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秀林（左）与吴敬琏（右）

明天就是父亲的百年诞辰日。本文的主题是：把顾准还给历史，警惕历史虚无主义。 零零碎碎还有一些别的想说的话。

　　前几次，逢五逢十的纪念，都搞了活动、发了文章，可以说是热热闹闹;今年是百年，却接近于鸦雀无声。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在很大的程度上，这和我不久前写的《吴敬琏不是顾准精神的传人》和《切割(一)》两文、以及我两三年来零星表达的挑战主流的看法，不无关系。

　　看来，我非正式发表的个人观点，触及了历史，也触及了不少人的灵魂。

　　百年诞辰，唯一有计划搞纪念活动的机构，是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按我所知的计划应该是搞完了，但我没有得到消息。刚刚上网查网讯，也没有看见一点痕迹。

　　昨天(6-29)下午从微信消息得知，《新华每日电讯》三天前(6-26)刊发两文，一篇是对二哥高粱的采访，一篇是罗银胜的“陈敏之与顾准儿女从隔阂到冰释前嫌”。

　　马上打电话过去，二哥全然不知采访已经在3天前刊发;当面采访：是的，采访稿也给他看过，刊发时却竟然不需要“知会”一下被采访人。

　　资深的主流媒体这个做派是不太像样的。正式媒体、主流媒体，对我们一向如此，还有比这更不像话的。今天主流媒体和主流大腕好像完全不需要尊重主流之外的小人物。追问一下：所谓的民主和平等要看身份地位吗?只给主流精英享受吗?

　　长期以来主流媒体对我们的处置，大体上就是这个做法，就好像我们久已不存在于人世间、就像对话的两方是阴阳相隔一般。有时候，连出版遗著这种事，都有人任意而为，不需要“知会”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新华每日电讯》此次的“规格”和待遇，不过是几十年来主流媒体一以贯之的对我们的轻蔑罢了。这只是表象，问题当然远不止于此，以后再说。

　　进入正题：把顾准还给历史。

　　多日以来，在转基因战场上回击进攻的空隙中，我一直在构思这篇(二)。千头万绪，一时不知从何下笔。几天前, 2015年6月15日，作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中央汇金公司副董事长的李剑阁，在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那个书院不久前给陈章良递上话筒做转基因科普)做演讲时，提及“两民”主义，即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而且特别强调，如果民族主义抬头“对改革开放是绝对的阻碍”（民粹主义当然也是)，他还提到4月24日楼继伟在清华大学以“中等收入陷阱”为题的演讲，楼继伟的解决方案是跨过陷阱必须压低工资水平(我一直搞不懂这逻辑)。

　　我要做的是，用吴敬琏对“两民”的权威说法做个比对。他在1995年顾准诞辰80周年时写的文章“改革需要这样的思想家”(《读书》1995，No.5)，特别强调顾准是改革思想家、是他所追随的思想先驱，而且明确定义顾准是.“民族主义者”、“彻底的民主主义者”。

　　吴敬琏的“两民”，和李剑阁的“两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回事。

　　这样一比对就出大问题了。

　　在改革和顾准两大话题上一言九鼎的吴敬琏，和他的弟子李剑阁等“理念打架”，顺便把他们“共同”的思想先驱，夹在了正中间。

　　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是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民主主义的对立面，是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民粹主义的对立面，是精英主义。

　　吴敬琏定义顾准是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我认为是对他的侮辱、是割断历史和歪曲历史，很令我不齿。以不尊重历史、不尊重事实为开端的任何人，都是没有逻辑可言的。我反复阅读吴敬琏的纪念文章，却总是找不出真正的脉络来，原因就在于此。

　　二十世纪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的世纪，这是不能回避的总前提。虚化掉这个总前提，就把脊梁骨抽掉了。脊梁骨就是主逻辑。你可以不喜欢革命，也可以反对革命，甚至你开头支持后来反对，也可以，更甚者，你连生你养你的祖国也讨厌，不希望看到她真正的独立和强盛、不希望她又一次能够同霸权主义对抗、不能容忍所谓的“民族主义”上位，这都是不能勉强的，但请直白地讲出来。

　　但是，你不能否认上世纪革命发生过，也请不要掩盖革命曾经触动过你的灵魂这个事实。

　　历史虚无主义刚刚好非常盛行于今日。1995年吴敬琏纪念顾准80诞辰的那篇文章，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块小模板。看来也搞成先驱了。

　　革命和革命之后的建设，包括制度建设和经济建设，以及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源——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甚至历史本身，对它们做通盘的批判性梳理，是主导顾准最后两年的思考的主旋律。

　　画个小圈子，限定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两民”之后，再附加些其他也是真的东西，如关注底层疾苦对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甚至伤心流泪(这就是民粹主义了吧?)，再加通晓人情事故、处处照顾他人…再加更多;不管再加多少辅料，您画的这个小圆圈也容纳不下您所说的这位思想导师。

　　您出于自己的需要，把他编辑削减和贬低得太过分了。

　　您的这个“两民”定义，诠释和主导了二三十年来的错误的主流话语，这是一个属于您个人的历史责任。跟顾准无关。

　　沿着民族主义、彻底的民主主义和必不可少的爱国主义这条线索，顾准被当了20年改革开放的思想导师(从1995年吴敬琏的文章开始算吧)。2015年，改革走进越来似乎越深的深水区，连民族主义都成了改革开放的【绝对阻碍】——我十分重视李剑阁发出的这个信号，也就是说，坚持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个原则——这样注解你们的“民族主义”可以吧?——已经不能再被你们这样的改革派包容了!

　　这样把话明着说出来很好。那么，就请从这里，把顾准和吴敬琏，和吴敬琏李剑阁楼继伟所代表的改革，彻底切割开!借用一句标志性文革语言：彻底划清界限。划也得划，不划也得划，谁家的孩子谁自己抱回去，所有的人都一样，每一个人，个人的责任个人自己负。

　　顾准跟你们不是一路的!他把革命理想、社会主义的前景(从理论到实践)看得比生命比家庭比子女还要重。他做研究，他思考，是对自己所真心追随过的信仰做最严格的拷问和考证。因为他太认真地相信过，因为他对信仰的认真程度就是视同生命、高于一切，所以他才会在失去了一切、放下了一切之后，工作到最后一息——用全部生命去拷问和考证革命的理想和理论!

　　他不是来自农村的底层，也不是如同徐海东那样被国民党在家乡满门抄斩的军人，他是一个没有学历的学者，是从根据地就开始实践经济建设的“研究者”。他青年时代参加革命，既不是被迫也不是盲目随大流，而是出于自己的思考、选择和决定。他当然不是什么“经历了种种人世沧桑之后变得超然物外”，他当然不是什么“对于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无动于心”……大师级人物吴敬琏，您就这样“掂量”您的良师益友!……

　　还有很多要说的，先就此打住，反正还要写三、四、五……

　　请把顾准还给历史。

　　吴敬琏楼继伟李剑阁，你们谁也做不了这件事。好在历史不是你们写的。

　　新华每日电讯6-26刊登的罗银胜“陈敏之与顾准儿女从隔阂到冰释前嫌”一文，我读过以后不能认同，而且心里非常不舒服。罗先生似乎是为了做一个“补白”，弥补当下的尴尬的空白，可以说是用心良苦，用意显然是息事宁人、是想“为善”——真是勉为其难。恕我直言，这样的事情，轮不到家人以外的任何人置喙，无论您同陈敏之、同我兄弟姐妹交往了几年，除非我们中的谁请了您来代劳。但是我们没有。

　　这是一个非常触及灵魂的事件和地点。简单说，六叔陈敏之，像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有优点缺点也有正确错误。在这里他既做对了，也做错了，错在“过”：过犹不及。过，是因为私心所致。我们被他和吴敬琏等公开谴责了二三十年，比文革的时间还要长几倍。据我所知，陈敏之所说过的带有歉意的唯一的那一句话是这样的：“我可能有一点情绪化。”

　　这段家事被无穷无尽地提起、无数次出现在正式发表的文字中，公众的眼光被反复地导向它，就连4天前新华每日电讯的采访还是如此，不仅没有长进，而且甚至更变本加厉;在转基因争论中，我的对手也从不会闲置这把武器。这是个很坏的、错误的状态，吴敬琏陈敏之二人对此负有责任。

　　不受制约的私心，和失去制衡的权力是一样的：恣意妄为。失控。

　　冰释前嫌是一个善良的期望。陈敏之人已逝去，事情呢就是这个样子，过得去就过去，过不去就过不去。谁还能怎么样?在转基因辩论中。我的敌人在组织每一轮新的进攻时，都不会不用这把武器，虽然他们明知无用也要用，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武器可以用来打击我。陈敏之如果能活到今天，有一点可能，会真心懊悔，“冰释前嫌”才有可能发生。他去世前曾经批评过吴敬琏(私下)，良知和眼光还是有的。可惜天不假年。

　　我们就是这样，生活在在无穷无尽的歧视和谴责中。可以自豪的是，对于我们自己应该负全责的后半生，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到了问心无愧。我们五人，可以整整齐齐站成一排。

　　令我不解的是，六叔陈敏之2009年去世后，吴敬琏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兴趣，为什么会花费那么多精力，把“文革初期顾准子女受极左影响…划清界限…顾准很痛心”这句经典语录一直拿在手里用，特别在2013年更是兴致勃勃，甚至把易中天也叫过来一起扯玄，甚至直到2015年2月还用刘胜军的嘴接着往下说;这该怎么解释?

　　虽然赶不上百年诞辰日出版了，我们还是在整理尚未发表的父亲的笔记。我刚刚输入完13万字的材料，不得不一再地叹服。上面所写“用生命去拷问信仰和理论”，就是我在做这项工作时的领悟。马克思这句名言很多人一定还记得：“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艰险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父亲去世41年了，他后面的学者，拥有的是几十倍于他的时间和做研究的一切物质的、非物质的条件，但是做出来了什么呢?…….“两民”?

　　2015-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