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毛泽东从西柏坡进京乘坐的同款吉普车

在香山革命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辆1942年美国道奇公司生产的军用吉普车，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战利品，也是毛泽东从西柏坡进京时乘坐的同款吉普车。这辆车与普通吉普车相比车身较长，空间宽敞；驾驶员一侧放置有备胎，没有车门，只有副驾驶位置有个豁口；发动机盖为侧开，形制十分特别。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当时西柏坡村边，一支由11辆中小吉普车和10辆卡车组成的庞大车队整装待发，毛泽东被安排乘坐在第二辆吉普车。从西柏坡到北平，由于道路弯弯曲曲，坑洼不平，造成行车时十分颠簸。但毛泽东全然没有觉察到这些，他的心情非常愉悦，与随行人员有说有笑。毛泽东问随行人员：“现在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大家兴奋地讨论起来：“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去年3月22号，我们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毛泽东听完大家的话，信心十足地说：“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车队驶入华北平原，广袤的田野随处可见正在劳动的人民群众。见此情景，毛泽东感触颇深：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整个解放战争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北平社会各界群众热情地迎接，毛泽东来到他们中间，高兴地与他们握手，互致问候。见到各界民主人士，毛泽东感慨地说：“今天是你们欢迎我们，也是我们欢迎你们，并向你们表示感谢。希望我们继续合作，在今后的政府工作和其他工作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北京香山成为党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在香山期间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新纪元的光辉篇章。

图为劳动大学通行证章

这是一枚印着“七一”字样的劳动大学证章，章呈圆形，正面为“七一”字样，反面有编号，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文字或标志，保密性较强，这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及中央军委机关人员出入香山的通行证。这枚珍贵的证章还原了中央机关为了保密起见，代号使用“劳动大学”的历史。

1949年1月19日，中央供给部副部长范离从西柏坡出发，到达北平已解放的西郊地区，为中央迁北平选址。经过调查，范离向住在颐和园的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做了汇报。1月底，范离带着叶剑英写给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的信回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信中说：范、刘（刘达）二同志侦察和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地区的选择，以香山为适当，只需牵动一家（慈幼院）就可基本解决。

为确定中央驻地，中央又派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一行13人赴北平全面调查。2月5日，李克农等到达北平，2月7日与北平市警备司令员程子华一起去香山勘察，即确定香山为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的驻地。

为了保密，中央机关对外用代号，称“劳动大学”（简称劳大）。设立三个临时办事处：第一站设在城内弓弦胡同15号，称“劳大筹备处”，由赖祖烈负责；第二站设在城外青龙桥，由王范负责，称“劳大收发处”；第三站就是香山驻地，由边纪中、田畴负责，称“劳大招待所”。中央机关分驻在香山，中央军委机关分驻在西山一带，中央警卫和公安部门分驻在西直门、颐和园至香山一带。为了便于联系群众，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驻在城内。 

3月25日，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入驻香山。毛泽东住双清别墅，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住来清轩。香山成为中共中央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解放全国和筹建新中国的指挥部。

如今，这枚证章成为中共中央在香山的重要历史见证，默默向世人诉说着中共中央在香山的光辉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样徽

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样徽（正式使用版）

这是1949年中央军委作战处参谋赵光琛参与设计制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样徽（正式使用版）。赵光琛，1924年出生，河北束鹿县人，1938年1月参加革命，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八路军第120师参谋训练队受训，后赴晋察冀军区工作。1948年，由晋察冀军区选调到西柏坡中央军委作战部任参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的设计以及帽徽的式样制造等工作。赵光琛完好保存了两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样徽，一枚是未使用的式样，一枚是正式使用的式样，这两枚样徽是1949年4月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审定的。

1948年冬，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时，中共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领导人在西柏坡讨论军队正规化问题时，同时提出了统一军旗、军徽的问题，确定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军旗、军徽设计工作，并由时任总政研究室副主任、第一研究室主任的黄镇牵头组成设计组。军旗、军徽样式的汇集、综合和研议工作交由军委作战部一局承办。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赵光琛也参加了这一重要工作。

3月25日，中央军委作战部随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京香山。4月，周恩来批准了作战部设计的八一军徽的图案。赵光琛负责制作军徽标准样品，他将图纸拿到北平前门外西河沿的一家工厂，制作了一枚将五角星周边和“八一”二字镀成银色的军徽。周恩来看过后，觉得电镀得太亮、太耀眼，行军作战时容易被敌人发现。后来朱德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赵光琛又制作了一枚涂上黄红两色珐琅釉的军徽样品。周恩来审看后，让赵光琛把军徽缀在帽子上，戴上给他看看。赵光琛说：“帽徽后面穿铁丝的铁片还没有焊上。”周恩来听后，说道：“固定帽徽不要用铁丝，铁丝容易扎伤战士的头，还是用棉线固定好。”赵光琛把军徽放在帽檐上，用手按了按。周恩来仔细端详了一阵子，满意地点点头，说：“现在这样可以了，就按这个上报中央，征求意见吧。”此后，赵光琛拿着这个样品，去征求中央委员们的意见，朱德、聂荣臻、李先念等人都对这一军徽样式非常满意。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样式为镶有金黄色边之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两字，亦称“八一”军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由此正式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