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块灰白色的方粗布，这是井冈山革命时期红军战士用过的包袱布，包袱布上面的“六项注意”是战士们根据记忆写下的，与毛泽东正式宣布的“六项注意”略有偏差。包袱布上的“六项注意”，看起来都是些细微“小事”，但这些“小事”却内涵丰富、蕴意深远，体现了革命军队对群众秋毫无犯、执纪如铁的严明作风。

故事要追溯到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在江西省遂川县草林镇时，团部的特务连奉命参加了发动当地农民打土豪运动，并将打土豪得来的东西全部分给了贫苦农民，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特务连遵守纪律，深得群众的好评。

一天，毛泽东来到草林镇召集群众开调查会的时候，问到了工农革命军执行纪律的情况，当地的群众都称赞革命军说：“从来没有遇上过这样好的军队，纪律可真严明，不偷不抢，不打人不骂人，说话和气，借东西会还，真是我们农民的贴心人啊！”

毛泽东听了农民对革命军的赞扬，非常高兴，说：“军民本是一家人嘛！我们初到这里，对当地的一些规矩不是很了解，如果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大家可要多提意见和建议才是，这样我们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

这时，一位老汉说：“工农革命军好是好，可是，他们借了我们的门板，还回来的不是原来的那一块，结果上不回去。因为各家的门板大小、新旧都不一样，害得我们找自家门板要找好几天。”又有人说：“还有啊，我家一大堆稻草借给革命军去摊铺，用过也都还了，可还回来的全是散的，遍地都是稻草，我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一把一把地捆好。”

毛泽东边听边记，点点头说：“这些意见提得都很及时，我们马上就改。”随后，毛泽东在遂川县李家坪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全体军人大会。会上，他首先肯定了革命军战士在执行群众纪律方面得到了群众的好评。他说：“自从部队定下了三大纪律以来，群众夸我们是‘神兵’是‘秋毫无犯’之师，不过啊，有些注意事项还得改一改。比如说我们在还门板的时候啊，应该把门板上好才对，只有把借来的门板上回到借主家的门框上，才能真正做到物归原主。还有就是把散开的铺草应该捆好还给借主，这样就整齐多了，以免稻草遍地都是。”

接着毛泽东非常严肃地扳着手指说：“现在，我代表党的前委，向大家正式宣布，我们的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几条，大家可都要做到啊，只有这样我们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才能扎根于人民。”

在艰苦的革命岁月，战士们时刻用铁的纪律提醒自己，有的把它刷在墙上，有的写在自己的包袱布上，行军的时候把包袱布背在身后，宿营的时候就把它挂在墙上。革命军以严明的纪律赢得了人民，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周恩来的钢纸箱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出访埃及，下榻在开罗国宾馆。晚上9点多钟，一辆黑色轿车从宾馆驶了出来，聚集在门外的外国记者见是周恩来的专车，当即驾车追踪而去。轿车停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车门打开，下来的是一位中等个头的男子。尾随的记者们立刻注意到，他下车时手里拎着一只箱子。有认识的记者说，他是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那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呢？

这只箱子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特种纸做的钢纸箱，是1954年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时，卫士长成元功用周恩来的出国津贴临时购买的。这只钢纸箱伴随了周总理的每一次出访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这只钢纸箱里，确实藏着周总理的一个重要“秘密”。

周总理十分注重仪容风度，尤其是他穿的衣服，件件都是有棱有角、整洁干净。但是他穿的衣服却从来都是“外表华丽，内在节俭”，衬衣、衬裤都是穿破了补，补好了再穿，周而复始。领口、袖口等部位容易磨毛、磨破，就把磨破的领口、袖口重新换一下。可是久而久之，换过两三次领口、袖口的衣服大面积破旧，不便送到访问国宾馆的洗衣房去洗，而且也经不起洗衣机的搅拌，只能拿到我国大使馆，请人用手洗。

周总理的出国访问，有时是连续不断的，有一次一连访问了十四个亚、非、欧国家。他是一国总理，有关他的一言一行，穿衣戴帽都在新闻媒体的“捕捉追踪”之中。如果稍有不慎，坏衬衣被哪位新闻记者发现了，哪怕是远距离拍下一个镜头，也会被一些对我国不友好的国家列为证据：看，中国穷得连他们的总理也穿这样破烂的衣服！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深受总理教诲，当然知道保密工作的重要性。于是，这只钢纸箱刚好就派上了用场。每天晚上周恩来换下衬衣后，马上就由成元功把衣服装进箱子，上了锁送到大使馆，再把洗好晒干的衬衣装进箱子、上了锁带回国宾馆。让各国记者倍感好奇的箱子里装的不是什么国家高级机密，更不是什么核按钮，而是周总理每天换洗的破旧衬衣。

“神秘”的钢纸箱，不仅装着周总理的破旧衬衣，也装着周总理对外交无小事的缜密细致，装着他始终坚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装着他大有大无的崇高品质和心系百姓的公仆情怀。

一床温暖革命友谊的被单

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长征后的1934年12月，以项英、陈毅为领导的中共中央分局转移到了黄麟乡井塘村，项英等被安排住在村民谢招娣家里。

随后的日子里，谢招娣时不时地送一些黄元米馃、花生、鞋垫等食品和生活物品给红军战士，帮助他们洗衣服、洗被褥。项英的妻子张亮和红军战士们也经常帮助谢招娣犁田、砍柴、劈柴、打扫卫生，长期的相处让彼此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都把对方看作是至亲至爱的亲人。

转眼到了1935年春节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加紧了“清剿”，红色苏区只剩下于都部分区域，且日益缩小，革命形势对留守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十分不利。为了轻装上阵，更为了表达对谢招娣一家人的感激之情，中央分局离开井塘的头一天晚上，张亮把随身携带多年的一床绸缎被单送给了谢招娣。

红军走后，谢招娣一直不舍得用绸缎被单，视为宝贝并用生命进行保护，她决定等红军回来后再交回给红军。不久后，国民党兵来到井塘村，把乡亲们赶到村中的晒谷场上，威胁他们把收留的红军伤病员和红军物品统统交出来，否则，一旦查出就格杀勿论。

乡亲们守口如瓶，没有一个人肯交出红军的伤病员和物品。于是，国民党兵便在井塘村挨家挨户地搜查。幸亏大家事先把红军伤员和赠送的东西藏到了深山的岩洞里，敌人在全村翻了个底朝天也一无所获。

以后的几十年里，谢招娣一直珍藏着这床珍贵的绸缎被单直至去世。2004年，于都县博物馆工作人员进行文物普查工作期间，她的家属钟正予主动把这床被单捐献了出来，那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从此被大众广为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