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是作为“赤脚医生”，还是官至副部级的贫下中农，王桂珍的经历都不是个例，从这个角度来讲，王桂珍的经历无疑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标本。

作者：秦明

1976年8月，《人民画报》第八期使用了一张电影海报作为封面，电影扮演者李秀明因为这张海报和这部电影，迅速由一个默默无闻的舞蹈学院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这部电影就是《春苗》。

然而，仅仅两个多月后，电影中“春苗”这个艺术形象的人物原型、上海郊区的赤脚医生王桂珍，却经历了她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起落。

王桂珍的“赤脚医生”之路

王桂珍，1944年出生在上海川沙县江镇大沟村。王桂珍一家是生活在大沟村最底层的贫农，一家人辛勤劳动，却过着极为贫苦的生活。解放以后，贫农出身的王桂珍终于也能跨进学堂门。小学毕业后，大沟村已经走上了集体化道路，王桂珍主动要求参加集体劳动。她不怕苦、不怕累，生产劳动总是走在最前头——这种贫下中农翻身得解放的喜悦是今人无法体会的。

王桂珍不仅劳动带头，还具备相当强的组织能力。在她的带动下，大沟村一大批妇女走上了劳动生产第一线。年纪轻轻的王桂珍成了生产队的保管员和卫生员。在她不到20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并成为党支部的培养对象，被吸收为预备党员。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尽管新中国已经成立10年有余，但国家有限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了城市，广大农村普遍缺医少药，不仅农民看病难，还随时有传染病大流行的危险，当时王桂珍所居住的江镇公社（位于如今的浦东新区），虽说与大都市上海近在咫尺，可卫生院的设施却依然十分简陋。

1965年，毛主席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这个报告显示：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看过这份报告，毛主席生气地将卫生部称为“城市老爷卫生部”，并在6月26日发出了应当“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

毛主席指出：“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农村也养得起。”

毛主席的这份指示发出后，广大医务工作者热烈响应，在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巡诊的同时，半农半医卫生员的培训工作也在各地相继展开。在上海市委部署下，各郊区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培训“农村也养得起”，又能长期在农村给农民看病的农村医生。

在此背景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于1965年夏办了一个医学速成培训班，目的就是培养半农半医的农村卫生员。在招收学员时，标准也很明确，必须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高小以上文化程度，政治表现好——“根红苗正”。江镇公社公社从21个生产大队挑选了28个人参加培训，21岁的王桂珍无疑是最适合的人选之一。

培训班的学习时间虽然只有4个月，课安排得特别多，要修物理、化学、生理学等多门课，对于只上过小学的王桂珍来说，有相当的难度。但王桂珍特别能吃苦，学得非常认真。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王桂珍就拿个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12点。

王桂珍之所以如此刻苦地学习，是因为她已经切身体会到了贫下中农缺医少药的痛苦。

王桂珍本来有三个哥哥，一个弟弟，前面三个都因为破伤风死掉了。所以王桂珍告诉自己，一定要为贫下中农做好赤脚医生，为老百姓服务。

好在培训的老师也不是因循守旧。因为培训时间短，从医学基础学起来，时间不允许，原来的医药书不能用，老师们就自己编讲义，油印出来。当地农村的气管炎病人比较多，老师把听诊器放在病人身上教学员听诊，这种声音叫湿罗音，那种声音叫干罗音，把书上讲的知识和病人的症状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学员们听得懂记得牢。

老师讲每种草药治什么病，王桂珍就在本子上记下来，后来就都用上了。老师教学员们针灸的时候，让学员先在卷起来的报纸上试验，再用胳膊去试。

1966年3月，王桂珍等28名学员结业了，他们回到各自的生产大队，一边劳动，一边给人看病。社员们很难相信这个黄毛丫头只学4个月就能当医生。一个病人牙齿痛，王桂珍要给他针灸，就先给自己扎，病人就不害怕了，效果也确实很明显。一传十、十传百，王桂珍获得了广大贫下中农的信任，而且赤脚医生的诊治也是免费的。从此，王桂珍便踏上了赤脚医生之路。王桂珍一边劳动一边看病，跟社员一起插秧，一起灌溉，一起割稻子，谁有毛病就叫她，她立刻就能过去处理。

当赤脚医生只学了四个月，理论是没办法跟正规医学院毕业生比的。赤脚医生靠的是丰富的临床经验，首先在自己身上练手，很多经过实践检验的土办法也被应用到行医实践中。

赤脚医生对于当时缺医少药的农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赤脚医生可以做到无病早防、有病早治，而一般的医院医生是做不到的。把卫生知识普及到乡下，教群众掌握，很多流行病都是可以得到极早的防治，早发现早治疗。比如夏天病菌多，王桂珍就教老百姓多洗手，家用毛巾要隔离用，不要混用。发病高峰期间，用菊花，金银花，决明子等烧水给村民喝，既有预防作用，也有清热解毒的功能。那时候主要用草药，当然原因是西药比较少，比较贵，但用草药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好的。那时农村没有抗生素，在农村只有用土办法。

“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是当年赤脚医生手中的两件法宝，王桂珍他们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了一百多种中草药，村里还专门建了土药房，他们利用自己有限的医疗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贫下中农不花钱、少花钱也能治病。

到70年代末，全国农村约有90%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这个网络，除了51万正规医生外，拥有146万不脱产的生产大队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还有63万多农村接生员。中国农村的这次卫生革命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王桂珍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我是赤脚医生，毛主席为我们贫下中农撑腰，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不能放在口头上，是要用实际行动做出来的。”

跌宕起伏的人生

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文章介绍了黄钰祥、王桂珍等农村医务人员，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一个月后，《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转载了这份调查报告，毛主席看到这份报告后，在文章的眉头欣然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这个批示之后，当年的中国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学习赤脚医生、学习王桂珍的热潮。还有人不顾路途遥远，自带干粮，千里迢迢从各地赶到江镇公社观摩学习……

1969年9月，从未离开过上海的王桂珍来到北京参加共和国20岁生日的庆典。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在一起，这几乎是那个年代一个普通中国人所能够想象的最高荣誉了。代表着全国上百万赤脚医生的王桂珍，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中。

1974年5月，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代表中国上百万“赤脚医生”出席了会议，在大会上做了交流发言。她在大会上讲述了中国赤脚医生是怎么培训的，他们是怎么给贫下中农看病的。外国代表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都纷纷过来跟王桂珍握手，赞扬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表示要走中国的赤脚医生之路……

这次会议之后，已经是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的王桂珍，又被组织上任命为川沙县卫生局党委核心小组副组长。面对沉甸甸的荣誉和责任，王桂珍并没有骄傲，她立志要在农村为乡亲们服务一辈子。

1975年12月，正在村里给人看病的王桂珍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通知她去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到了北京，王桂珍才了解到这是在贯彻“三三制”。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个干部制度，就是要从基层选拔上来的干部每年要在中央、地方和基层3个层次的岗位上轮换任职，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于是，王桂珍又有了一个新头衔：国务院卫生部防治局副局长，后升任卫生部党委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级干部。

成为“三三制”干部以后，王桂珍更加忙碌了。或是去北京，或是到全国各地开会、办事，就算是在公社当赤脚医生的4个月里，也还要在家里接待各地慕名而来的拜访者。就在别人看来风光无限的日子里，王桂珍的生活却日渐窘迫。

王桂珍以前虽然干过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川沙县卫生局党委核心小组副组长，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村里当赤脚医生，给农民看病。到北京后，王桂珍虽然有三个职务：卫生部党组成员、川沙县卫生局党组副组长、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却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工资，还是由大队记工分。 一个工分7分钱，一年两千左右的工分，一年的收入也就一二百块，还要养一家人。王桂珍在卫生部一天只补贴5毛钱，只能拣最便宜的菜吃，像菠菜、豆腐，中午吃两个窝窝头。即便如此，也不够，开会喝茶也要交钱，有时家里寄点儿钱也不够，尴尬极了。

1976年10月之后，王桂珍却因为是从上海提拔出来的三三制干部，被免去了所有党政职务，回到江镇老家，一边务农一边接受审查。经过漫长等待后，王桂珍终于通过审查，甩掉了那顶压得她透不过气的帽子。可是，重获清白之后，王桂珍却不能再当赤脚医生了。

通过辗转努力，她才最终到一家企业当了一名厂医。从1969年参加国庆观礼的一名赤脚医生，到后来的卫生部副部级干部，再到一名厂医，王桂珍在10年的时间里，仿佛经历了一场悲喜轮回，又重归平淡。

90年代以后，王桂珍夫妇听人家说搞印刷投资小、收效快，就找人借了6000块钱，买了一台印刷机，办起了印刷厂。王桂珍夫妇给印刷厂取名为“振兴”。很多知道王桂珍的人都愿意把业务拿到这里做，印刷厂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印刷机械由1台增加到了5台。

曾经她是真心相信先富可以带动后富，致富之后不忘为乡亲做好事，努力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多次被镇评为优秀党员。然而这种帮助在后来的浦东新区开发过程中，变成了沧海一粟——成为新市民的乡亲们比那些上海的外来工生活自然是优越的多了。

已经到了晚年的王桂珍一直有创办“赤脚医生”展示馆的想法，希望使自己手中保存的大量照片和一手资料发挥作用，让后人了解这段珍贵的历史。2018年9月14日，“赤脚医生陈列馆”终于在王桂珍的印刷厂厂房旧址内正式开馆。

王桂珍的“赤脚医生陈列馆”

王桂珍是时代的标本

无论是作为“赤脚医生”，还是官至副部级的贫下中农，王桂珍的经历都不是个例，从这个角度来讲，王桂珍的经历无疑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标本。

1975年，某位大人物说，要让赤脚医生要穿鞋，穿草鞋、穿布鞋、穿皮鞋！这句话当然不是说要改善赤脚医生的待遇，毛主席的初衷就是基于当时的条件，要培养愿意扎根农村、农村养得起的医生。“穿鞋论”直指赤脚医生“水平低”。对此，王桂珍非常气愤，在1976年6月15日的《科学通报》杂志，发表了《反对fu辟坚持继续革命——不许xxx否定赤脚医生》的文章予以驳斥。王桂珍认为：“照他那条‘赤脚——草鞋——布鞋——皮鞋’的邪路走下去，赤脚医生就要变成高踞于贫下中农之上的精神贵族，贫下中农掌握的卫生大权就要重新被资产阶级夺走，解放前那种‘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就会重演。我们广大赤脚医生决不上他的当。我们决心紧跟领袖毛主席，永远‘赤脚’志不移，用实际行动粉碎xxxfu辟‘城市老爷卫生部’的迷梦！”

王桂珍的“赤脚”志后来并未能如愿继续下去，与她这次表现大概也有很大关系。但丢掉赤脚医生身份的，绝不是王桂珍一个人。

赤脚医生及其制度在80年代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规范的乡村医院机构，卫生人员也多是经过系统培训的医学院的毕业生。赤脚医生真穿上了鞋，随后是已经初步形成的农村合作医疗网络解体，那些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赤脚医生也随之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商业化的乡村诊所以及后面我们所熟知的医改故事，我们从世界卫生组织赞扬的先进典型摇身一变成了“差生”。

毛主席的“三三制”从基层提拔起来的一大批工农干部，在80年代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口号下纷纷下岗。王桂珍虽然因为特殊原因提前了一步，但等到80年代恐怕也是一样的结局。

吴桂贤，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纺织女工，全国劳模，75年当选副总理，77年因巨大压力主动辞职；陈永贵，山西省昔阳县大寨贫苦农民，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楷模，大寨精神创造者，75年当选副总理，80年辞职；李素文，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营业员，劳动模范，75年当选人大副委员长，77年从政坛消失；邢燕子，河北宝坻(今属天津)知识青年，她带领的“燕子突击队”闻名全国，73年当选中央委员，79年名字从媒体消失，83年后陆续被劝退各种职务……显然，王桂珍的结局也早已注定。

2005年，央视拍摄了电视纪录回忆文献片《赤脚医生》，在老友的鼓励下，王桂珍多年后第一次在公开媒体露面。多年来不轻易示人的一曲心扉被敞开给编导人员，在给编导的一封信件中，她不无感慨地写下了这样的段话：

“在过去的岁月中，一个人生活轨迹的某一段落，吻合于历史、国家、民族的生存轨迹而得到称赞，他应该自豪；一个人生活道路的某一段落，出现非个人能力所能避免的曲折，而遭到误解，他可以沉默，自豪的沉默或沉默的自豪，这都是财富。”

【转自微信公众号：红色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