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又名朱敦仲，1905年生，江苏宿迁县朱大兴庄（今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人。1925年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克拉辛炮兵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初回国。1932年1月到中央苏区。参加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夏任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10月参加长征。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12月，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45年夏，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瑞率延安炮兵学校师生开赴东北，组织搜集日伪军遗弃的武器，积极发展炮兵部队。1946年10月起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1948年9月12日，朱瑞指挥炮兵部队投身到辽沈战役中。

朱瑞自从1925年留学苏联，直到1948年战死沙场，就一直没有回过家乡。1930年1月，朱瑞从苏联抵达上海后，在东亚酒楼住下，等待党组织派人前来接头，然而却始终无人登门。当时的上海，阴冷的天空下弥漫着血腥味，国民党反动派叫嚣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到处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朱瑞发报到德国柏林共产国际分部，但杳无音讯。朱瑞又到徐州向一位老同学探听消息，发现其吞吞吐吐，神色慌张。为防止意外，朱瑞当即乘火车连夜赶回上海。本来，徐州距离宿迁很近，朱瑞原想这次顺路能回家看看阔别5年的母亲，但在徐州的遭遇，使他压抑住了自己的思乡之情，继续一心一意寻找党组织。

3月，他在街上碰到了在苏联时见过的邓颖超。在邓颖超的帮助下，中央组织部派人把朱瑞接到了隐蔽的中央军委机关，并把他由苏联共产党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朱瑞回忆说：“自莫斯科动身，到找到党，先后6个月。这中间是我最孤零苦闷的时候。在找到党以前，我就像失去母亲的孤儿。”

1935年10月，朱瑞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红军官兵饥寒交迫，10月的黄土高原，天气已经很冷了，战士们没有御寒的棉衣，没有果腹的食物。朱瑞辗转寄出一封写给哥哥朱珮的家信，详述困苦，盼哥哥接济。朱瑞的母亲已经10多年没见到小儿子了，知道小儿子来信了，放声哭了起来。听说小儿子在外头有困难，敦促大儿子快去看看。朱珮凑足了40块大洋，于1937年春天送到西安。通过杨虎城将军的秘书、中共党员、苏北同乡宋绮云引见，久别的兄弟俩异地重逢。两人从白天谈到夜晚，有说不完的话。朱瑞把这些钱一部分交了党费，一部分分给困苦中的同志。朱珮就要回宿迁了，朱瑞送了一程又一程。哥哥说：“别送了，你回去吧。”哥哥一步一回头，流着眼泪，渐行渐远。朱瑞突然向哥哥跑去：“哥，哥，你等等。”朱珮回过身来，兄弟俩抱头痛哭。朱瑞说：“哥，看形势，中日必有一战，战端一开，共产党责无旁贷。我不大可能回家了。家里的白发亲娘，还有大大小小的事都在你肩上了。我这里先给你磕个头，你带给娘……”

1943年9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了与妻子潘彩琴结婚一周年纪念日。阔别18年的老母亲在大哥朱珮、侄女朱华的陪伴下，也冒险从老家宿迁一路颠簸赶到沂蒙山区相聚。此时此刻，朱瑞的心情既激动又复杂，因为他刚接到党中央指示，要他急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朱瑞不得不割舍和母亲、哥哥、侄女的第一次团圆，动身奔赴延安。

在朱瑞的心里，祖国母亲永远大于天。

跨越70余年时空

1948年9月28日，中秋节。朱瑞在辽沈战役前线行军到辽源宿营。夜深人静时，他提笔给妻子潘彩琴写了最后的一封信。信中说：“此次去前方，中秋日同志一起欢度倒也愉快，特告请勿以我为念。”潘彩琴没想到，3天后朱瑞就牺牲在战场上。从那之后，她把对朱瑞的思念深深地珍藏在心灵的深处，替朱瑞照顾好年迈的母亲，对朱瑞的家里人都很好。1962年春，朱瑞母亲过世时，潘彩琴节衣缩食省出粮票和布票将其体面地安葬。

朱瑞的这封红色家书如今虽已陈旧，甚至有些泛黄，但是纸短情长，字见风范，看似和家人谈家常，却启人向上、催人奋进。透过这封永不褪色的红色家书，让人回味其背后鲜为人知的经典故事，感受其所承载的优良家风，汲取中国共产党人强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