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酒一杯话高考

孔庆东

我高考那年，是1983年。从1977年算，恰是第七年。七是我最喜欢的吉利数字，逢七必胜。本来以前高中皆为两年制，我应当1982年高考的。可偏偏从我们这届开始，高中改为三年制，所以我等于白玩了一年。假如让我1982年高考，我真有可能考成黑龙江文科状元的。当然1983年也有可能，因为每次模拟考试，我都是全省第一。不过第一多了，就麻木了，没劲了。

最后那个学期，没什么可学的，除了写诗填词猜谜语读鲁迅，就是给其他同学的复习捣乱，比如突然问周围的女生：“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那条河，是叫色楞格河还是叫色格楞河？”本来人家背得清清楚楚的，让我这么一搅和，一辈子都迷迷糊糊了。

那时唯一能够刺激我的，就是听说北大有个什么“未名湖诗歌朗诵会”，我就想象着，啊！在那烟波浩淼的未名湖上，我们北大中文系的800童男800童女，扬帆破浪，纵情吟咏……知道我后来为什么经常挤兑北大几句吗？就因为北大的实情破坏了俺的大好梦幻，北大对全国人民隐瞒了一个重要事实：那个勾引了无数少男少女的什么“未名湖”，其实就是一个运动场那么大的小水泡子。

我在无聊中盼望着高考早点到来，因为越往后拖，别人的复习时间就越长。而我和周围几个好哥们儿，根本不用再复习了。随便问我一个教科书上用最小号字体印在犄角旮旯的问题，我马上就会告诉你是在多少页印到哪个字换的行。看着其他同学日夜复习，感觉上似乎是让我睡大觉，干等着别人追上来。

不要说我，我们哈三中差不多所有同学都盼着赶快高考，因为多拖一天，其他学校的考生就多了一分机会。至于北大，对我来说，就好比囊中之物，所谓高考，也就是相当于去填几张入学登记表。把牛再吹大一点，高考那天的心情，完全可以用《单刀会》里的一段唱词来形容：“大江东去浪千叠，趁西风驾着这小舟一叶。才离了九重龙凤阙，早来探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大丈夫心烈，我觑着那单刀会，似赛村社。”

所以，我很多年一直看不起高考那天被家长亲友前呼后拥送到考场的娃儿们。那场面如同“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干吗呀？上刑场啊？考不起回家抱孩子去。现在我自己有孩子了，能够理解家长的那份拳拳之心了，但从我自身来讲，我还是愿意一个人单刀赴会，把高考当成去唱三天的社戏。

以前的高考是在7月份，虽然贼热贼热的，但万千学子在酷暑中憋出了漫天的杀气，考得痛快淋漓。现在图凉快，6月份高考，虽然也满街都是警察老师和家长，但气氛颇有点像孩子们集体出水痘，一片紧张和悲悯。

而我们高考那时节，正值阴历六月，放眼往大街上一望，真是“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整个城市弥漫着一股浩浩威严和勃勃英气，仿佛林彪陈毅刘伯承提百万雄师屯于长江北岸，只待毛泽东一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就千帆竞发，投鞭断流。参加这样的高考，不是人生一大乐事吗？

高考那天早上，母亲把一个奶油面包和两根哈尔滨红肠送到我的房间。我说：“干啥呀？不用。又不是去野游，吃个馒头蒜茄子就行了。”母亲不懂我“灭此朝食”的幽默，她说你不是喜欢吃红肠么？我特意买的，吃吧，今天家里啥也不用你干，我们同事说你今天考大学，需要集中精力。我心中感激，但不愿意流露，狼吞虎咽之后，便下楼挤上电车，眨眼来到哈尔滨十七中考场。

进门找到座位，顿时发现问题。我们哈三中编考号的时候，把我编在头一个。可人家教委分配考场的时候，是逆着考号排的。所以把哈三中的考生排完了，单单剩下我一个。于是，我就被安排在另外一个学校的考生群中，第一排第一座。恕我不能公布该校的名字，因为我怕当年跟我一个屋里考试的那些哥们知道后，来砸我家的玻璃。

本来怀着“填表进北大”的平常心来高考的，突然发现满屋的考生都不认识，贫僧顿时心生歹念：我不但要自己考上北大，我还要为我们三中的兄弟姐妹多干掉几十个对手！一定要考得他们魂飞魄散，让他们每人每科少得10分！

临考前，我们班主任、年级组长、教导主任、校长都三令五申：不论多么有把握，谁也不许提前交卷，一人交卷，满屋皆乱。一定要反复检查验算，这不是为了你个人多得一分两分，而是为了我们哈三中的集体荣誉，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可是他们没有估计到，偏偏是我，单枪匹马，坐在竞争对手的营垒中啊。我想起一句古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同样是为了三中的荣誉，我今天要临机独断，就是要提前交卷，我要交死你们！——其实我当时这样想，恐怕是给自己的行为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真实的心理是，我从来都是提前交卷的，别人做三个小时的题，我一个半小时就做完了，为了那一分两分枯坐一个多小时，实在难受。这是老天爷给俺一个善始善终保持提前交卷光荣传统的机会，晚节不能毁，天命不可违啊。

于是，我就跟和尚进了女儿国似的，格外兴奋。铃声一响就唰唰唰唰，那笔下写的不是字，那一笔一画都是分啊。那年的作文是看图说话，一大一小。我写的叫“贵在坚持”，后来看见被收在一本什么《高考作文选》里边了，我也没有底稿，无法索要版权。作文写完，才两个小时，细心检查两遍，改动了两处选项——后来知道一处改对了，一处改错了，总分跟没改一样。

监考的两个老师从开考20分钟就盯上了我，不断交头接耳，对我指指点点，这更刺激起我的狂妄。离终场还有半个多小时，我左手提起试卷，右手以轮指在上面一弹，起身交卷。前面的监考老师大惊失色，后面的那位也赶上前来，只管看我。其他考生都抬起了头，满面错愕。我啪啪啪收拾好东西，走到门口，微微一鞠躬，轻轻说声：“谢谢老师，下午见。”我知道声音越轻，举止越沉稳，在其他考生心中引起的就越是惊雷。一句“下午见”，不是给老师听的，而是给满屋的对手们一个煎熬的悬念。

走出大楼，又是一片骚动。班主任老魁奔过来，敢怒不敢言地说：“你、你怎么回事儿呀？”我高声说：“太简单了，没咱们三中的练习一半难呢！”然后悄悄跟老魁说了实情。老魁说：“不行，你少给我扯淡。你这么早交卷，我心脏受不了。当初你们闹文科班，我是支持你们的。今年三中文科，指着你们出彩儿呢，你要是带头考砸了，你让我喝西北风去啊？”我说：“没事儿，我平时都是提前交，哪回不都第一吗？”这时许多家长上来打听，老魁就推我赶紧回家吃饭去了。

后面的5科，我都是提前20多分钟交的卷。全部6科，我一共提前了大约150分钟，相当于一科的考试时间。第二天上午考到第3科的时候，屋里的气氛就开始躁动混乱了。我偶尔回头看看他们，发现不少人正在看我，他们的坐姿也开始千姿百态了。

而监考老师不断来看我答题，其他屋子的监考老师也轮番来看。有的还拿起我的准考证看我的名字和照片，好像要相女婿似的。这对我多少产生了一些干扰，使我后面几科出现了低级失误，政治卷居然少答了一个价值6分的“第二问”。这也完全活该，谁让我闲得“五脊六兽”的憋着干坏事儿呢，应该说是自作自受吧。

到第三天，同屋考生的心理完全被我摧垮，一个个神情沮丧，不断看表。乱翻卷子的声音夹杂着轻微的叹息，此起彼伏。一到终场前半个小时，就都抬头准备看我交卷。最后一科，我交卷时，有几个同屋实在忍不住了，也拥到前边来交了卷，然后随着我向监考老师胡乱道了谢，一起走出大楼。这时外面的许多家长都知道了我的名字，纷纷叫着：“孔庆东出来了，那个孔庆东出来了。”我心想，我也没坐监狱，什么叫“出来了”？多不吉利呀。

这一年的高考，我们文科班硕果累累，不但给老魁争了光，而且一举扭转了哈三中重理轻文的极左路线，使哈三中文理均衡，两翼齐飞，牢牢确立了在黑龙江的王者地位。

高考一落幕，我马上通过父亲的关系，到一个建筑工地当了20天的工人。因为我知道，暑假以后，我就是北大的人了。我到农村下过地，到部队打过枪，到工厂玩过机器，但还没有干过最重的建筑活，我一辈子只有这几十天的机会了。

于是，我天天扛着一百斤的水泥上八楼，提着两大桶冒着蓝烟的滚沸的沥青在脚手架上闪展腾挪，那些故事都留到以后再讲。分数出来了，我差7分没有成为本省状元，但北大已经攥在手心里了。因为我早在春天就放出风去：我要报考北大中文系的文学专业。该专业在黑龙江只招2人，这样就不战而吓退了许多高手。现在虽然不是状元，但获得状元的六中张宏，报考的是北大经济系。所以，“未名湖诗歌朗诵会”的画卷，又在我沥青的蓝烟中展开了。

如今的高考，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沉重的话题，我也是这份沉重的参与者和反抗者之一。当我不无戏谑地回忆起自己的少年豪勇和狂妄，回忆起那个刚健清新的岁月，回忆起我的同窗和“对手”，我的心中漾满了松花江的波涛和未名湖的涟漪。

我愿意把我心中那份刚健清新的波涛和涟漪，传递给年复一年的考生、家长、老师，传递给所有为中国的高考改革呐喊和叹息的高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