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和乌克兰建交20周年,尽管中乌两国已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有关纪念活动极为低调。除了4月9日乌克兰农业巨头ULF与中工国际签署价值40亿美元的合同作为献礼外,还有5月15日中乌民用航空发动机全面合作的签约。
双方似乎均刻意避开军工领域的合作,涉及军贸的只字不提。实际上,中国是乌克兰军事工业第一大消费国,乌方更是期望中国在2013年后成为乌克兰头号军事技术合作伙伴。
分析人士指出,迄今为止,乌克兰已向中国出口了约30类军事技术,其中涉及用于大型舰艇的动力系统、大型运输机设计、超音速高级教练机、坦克发动机和空对空导弹等关键装备。
20年,中国几乎从乌克兰拿到了想要得到的全部军工技术。尽管乌克兰的军工家底已被摸得一清二楚,但在局部单项技术领域,中国仍将持续加强与乌军工的合作。
苏联解体时,乌克兰继承了安东诺夫设计局等大批顶尖军工单位。
“双引工程”抄底乌军工人才
中乌军工合作,始于苏联解体后那段特殊时期。其时,独联体各国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工厂、机构大量倒闭,军工领域许多专家、教授失业,收入锐减。
特别是一些尖端行业,大量一流的工程师陷入赤贫,美国、德国、以色列、韩国、新加坡等国科研机构纷纷派出专家前往俄罗斯、乌克兰,以优厚条件招揽人才。
韩国的人才计划卓有成效,乌克兰专家只要联系韩驻乌使馆,就可以拿到签证和机票,并提供一个月工资。工资报酬没有统一标准,视专家本人资历和贡献大小,一般1500-2000美元/月,知名专家3000-4000美元/月。
中国也加入了这一轮人才争夺,采用的招揽方法类似韩国,但得益于苏联时期中苏友好的渊源,一些留苏专家学者通过学术交流、个人友情联络等多种形式,从乌克兰请到了不少顶级专家。
在这段难得的时期,中国主动出击,目的性很强,直奔军工领域的关键技术,通过个人关系转让其技术成果。海军专家李杰形容那时的工作说,中国人坐一个星期的火车,从满洲里出去,穿过西伯利亚,取道莫斯科,再到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进行摸底、契合,很快知道了对方有哪些技术可以进行合作;之后,马上就有大批的乌克兰专家赴华,介入具体项目。
中国当时的基础技术比较落后,刚开始技术交流的层次比较低,规模也比较小。后来,中国用轻工产品交换先进设备,乌克兰专家开始大规模赴华。这些专家大多是毛泽东、斯大林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重视中苏友谊,生活要求不高,工作严谨,有问必答,技术、材料很爽快地提供,甚至掏心掏肺。
大约是1993年后,双方交往起来就不那么顺利了。“有些技术材料绝对不给你,想要必须有些手段。”李杰说,有人用一箱二锅头或中国的小土特产私底下交换一些东西,但像过去那样在实验室里正儿八经的实验,要价越来越高了,“后来干脆只谈钱,没钱门儿都没有”。
为了招揽苏联军工人才,中国政府为此启动了一项“双引工程”,专门引进独联体国家的人才和技术。据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主抓这项工程,并放言说:这是一批穷十年之力都无法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对我国而言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定不能错过。为做好“双引工程”,国务院授权国家外国专家局于1991年正式设立国家“友谊奖”,用以表彰外国专家为中国所做的贡献,各省随后相继设立不同地方政府友谊奖。乌克兰籍专家奥坚科·沃洛德梅尔、科瓦连柯、阿诺·阿夫恰茹克相继获得国家级友谊奖;卡强·鲍维尔·尤力耶维其获得江苏省友谊奖。
200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内部报告称:据不完全统计,10年来,通过官民并举,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双引工程”,从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大约引进上万名专家,2000多个技术项目。乌克兰是“双引工程”的重点地区,每年都有大批专家、学者应邀赴华讲学或从事科研。中国驻乌克兰使馆一秘李谦如在一篇署名文章中说:仅2006年,国内邀请乌克兰科技界专家学者赴华约150批次,2000多人次。
中国新一代舰用燃气轮机也有乌克兰的技术
帮助培训航母飞行员
中乌军工合作,除了转让“瓦良格”号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型项目外,在舰船、坦克、飞机的动力系统,特别是各型发动机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目前中国诸多水面舰艇,包括“瓦良格”号在内,还有“中华神盾”舰所用的燃气轮机DN/DA-80、中国为巴基斯坦开发的“哈立德”主战坦克所用的柴油发动机6TD-2E、新一代高级教练机猎鹰-15所用的发动机AI-222,以及适合高原山地直升机的发动机,均来自乌克兰。改良后的DN/DA-80,其可靠性、可维护性、大修周期、使用寿命均超过乌克兰原装。
燃气轮机是现代化大型战舰的“心脏”。《汉和防务评论》称,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就从乌克兰“曙光”机械设计科研生产联合体引进了UGT-25000燃气轮机,不过当时没有转让技术。进入21世纪后,因经济窘迫,乌终于同意转让全部技术。
有关乌克兰帮助中国建造“中华神盾”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据公开报道,早在2001年4月,时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的曹刚川曾率团访乌,专门造访乌最大的几家军工企业,其中就包括量子所及其配套的“火花”无线电设备厂。
据乌克兰量子科学研究所所长利西采透露,从2001年起,量子所生产的“卡什坦-3”型系统有一半销往中国和韩国。特别是北京在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承办权后,明显加大了对该系统的订货。西方防务分析专家认为,从这个时候起,乌开始参与“中华神盾”舰的设计工作。
此外一些航空技术,如L-15的气动布局、中型运输机“运八”和大型运输机的研制和改进上,双方达成了一些协议。小编推荐大家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 洪七独立评论 可阅读更多精彩好文。有消息说,乌克兰帮助中国建造与“尼特卡”地面训练系统相类似的设施,用于舰载航空兵飞行员的训练教学,并向中国出售了4套阻拦索。但中国方面始终未予证实。
据乌媒称,早在2006年10月,中国就曾派遣大型军事代表团访乌,讨论乌克兰帮助中国培训航母飞行员的可行性。此后,中国工程师、飞行员、海军技术专家便开始频繁访问“尼特卡”试飞中心。
中乌除了航母、战机、地面坦克、装甲车的动力系统合作外,还有导弹技术方面的合作。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引进苏系飞机以及苏系空空导弹新的制导头。为了能让那几百枚R-27空空导弹的性能得到更新,俄罗斯基于担心仿制的原因,没少为难中国。
中国空空导弹从红外制导到主动雷达制导的飞跃,离不开乌克兰的支持。基辅雷达厂生产的“阿加特”半主动雷达导引头改良版,其性能和抗干扰能力均优于俄罗斯同类产品。中国据此对现有的R-27空空导弹进行升级改进,并很快推出了超视距发射能力、多目标攻击能力及全天候作战能力的PL-12中距空空导弹。
在航空领域,早在苏联时期,安东诺夫设计局就曾帮助中国设计制造“运五”型军用运输机。划归乌克兰后,基于与中国航空工业的历史渊源,安东诺夫一直想与中国就重型运输机展开合作。安东诺夫参与了2002年立项的ARJ21的设计工作;2004年又开始在“运八”F600型民用飞机的研制过程中进行了技术合作;2008年,中航工业第二集团与安东诺夫公司在北京建立航空工程研发中心,主要任务是逐步研发和设计成系列的货运飞机。
2011年8月,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访乌,两国签署了军技领域的合作备忘录。乌克兰总理阿扎罗夫指出,乌拥有重型运输机制造方面的先进技术,中航集团和乌安东诺夫公司应该深化合作。
中国花了大价钱
经过20年的合作,中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技术家底已经摸清,总体评价是仍停留在20年前,没有大的变化。海军专家李杰说,乌克兰的军工技术停滞不前,一方面,在苏联时期,乌克兰主要为苏联军工做配套,技术偏门,单项技术虽然很强,但基础不牢;另一方面优秀人才大量外流,经费投入不足,所以创新很难。
尽管如此,乌克兰在大型运输机、水面舰艇的设计理念、关键技术、动力系统等领域,单门独项的技术优势还是令中国心动,仍有合作空间。“设计里面的学问,一时半会儿很难掌握。”李杰坦言,比如说炮位的设置,“我们经常遇到这个问题,认为原来的炮位可以移除,但拆掉以后问题来了,整个舱位都要发生变化。”
设计思想和理念不是为了美观好看,而是贴近作战。“有的改不成、有的改得不好,有的干脆变成败笔。”李杰批评说,中国军工在大型战舰的设计思想和作战理念上接近西方,但仍缺乏解决一些细微问题的能力。
中方有些技术瓶颈短期内仍难以解决,确实还离不开与乌方的合作。乌克兰方面也很清楚,自己的家底越来越薄弱,若不抓紧时机变现,再过几年,恐怕更拿不出手了,因此特别重视与中国的合作,有意加快军工技术的转让。
2011年6月1820日,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主席近10年来首次访问乌克兰。双方签署了总价值约为35亿美元的合同,中国还决定向乌方提供8000万人民币无偿援助。新华社报道称,中乌计划将双方贸易额从2010年的不足80亿提升至2012年的100亿元。乌媒分析称,大幅增加部分很可能来自军工领域的合作。
胡锦涛主席这次行程很不寻常,专机没有直飞乌克兰首都基辅,而是先降落在克里木半岛辛菲罗波尔市机场。个中因由颇耐人寻味。分析称,中乌两大敏感合作项目“欧洲野牛”登陆舰与航母舰载机训练中心,均与克里木半岛有关,生产“野牛”的海洋船厂和尼特卡舰载机训练中心均位于该岛。
据俄罗斯军工综合体网站报道,中国和乌克兰的“欧洲野牛”登陆舰项目始于2003年,有关技术谈判持续了6年,直至2009年8月,乌媒体才公开这一消息,确认订购数量为4艘。
俄罗斯对中乌军工合作非常不安,甚至大为光火,曾指责这一合作项目侵犯其知识产权。俄罗斯国防工业产品出口公司认为,研制这种军舰及其零件的全部知识产权都属于俄“金刚石”设计局,乌克兰不与俄商定就不能实现这一供应。
分析称,令俄愤慨的主要原因在于,乌克兰把这种军舰的技术文件移交给了中方。俄对中国军工的仿制能力一直耿耿于怀。2005年,乌克兰把舰载机SU-33的第三架原型机T-10以报废武器提供给中国,就让俄极为恼火。
但中方不以为然,认为俄罗斯的指责毫无道理。“中国掌握消化吸收军工技术愈加成熟,重新设计研发并无不妥,任何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美国当年也是这样获取了日本的电子技术;再者,中国是花了大价钱的。”
作者:席志刚
本文转载自2012年8月24日的《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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