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奖金的妙用

父亲常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这背后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爱国奉献、不计私利。

1956年6月，父亲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访苏。在苏联的一个月中，他到当地大学、研究机构参观并发表讲演。回国后，父亲主动把在此期间获得的丰厚讲演费、咨询费全部捐给了国家、捐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57年1月，父亲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奖一等奖，奖金一万元。当时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父亲拿到钱后，立刻响应号召，购买了当时国家发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公债。1961年，公债到期，连本带息一共11500元。公债取出后，父亲又把钱捐给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让学校购买急需的教学设备。没想到这笔钱居然很快派上了用场。1961年新学期伊始，父亲开设了《火箭技术概论》课程。他的要求是：凡是上课的人必须准备一把计算尺，以方便计算。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下一次上课时，全班竟有三分之二的同学因为家境不富裕，买不起计算尺，从而造成做作业时间偏长。为此，父亲专门让学校用部分捐款为同学们买尺子。系里的工作人员先去附近文具店购买了一些相对便宜的计算尺。要知道，当时一把最便宜的计算尺的价格也相当于一位普通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但这些计算尺发完后，还有一部分同学没有分到。父亲听说后询问为什么不足额购买，工作人员回答已经把店里最便宜的这档计算尺都买回来了。父亲说：那就再买稍微贵一点的，一定要尽快买够，让每一位学生都有一把计算尺。1961年12月25日，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专门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

最近您慷慨赠款11500元，我们给同学买了计算尺，不仅帮助许多同学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并给同学精神上以很大的鼓舞，我们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10年前，我有幸找到当年拿到计算尺的两位同学，其中一位是当时的班长。开始发计算尺时，他把先到的一批发给了班上的普通同学，最后剩下他与班里的骨干没有分到。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二批计算尺很快就被送了过来，而且比原来的还要好。后来，这位班长留校任教，并连续18年讲授《火箭技术概论》这门课。如今，钱学森图书馆收藏了这把计算尺，通过展览，以便让观者思考如何为人师表、如何钻研学问。

主动带头减工资

1962年，我们国家刚刚挺过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呼吁全党同志共渡难关，号召广大干部主动减工资。父亲当时虽然工作关系在国防部五院，但是他的工资关系却在科学院。一天，父亲无意中听说科学院正准备为减工资作动员，他立即表示要带个头。接着，他主动给力学所的书记写了一封信，要求组织上接受他减工资的请求，把他学部委员的补贴减去100元，并将350元的工资按比例降低，最终减至331.5元。

当年父亲回国后，被评为我们国家少有的几位特级研究员之一，在工资上绝对算是高待遇。要知道，当年毛主席的工资也才只有414元。但是父亲明白，那个时候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水平也不高，一个没有出师的工人，每个月工资18元钱，一个工人师傅每个月工资36元钱，还要养两三个小孩，生活负担很重。所以，当父亲得知减工资这件事时反倒松了一口气，他说：这几年我一直感到自己的工资偏高，总想找个机会降一降，正好这个机会来了。在父亲的影响下，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纷纷响应国家的减薪号召，院里减工资的任务也顺利地推进下去。

1987年，父亲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访问英国，时任我国驻英国大使邀请父亲给留学生们讲几句话。父亲欣然接受了邀请并精心准备了讲稿，他对留学生说：“鸦片战争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了兴邦和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中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艰难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我想，这句话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它映照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进道路，在当前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也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