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一辈革命家里，毛泽东主席无疑是讲党课的高手。他总是那样高屋建瓴、说理透彻，并密切联系中国革命斗争实际权威讲解，同时尤为注意语言艺术，信手拈来、引经据典、深入浅出，深受听者的欢迎。

毛主席善于根据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语言内容和表达方式，有的放矢、因人施教，激起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

他强调“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他指出：“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

一次在夜校给工人上课时，毛泽东先在黑板上写下“工人”两个大字，然后对工人们说，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说工人没出息，其实，说起来工人的力量最大。

他提高声音说，大家不是说天最大吗？什么是“天”？他指着黑板上写好的“工人”两个大字说：“大家看，‘工’‘人’两个字连起来就是‘天’。”

他边说边在黑板上把“工”和“人”两个字上下连起写出一个“天”字，又指着“天”字启发工人们说，大家都说工人没出息，我看工人是大有出息，关键是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力量大如天。

在周恩来生日前夕，一位知情的老同志不小心走漏了“风声”。同志们得知后，暗暗商量要好好庆祝一番。

当时，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周恩来正组织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的干部开展整风学习活动。生日那天，周恩来不仅拒绝了大家的一番好意，而且还借此机会，向大家回顾了自己45年来的人生路，诚恳地作了一场自我反省报告，给大家上了一堂启迪颇多、引人入胜的党课。

周恩来出生在江苏淮安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幼年时，他的生母、嗣母相继离世，家庭的重担过早地压在他稚嫩的肩上。家庭的没落、世态的炎凉，使周恩来很快成熟起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之后，他负笈东瀛，旅居欧洲，比较各种学说，确立了以共产主义为终身信仰。回国后，他参与创建黄埔军校，参加北伐东征，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指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夺取政权第一枪。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他无役不与，他的经历几乎就是中国革命的缩影。

值此四十五岁寿辰之际，周恩来简要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深刻剖析了自己的性格弱点，以反躬自省的精神为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了一个谦诚平淡的总结，并检讨自己“理论修养不够，有些事务主义的作风”。

他坦诚地说：“我参加革命迄今廿余年，经实际斗争的锻炼，培养了一些工作能力。但由于母教的过分仁慈礼让，使自己也带有几分女性仁慈，如看见杀狗或杀其他生物总觉难过，缺乏一种顽强和野性，故对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往往走向调和主义……”

这种直视自己弱点的胸怀，深深感动了在场的青年，大家受益颇深。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在这里，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与陕北公学的女学生于若木相识、相知、相爱。

1938年3月，陈云与于若木幸福地结婚了。那一年，陈云33岁，于若木19岁。他们的婚礼十分简朴。陈云只花了一块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们来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了。

对于年长自己14岁、政治理论水平颇高的丈夫，于若木十分崇敬、也十分满意，在写给自己兄长的信中，她称赞陈云：“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婚礼之后，陈云专门用了几个晚上给自己的新娘讲起了党史。煤油灯映照着窑洞雪白的墙，窗户上贴的红双喜字放着红光。窑洞的炕上放着一张小炕桌，炕桌一边坐着陈云，一边坐着于若木。

陈云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由于对党的历史非常熟悉并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讲大革命失败后盲动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对党中央的威胁；讲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讲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

于若木严肃认真、聚精会神地听着。虽然她不是新党员，但却是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接受党史教育，而且陈云讲得那样的生动、那样的深刻。她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对敌斗争的故事，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内斗争的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