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8日，这个天未大亮的清晨，在狱中受尽酷刑、双腿已断的黄竞武被残忍活埋。生前，他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稽查司司长。1949年年初，得知国民党政权策划将中央银行库存金、银、美钞等财物偷运到台湾，他秘密发动中央银行部分职工采取抵制行动，并与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联系，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策反。正当密议垂定之际，不幸泄露消息被捕。

一般来说，写革命先烈通常是一个一个的独立篇章，很难在一部作品中通过群体来展现。而洋洋洒洒30余万字的《革命者》，从牺牲在上海街头的第一位年轻共产党员黄仁写起，一直写到上海解放前8天被国民党特务活埋的黄竞武，250多名献出生命的革命者向读者走来。从中我们看到了恽代英、邓中夏、郭伯和、何秉彝、刘华等学生运动领袖和工人代表的身影；看到了从国外回来的以及从全国各地投入革命中心上海的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等早期中共领袖们的身影；看到了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邓恩铭、汪寿华、罗亦农等青年才俊的身影……

《革命者》就是这样通过宏大的群体形象，组成了一部以往我们在其他史书中极少看到的气壮山河的革命史诗。

《革命者》重点还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至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由于国民党反动集团背叛革命，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几乎在一夜之间被逮捕和枪杀，那时的上海血流成河，烈士的尸体随处可见……然而，革命者不仅在敌人的残暴和淫威面前没有屈服，反而在血泊中奋起，表现出了对党、对信仰、对共产主义的赤胆忠心。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几天，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驻地）要求迅速恢复已被敌人破坏的中共南京市委工作。时任国民党江苏省部中共党团书记的中共党员侯绍裘，授命奔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南京，与刚刚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的谢文锦等党员骨干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反蒋运动”。正当他们在谋划革命行动时，会场被敌人发现，侯绍裘、谢文锦等9名江苏省、南京市委负责人随即被捕，不日被敌人杀害后扔进了秦淮河。牺牲的9名烈士中，有两名是女性，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21岁。

像这样的惨烈事件，在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不止发生过一次，中共南京市委前后8次被敌人摧毁，中共江苏省委也先后3次被敌人“掘底”。1927年5月底，陈独秀的大儿子、原广东省委负责人陈延年被中央紧急调任江苏省委出任新的省委书记。上任第一天，陈延年就被敌人抓捕，一周后被枪杀。之后的几个月里，江苏省委又连续被破坏。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在哥哥牺牲不足10个月时，从北京来到上海，出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由于叛徒出卖，不久又牺牲。一年中，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痛失两个儿子，他们牺牲时年龄都只有二十七八岁。

当时，就连以蒋介石为首的敌人阵营也对前仆后继的革命者刮目相看，说这些共产党人“年纪轻轻”“意志坚定”，能“干成大业”。他们的牺牲怎不叫苍天垂泪！

《革命者》还用相当长的篇幅，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骇人听闻的杀戮暴行。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那段日子里，同属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的中共浙江省委，形势同样极其严峻，革命者每天都面临着生死考验。仅8个月时间，浙江省就有1805名革命者被捕，其中932名被杀害。

浙江省委机关遭破坏的程度与江苏相似：1927年6月至1929年4月，不到两年先后更换了10位省委书记或代理书记，其中有8位书记牺牲，平均年龄不到30岁。由于他们都是英年早逝，多数人甚至连名字都不被后人所知。一位叫王家谟的省委书记，是9任书记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就义时只有21岁。他的遗骸是由其母亲独自推着木轮车，运回宁波象山老家，安葬在丹城西门外大坑门口的一个山麓上。

牺牲的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与恽代英、萧楚女并称“广州三杰”，是位极有影响的青年革命领袖。1927年9月，中央决定派遣张秋人去杭州赴任浙江省委书记。此时的张秋人刚在上海结婚，但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带着新婚妻子前行。临行前，张秋人对身边的同志说：“此次去赴任，我的头看来是要被砍在杭州了。但为了完成重建浙江省委的重任，我必须去！”

到杭州后的第3天，也是张秋人上任省委书记的第一天，为了掩护身份，他特意穿着西装，携妻子来到西湖边，准备与党内同志接头。就在这时，他被两个曾经在黄埔军校学习过的反动学生盯住了。见无法甩掉“尾巴”，张秋人迅速脱下鞋子和西装，纵身一跃跳进了西湖，把一份藏在内衣里的浙江省委组织机构和党员名单塞在湖底的淤泥里。

张秋人浮出水面后被反动军警逮捕，关押在浙江陆军监狱。1928年2月8日，张秋人被敌人执行枪决，时年29岁。

……

文学要书写民族最闪光的精神，那就是革命者的精神。《革命者》既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用信仰凝成的生命绝唱，用初心垒起的精神丰碑。

正如作者何建明所说：“写作过程中的太多牺牲、太多鲜血让我格外压抑。我多么希望革命者留下的这些故事，能像滔滔不绝的黄浦江水一样，在共和国的精神长河里永远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