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视剧也是对这些年来妖艳但又散发着恶臭的‘民国范儿’们重新粉刷民国僵尸努力的一种回击。”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用电视连续剧的方式再现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国民党战犯进行成功的教育与改造，的确是最好的“献礼”创意，客观上也构成了对《800》一类意在挑衅的“献礼片”的一种回击，从更加广泛的意义说，这部电视剧也是对这些年来妖艳但又散发着恶臭的“民国范儿”们重新粉刷民国僵尸努力的一种回击。对国民党战犯进行成功改造，包括同时进行的对日本战犯，对伪满洲国战犯乃至末代皇帝溥仪进行的成功改造，无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领域的继续。新中国的成立，当然是一场极其辉煌的军事胜利的结果，但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说则是政治胜利的结果。凭着高度的人民性，新中国在创造政治认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做为民国的“硬核”，国民党战犯通过在功德林的学习和改造，都抛弃了民国，认同了新中国，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成功改造战争罪犯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么说，并不包含任何夸张的成分。
不仅客观世界是可以改造的，人的主观世界也是可以改造的；不仅要改造客观世界，更要改造主观世界。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最终都要体现为人的进步——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最具华彩的篇章，也是改造战犯的基本理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只有新中国的做法最具有创造性，也最人道。新中国看到了战争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重要不同在于前者更具有政治性，而这个问题并不能通过简单地追究法律责任的方式得到解决。因此，教育改造战争罪犯更有利于人类总结历史经验，也更有利于教育人民擦亮眼睛，防止出现新的侵略战争和反人民的国内战争。总的来看，《特赦1959》基本做到了尊重历史，用大家比较熟悉的话说，就是“三观”比较正，这和《风筝》一类借歌颂“谍战精英”之名行控诉新中国之实的电视剧已经有了本质区别。但同时，我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也许是红色影视剧的传统中断时间太长了，《特赦1959》还不能说是一部精品电视剧，细节方面的瑕疵也非常明显。就对毛主席的表现来说，第一集出现了两个矛盾的方面。一方面，编导通过刚刚获得解放的北京市民兴高采烈地分发毛主席像的场面，表现了人民对人民领袖的热爱，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非常暖心的镜头。另一方面，当剧中第一次出现毛主席和周总理召见公安部长罗瑞卿询问战犯问题的场面时，毛主席却没有讲话，只有周总理和罗瑞卿在讲，似乎毛主席对如何处理战犯还有点心中无数，这就让观众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最重要的是，这个细节没有处理好，整部剧就失去了“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变成了摸着石头过河了。一切都处于矛盾和纠结之中，进一步，退两步。我们看到了进步，但进步还远不是那么痛快。
第一集一开始，就是解放军官教导大队（临时性的战犯管理机构）政委王英光带领战士们设伏抓捕逃跑的国民党少将师长叶立三（《特赦1959》中虚构的人物）的场面，这个情节设计得不错，起到了为全剧定调的作用——被俘的国军党战犯不甘心失败，抗拒改造，未来将有一场艰巨的斗争。但细节太粗糙了。设伏的地点是一片稀疏的林地，平坦、无草，一览无余，像公园一样，战士们根本没有隐蔽的地方。结果，戴着金丝眼镜的叶立三少将就视而不见地撞进来了，发现被包围还大吃一惊，这就太过儿戏了。第一集中，最浓墨重彩的人物居然是黄维，这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相对于第一批被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来说，对黄维的改造并不具有典型意义，他属于战犯当中比较“死硬”的那一类。1959年，杜聿明、王耀武都被特赦，但黄维直到1975年才作为最后一批在押战犯被特赦。第一次是当他被押上火车时，站台上一批在双堆集战役中被烧伤的解放军战士愤怒地喊了起来，“黄维出来！”然后就是黄维身披军大衣，非常“威严”地站出来说：“是我下令用火攻掩护国军突围的，这在军事上没有任何问题，我会承担所有的军事责任。”而负责押解的解放军干部除了怒斥一声“狡辩！”之外，竟然不能做任何有力的反驳。况且，黄维并没有“狡辩”，而是坦然承认了一切，但并不认为这是什么罪行。的确，在编导设置的情景中，黄维确实是“有理”的。黄维之所以成为战犯，是因为他作为高级将领积极参与了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内战，而并不是他作为战场指挥官具体的军事行为。即便真的开军事法庭对黄维进行审判，这些军事行为也不会被作为罪行受到指控。但事实上，作为战场指挥官的黄维，在淮海战役中的确犯有战争罪行，这就是他要求国民党空军向解放军阵地投掷毒气弹，而蒋介石居然真的就下令空军这么做了。无论按任何标准，使用化学武器，都是不折不扣的战争罪行。如果在站台上包围黄维的是被毒气弹伤害的解放军战士，黄维还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吗？蒋介石在国内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这不是更加证明了他发动的全面内战的反人民、反人类性质吗？不知道编导为什么不提毒气弹，只提“火攻”（黄维在双堆集固守和突围时，也都曾下令使用火焰喷射器，并要求空军投掷燃烧弹），这就使得这部剧的力度被大打折扣。
黄维第二次出现，是他接受华北军区新闻记者徐高平的采访。徐高平，这位有着当年很罕见的圆胖身材的记者，显然既自命不凡又愚不可及，对即将采访的对象也毫不了解。黄维一进房间，即把两个凳子摞在一起，表示要和他平等对话，徐高平虽然觉得恼火但竟然也无法提出反驳。坐定之后，徐高平刚一开口叫“黄维”，黄维就再次打断他，“我比你年长，你应该叫我黄先生。”经过这两个回合，徐高平已明显处于下风，但他仍未察觉，随即向黄维提了一个极为愚蠢的问题：“当初在双堆集，外无援军，弹尽粮绝，你为什么不肯投降？”“在毫无希望的前提下，你选择了顽抗，这不是很愚蠢吗？”徐高平的这一提问，看似咄咄逼人，其实暗含了一个前提：“军人如果觉得没有希望就应该投降！”这无疑是一个令任何有起码荣誉感的军人（无论他是什么政治立场）都感到不屑的逻辑。徐高平这个自我羞辱的问题等于白送黄维一个表现自己“大义凛然”的机会，黄维立刻就抓住了，他强硬反击道：“这是什么愚蠢逻辑？我身为党国的军人，效命于党国，杀身成仁。”然后抡起凳子就砸了过去，徐高平反而狼狈不堪。战犯黄维的形象，蓦然高大起来，简直满身都是“正能量”。这样的战犯，还有谁有资格对他进行教育改造呢？《特赦1959》的这个头，开得实在不好，后面也就可以想见了。这证明，主旋律的作品，仅仅“三观”正是远远不够的，不深入生活，不认真打磨细节，实际效果和预先设想的效果可能刚好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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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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