队，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适应对敌斗争和巩固人民革命政权的需要，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支执行公安保卫任务的武装力量。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起，各革命根据地为适应对敌斗争和巩固人民革命政权的需要，开始组建各种不同名称的专门执行公安任务性质的武装。新中国建立后，在国家公安机关领导下，逐步把地域性的公安武装和人民解放军担负公安任务的部队正式改编成人民公安部队，并列入人民解放军序列，担负守卫国家重要厂矿、企业、交通设施，维护治安，警备城市和保卫边疆等任务。1950年9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统一全国22个公安师的番号，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警卫师。11月8日，以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领导机关一部为基础，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领导机构，归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直辖，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1951年5月，先后在华东、东北、中南、西北、西南等大军区和铁道兵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各省、市也相继成立公安总队，负责领导全国的内卫、边防和地方公安工作。1955年7月18日，根据国防部的命令，公安部队改编为公安军，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1957年9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同年1月22日的决定，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及其领导机关；公安军内卫、边防部队分别交所在省军区领导指挥；专区、县的公安部队交地方政府公安机关改编为人民警察。

开国大典前的反特斗争

北平曾是国民党统治华北的军事政治中心，更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中心，麇集着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二厅、党通局、傅作义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特务系统和美英国际间谍等8个大特务系统，有110多个单位、特务近万人，另有国民党、青年党等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00余人。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又有数千名国民党骨干和特务分子分别从华北、西北、东北地区逃亡到这里。当时北平的总人口为160万，平均每80人中就有一名国民党骨干和特务分子。北平和平解放后，这些国民党骨干和特务分子作出“应变”计划，采取“整退零进”“多层次多战线潜伏网”的策略，部署了几十个潜伏台组，其中就有专门以刺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高级干部为主要目标的行动小组。他们在要道路口、涵洞桥梁安置爆炸物，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破坏党群关系和党的威信，并大搞暗杀刺杀活动。

针对敌情、社情复杂的严峻局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公安部，调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19兵团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同时组建一支集军事与公安业务于一身的新型人民武装——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隶属中央军委公安部指挥，主要担负党和国家中央机关、中央首长的安全警卫和维护北平治安等任务。公安部队与北平市公安局密切配合，加强侦破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了肃清反革命特务工作，先后破获了9个国民党特务潜伏台组，同时通过强有力的工作，迫使一大批特务头子、骨干和特务分子自首登记，使北平的社会治安迅速好转。

为将北平“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开国大典，公安中央纵队派出大批官兵身着便装，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巡视。一天夜幕降临时分，化装成北平市民的公安中央纵队第1师第2团排长刘拴虎被地上的一个烟头吸引了注意力。他捡起来一看，是“飞马”牌香烟。

刘拴虎知道“飞马”牌香烟原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2师供给部所属新群烟草公司生产的军供产品，沦陷区的老百姓称之为“四爷的烟”（意为新四军的烟），当时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也曾抽过这个牌子的香烟。就在不久前，1949年7月，上海中华烟草公司采用这一商标生产“飞马”牌香烟，并以“解放区名烟”为名进行宣传。

刘拴虎俯下身来仔细观察，发现地面上杂乱的脚印中有几个明显的皮鞋印，这更加重了他心头的疑惑：北平的老百姓很少抽这牌子的香烟。这是谁扔的烟头？是这个穿皮鞋的人吗？那么，他来到这里又是要干什么？

此后一连数日，刘拴虎都特意到这里来转转，想发现新的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后，一个头戴礼帽、脚穿皮鞋、形迹可疑的人出现在他的视野内。远远望去，此人一会儿抬头四处观察，一会儿又低头在一张纸上紧张地记着什么。刘拴虎走近一看，像是张线路图，于是就大声问：“你是干什么的？画的是啥呀？”

没承想这家伙抬头瞧了一眼刘拴虎，二话不说，突然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就刺。刘拴虎在延安时期就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擅长擒拿格斗。只见他一闪身，躲开刺来的匕首，伸出右手抓住这家伙的胳膊，顺势一扭，脚下一个绊子，左手猛地一推。匕首当啷掉地的同时，这家伙一个嘴啃泥，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束手就擒。

经过审讯，此人名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路线图，准备在开国大典时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实施爆炸。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公安中央纵队、北平市公安局立即顺藤摸瓜，对城里每条街道、每个胡同进行拉网式清理，先后抓捕了国民党党通局北平区第二分局行动组杨金富等14名案犯以及惯匪、特务3000多名，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为保证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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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队官兵在剿匪战斗中张贴标语。资料照片

黑水剿匪立奇功

国民党当局在败退台湾前，有计划的在大陆一些新解放区和部分沿海岛屿留置了大量土匪特务武装，与溃散的国民党军残部相结合，网罗恶霸地主、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反动会道门成员及惯匪，并胁迫一批受蒙蔽的群众，聚众结伙。这些形形色色的土匪武装打着“救国军”“自卫军”“保民军”等旗号，进行疯狂反扑，妄图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伺机配合台湾国民党军反攻大陆。

匪患不除，国无宁日。为巩固新生的共和国，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署，公安部队与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紧密配合下，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从十万大山到珠江两岸，从天府之国到西南滇黔，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剿匪斗争。黑水剿匪是公安部队参加的一次著名战斗。

黑水地区位于川西北的黑水河中上游，纵横200多公里，海拔在3000米以上，为藏族、羌族聚居区。境内多原始森林、高山深谷，地形复杂，交通不便。1951年5月，国民党“反共突击军第249路军”司令、军统特务傅秉勋潜入黑水地区后，纠集残散匪特、反动军官及逃亡地主、恶霸，频频制造民族隔阂，煽动武装叛乱。

黑水叛乱，震惊中央。毛泽东急召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询问剿匪之事。为迅速剿灭这股恶匪，西南军区决定以公安部队及川西军区联合组成黑水前线剿匪指挥部。邓小平认为：黑水剿匪，情况复杂，既有敌我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还有教派矛盾、部落矛盾，问题多且关系复杂，处理每件事政策性都很强，必须派一名得力的政治干部到前方去。

贺龙、邓小平亲自点将，任命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郭林祥为剿匪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7个步兵团又5个营、2个炮兵营共2.1万余人。考虑到黑水地区地形特点，以及台湾当局有可能派飞机空投人员物资等情况，中央军委决定由空军抽调轰炸机、歼击机各1个大队支援地面作战。

1952年7月20日，剿匪作战打响。剿匪部队兵分东、西、北三路，采取迂回包围、多路钳击、短途奔袭的战术，展开进攻。东线是叛匪防守重点，山高谷深，地势险要。担任主攻的公安第16、第20团通过丛林、荆棘、绝壁悬崖，沿黑水河昼夜兼程，5天前进150公里，直捣叛匪中枢指挥部麻窝。西线，公安第24团与各参战部队在进剿途中突遇冰雹，后转为滂沱大雨，一时天昏地暗，河水陡涨。官兵忍饥耐寒，冒雨前行，迅速攻占芦花官寨。至24日下午，东西两路大军胜利会师麻窝，歼匪500余人，打乱了叛匪的防御体系及指挥机构。

傅秉勋率叛匪主力逃至瓜苏梁子、木疏纳沙、麻窝以南3820高地等处，企图凭借高山密林负隅顽抗。剿匪部队经过1个月的艰苦作战，共歼叛匪2500余人。与此同时，空军密切配合，先后出动歼击机、轰炸机17架次，对匪特集结地扫射和轰炸；另出动运输机237架次，给剿匪部队空投粮食、弹药等物资，有力地配合了地面作战。

大股土匪被歼后，残匪分散逃入山区，惶惶不可终日。傅秉勋等匪首企图窜入草地，而苏永和、兰都、苏希圣等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则采取观望态度。

为彻底剿灭残匪，剿匪部队采取分片搜剿的办法，并组织民兵在马塘与理县、理县与茂县、松潘与茂县间堵击可能逃窜之匪。同时成立地方工作团，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以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为重点；组织干部战士广泛宣传，揭露匪特罪恶，发动群众积极参加剿匪斗争；严格遵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执行群众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宁愿露宿，不住民房。宁饿肚子，不吃民粮”；利用飞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释放俘虏，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

在剿匪部队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面前，苏永和率匪众投降自首，傅秉勋等匪首被俘。至9月21日，除9名残匪窜入草地外，黑水地区的土匪被肃清，从而稳定了川西北和甘青边境的社会秩序，也为和平解放西藏叩开了大门。

“钢铁运输线”上的防空哨兵

抗美援朝战争中，公安部队先后有12个团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公安部队入朝，执行巩固战地后方治安、保障交通运输安全、清匪肃特、防空护路、警备城市、纠察执法以及看押战俘等任务。

从1951年8月中旬起，“联合国军”在发起夏季攻势的同时，集中其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五分之四的兵力，发动大规模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所谓的“绞杀战”，企图摧毁朝鲜北部的交通系统，瘫痪中朝军队后方，迫使朝中方面在停战谈判中妥协。“绞杀战”造成了铁路、公路和桥梁等的严重损坏，给志愿军运输带来极大困难。经过“联合国军”高密度轰炸后，志愿军后勤保障能力由50%降为25%。能不能战胜空中封锁，从根本上解决战场运输问题，扭转运输补给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成为志愿军能否坚持胜利作战的又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为扭转运输和物资供应困难的局面，志愿军在防空火力薄弱、技术装备和物资器材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公安部队同铁道兵、工程兵、高射炮兵、空军航空兵等兄弟部队一起，以顽强的战斗精神进行了反“绞杀战”斗争，并在作战实践中创造出防空哨这一特殊的作战形式。

从这年秋季开始，志愿军公安部队在战地后方1750余公里的公路、铁路线上，共设置820多个防空哨所，每个哨所由6人组成，哨所间相距3-5里。哨所的主要任务是对空警戒，监视敌机活动，及时鸣枪报警，指挥运输车辆闭灯防空；敌机过后，及时指挥车辆开灯前进，维护交通秩序和纪律，疏导车辆通行，处理交通事故；随时打击公路、铁路两侧敌特的袭扰破坏，保护运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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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公安部队防空哨兵正在值勤。资料照片

担任防空哨的指战员冒着敌机肆虐的轰炸，无论酷暑还是严寒，以一支步枪、两面小旗作武器，始终坚守在战斗岗位上，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打响报警的枪声，换来运输的安全。许多战士被敌机投掷的重磅炸弹掀起的泥土埋住，口鼻流血，耳聋眼花，爬起来继续战斗；为能及时报警，战士们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里卷起帽耳，倾听辨别敌机和汽车的声音，哪怕耳朵冻坏、脸部冻伤。入朝初期，哨兵分不清飞机声和汽车声，不能及时准确判断敌机活动的方向和规律。部队为此专门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出“五不打”，即不打传枪、不打连枪、不打预防枪、有敌机无汽车不打枪、有敌机而汽车未开灯不打枪，哨兵业务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公安第11师第32团战士颜杰民在一次夜间执勤时遭遇敌机空袭，立即鸣枪报警。敌机投弹飞离后，他判断敌机还会返回，就继续禁止车辆通行。不多时，敌机返回投弹。待敌机再度飞离后，司机认为危险解除，准备开灯出发。颜杰民果断制止，告诉司机：敌机两次投弹量都不大，可能还会返回。果然，敌机很快折返，第三次投弹，并俯冲扫射，但还是一无所获。在场司机无不对颜杰民的精准判断由衷叹服。

防空哨除了鸣枪报警、指挥车辆、维持交通秩序外，还要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排除公路、铁路线上的定时炸弹。尽管战士们缺乏排除炸弹的知识和经验，但为了保证车辆安全行驶，他们不怕牺牲，在实践中学习摸索，总结创造了人扛、绳拉、枪打、火烧、手榴弹引爆等一系列排除定时炸弹的方法。仅公安第18师防空哨兵就排除敌机投掷在公路、桥梁上的各种类型定时炸弹1002枚。1951年5月9日，该师第52团6连班长刘志贵执勤时，发现敌机在龟龙桥附近投下一枚定时炸弹，直接威胁车辆通行安全。他当机立断将30余公斤重的定时炸弹扛起，扔到130多米外的山沟里。次日，敌机又在龟龙桥上投下一枚重磅定时炸弹，将桥中央穿了个洞。刘志贵在两名战友的协助下，用木棒把炸弹撬出，小心翼翼地推至安全地带，然后用步枪射击将其引爆，从而保证了大桥的安全。

在两年多的战斗中，志愿军公安部队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共抢修被炸公路、桥梁1万余次，排除敌机投下的定时炸弹和爆炸物5000余枚（件），抢救伤员3880余人，救护遭轰炸的汽车、火车1120余台（列），抢运大批军用物资，抓捕敌特分子620余人，为创造“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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