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期间极端糟糕的经济与民生,是其丧失大陆政权的最主要原因,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军事因素也只是客观作用,丧失民心天怒人怨才是最根本的。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创立于1912年,民国时期的38年,只是历史上短暂的一瞬,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极不稳定的过渡时期。在人口发展史上,它同样也只是一个极为动荡的阶段。经过多种数据的综合,大致可以知道1912年的人口数约为41964万,1949年约为54167万人,处于缓慢增长状态。民国的人口有几个特点: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当时全国的死亡率为2.76%,华南地区为3.04%,四川为4%,而婴儿的死亡率则更高,达到15.6%,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即使城市也不过是40岁。
民国时期几乎年年闹饥荒,累计饿死2亿人,平均每年几百万。
(一)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二)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三)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四)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五)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六)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七)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八)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这里面有些人祸)
(九)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十)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十一)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对民国时期的这些大饥荒,研究报导的人好象不多,这和我们要争取台湾回归有关——官媒不提倡不支持太多有关民国的负面报导。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到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当时的印度人高14岁。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据估计民国时代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可参看剑桥中国史)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独立了,民族经济开始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还有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死亡率大大下降,人口迅速增长。20世纪50年代初,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6%上升至2.3%。1963年的出生率破纪录地达到4.3%。人口总数至1971年达到8.52亿。1972年,国务院正式提出“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紧接着,有关部门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要求,即鼓励晚婚晚育;鼓励夫妇生育两胎的间隔达四年以上;鼓励少生育子女。为配合宣传,还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宣传口号。那时全国范围内,一对夫妇仍平均生育四个孩子(说明那时的日子并不是太难过,怎么就到了“崩溃的边缘”呢?),至1979年,全国总人口达到9.75亿(如果到了“崩溃边缘”,人们普遍吃不饱穿不暖,哪来的人口数量飞速增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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