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35年11月，红2、6军团开始长征。

当时红6军团的军团长为萧克，政委为王震，另外，此二人同是红6军团下辖两个师中第17师的师长、政委。

王震是一员猛将，长征途中率部走在最前面，逢山开路，遇水拱桥。

1936年2月9日，王震将军率部攻占了黔西北重镇毕节，部队入城休整。

休整期间，各连指导员积极开展“打地主豪绅”活动。

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在一个周姓地主的府上，大家搜出了许多马克思、列宁的书，书上不少地方已被批注得密密麻麻，而且，还有一本本写得满满的读书笔记和读书心得。

在大家的脑海里，地主豪绅都是视马列思想和马列主义为洪水猛兽、与之不共戴天的，这个周姓地主，是咋回事儿？

指导员把书和笔记本带回去，向王震作了汇报。

王震的大嘴张得大大的，同样感到怪异，自言自语：“碰到一个读马列的地主?”

他决定亲自会一会这个地主。

地主名叫周素园，系前清贡生，见了王震，不慌不忙，镇定从容，神态自若。

王震打了个哈哈，笑着问：“周老先生，你身为地主，红军来了，你为什么不跑呀?”

周素园不卑不亢，坦然应答道：“我是地主不假，但一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二没发过不义之财，为什么要跑?”

实际上，周素园的身份绝不止普通地主那么简单，他自幼饱读诗书，胸怀济世大志，长成后，一心寻找救国之策，锐意改良政治。

早在1907 年，他就在贵州创办第一份日报《黔报》，针砭时弊，宣传民主思想，宣传爱国主义，推行政治改革；后来参与领导了贵州辛亥革命，出任过大汉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北京稽勋局调查员、西北边防军司令部秘书、定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等职。

在军阀混战的政坛上摸爬滚打多年，周素园始终看不到救国的出路，非常苦闷，到了1925 年，便谢绝政事，回毕节老家闭门读书，希望从书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所以，当听到王震问他“为什么读马克思、列宁的书”，他朗声答道：“如今中国乱成了这个样子，总得找一条光明之路吧?你大概不相信，我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足足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

王震平时总恨自己读得书少，听老先生这么说，赶紧问：“你研究了十年马克思主义，那我们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不赞成?”

老先生想也不想，说：“赞成，完全赞成。”

王震的兴趣更浓，改问话为求教，虚心聆听老先生讲马列主义、讲救国之路，告别时，还开玩笑说：“周老先生，您可不能老关在家里闹革命(闭门学马列)啊!”

周素园掀须长笑，说：“你们来了，我要走出家门闹革命!”

王震回去向贺龙、任弼时报告了在周家的见闻。

贺、任也大感兴趣，登门拜访，与周素园促膝谈心，介绍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征询他对时局的看法。

周素园声称自己“要走出家门闹革命”，那是非常认真的，当王震召集当地土著武装组建成“贵州抗日救国军”时，他自告奋勇，请求担任司令，并把司令部设在自己家。

还利用自身的影响力，组织毕节各界人士成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团”等民众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

1936年3月初，红2、6军团继续北上，抗日救国军三个支队留下了两个在毕节坚持斗争，其中一个编入红军，随军北上。

已经57岁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周素园，不顾年高体弱，抛家离舍，毅然随红2、6军团长征。

他说：“你们别小看我这把老骨头，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起大作用咧。”

是的，老先生虽然不能扛枪上阵杀敌，但他腹有乾坤，一支笔能退十万兵。

在乌蒙山回旋战中，周素园写信给滇军上层孙渡，替他分析形势，明晓利害，使孙渡从自身利益考虑，放松了对红军的堵截，为红军渡金沙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萧克上将后来回忆说：周素园的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孙渡就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国民党追击军主力从东面向我进攻，但孙渡纵队在西面按兵不动的态势，就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

这样，红2、6军团顺利通过云南，渡过了金沙江。

不过，红军长征的过程还是无比艰苦的，老先生身体日渐衰弱，越来越吃不消。

贺龙和任弼时商议，说老爷子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不如想办法送他去香港暂做“寓公”，继续为党做统战工作。

贺龙派邓止戈去做老爷子的思想工作。

载于《红军在黔西北》一书中的《邓止戈同志谈红军在毕节及抗日救国军等情况》记述当年情形：周素园坚决不干，他对邓止戈说：“我今年快60岁了，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正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我不愿意离开红军。”

贺龙听了邓止戈的汇报，嘴唇上胡子瞬间向两边翘起来，竖起大姆指高兴地说：“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就同他同生死，共患难!”

贺老总说到做到，专门拨了18个人来照顾老爷子。

部队偶尔获得点黄豆，大家煮着吃，贺老总还怕老爷子嚼不动，让人给他磨成黄豆汁。

贺老总甚至背老爷子过河；过草地时，省下自己的口粮给老爷子吃。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解放军少将）曾对周素园先生的女儿周平一说：“您知道吗？长征途中过河时，是我爸背你爸过河的！”

这样，历时9月，行程近万里，红2、6军团终于在10月9日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会宁。

会师以后的情形令老爷子十分感动，他在《中国共产党30周年纪念——我所认识的一个环节》中说：“我们从饥寒绝境中走出，一方面军的部队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有房子让我们住扎，有敌人给我们掩护。一种阶级友爱，令人感到十二分的兴奋。”

到了延安，老爷子以十二分兴奋的心情给家人写信，说：“你或者怀疑说我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我不惟活着，而且比在家里还健康一些，这不但出乎你们的意外，连我自己也想不到。”

在延安，老爷子得到了党组织和同志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贺龙夫人和萧克夫人经常去看望他，帮助他缝补洗涮；组织上在物资奇缺的情况下，给予他生活上的各种优待。

抗战时期，老爷子担任了八路军高级参议。

但医疗条件有限，他年事已高，体质很弱，两足红肿，流血流水，不能着地。

在这种情况下，老爷子不愿充当组织上的累赘，写信给毛主席，表示自己要回贵州继续为党工作。

临别前夕，毛主席、朱老总等领导人设宴为老爷子饯行。

老爷子流着眼泪写下临别赠言：“政权一定是你们的。共产党是吃苦耐劳，国民党是贪污享乐，醉生梦死。共产党是命令贯彻；国民党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拿这两点作一个比较，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判断最终胜利属于谁。但我希望取得政权之后，共产党不要变质。”

全国解放后，老爷子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病逝于1958 年 2 月 1 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以及周总理等发来唁电。

省委的挽联是：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前些年，老爷子的孙女周自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解放后，爷爷一直在贵州省委、省政府担任公职，并先后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却一直没有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自传》中写到：“因我自觉缺点很显著，不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没有申请入党。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在几次给我的信中说：你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你却是正式红军，我们都认你是同志。”当他得知子女中有的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正在积极争取入党时，他欣慰地说：“假使你们都奉共产党为衣归，我死也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