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对外开放与中国道路

点击：作者：杨帆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19-04-20 09: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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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总结中国对外开放历史经验；1978-1992年为第一阶段；1992-2000年为第二阶段；2000-2012年为第三阶段。数年以来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学派，中国话语”的呼声不绝于耳，在承认中国成就基础上，对中国崛起的因素和经验究竟是什么，不同学派有不同解释。中国需要新历史问题决议，但由于利益分化，比起40年前，很难形成社会共识。中国道路的经验总结，不是哪一个学派可以独自解释和垄断的，这在历史上站不住脚。本文对中国开放做历史总结，这是中国道路理论的组成部分。

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标志着中国开放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开放发展新理念。未来开放战略是：寻求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开放促改革；要站得更高，领域更宽，水平更高。反对保护主义与歧视，开放措施更新，营造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提高中国在世界制度性和规则性话语权。具体任务是走向对外投资大国，建设上海等自贸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防范金融风险，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目标是发挥大国规模效益，以后发优势赶上新科技革命，促进产业升级；以国际竞争压力促进改革，健全现代管理与民主法治制度，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促进中西文化融合，走向世界大国并发挥领导作用。

一、对外开放：

中国发展与改革的原动力

（一）贯穿前两个30年的共同因素

中国经济10%的高速增长，7年翻一番，持续了56年。

1950-1978年第一个30年为计划经济时期，GDP从1949年466亿元，增至1978年3645亿元，年均增长7.1%。农业占GNP的比重从90%下降到30%。【1】

1979-2009年第二个30年为改革开放时期。GDP达到21.6万亿人民币，年均增长15%。2006-2013年7年间，GDP增加到57万亿人民币，年均增长12.8%。

以后增长率逐步下降到2015年的7%，以6.5%的速度再增长5年，至2021年接近100万亿人民币。按1:7折算为15万亿美元，接近美国。经济总量为1949年500倍。

社会发展：中国1962年人均国民收入60美元，1978年180美元，2013年6560美元，为美国四分之一，2039年可望达到美国二分之一。

贯穿高速增长前两个30年的长期因素，第一是人口年轻。年轻人储蓄率高，宏观经济学假定储蓄等于投资，高储蓄带来高投资，经济即高速增长。中国人口现开始老化，刘易斯第一拐点即劳动力相对短缺，广东农民工工资10年增加10倍，从300多元增加到3000多元；第二拐点即劳动力绝对短缺。第三个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要实现从劳动力和资源投入，到技术创新的转换。

第二个长期因素，是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国家干预。第一个30年计划经济，以国家权力为主体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以内部积累方式强制实现工业化，方向正确，成绩巨大，缺点是积累过高，时间过长，并犯有大跃进和文革的方向性错误。第二个30年改革开放，主要发展因素是开放，市场和交易，把计划经济积累的财富变成现实GDP，但中国一直没达到欧美那样以市场为主体。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即国家权力介入经济，经济发展主体仍旧是政府，但由中央政府变成地方政府，最明显的是地方政府主导拆迁。

第三个30年，经济增长率下滑。目前5年保障6.5%增长率是主要目标。目前政策发展空间，主要是政府发债扩大投资，主导基础设施建设。中期是通过改革保证民间经济活力，促进民间投资与消费，长期则是发展科技和民主法治。人均收入4000美元容易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各类国家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有陷阱：经济增长停滞，社会腐败与不稳定，资产占有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中国在保证中等速度经济增长同时，需控制风险，反对腐败，明晰产权，确认新的利益关系，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坚持改革开放方向。

（二）第二个30年（1979-2009）以开放促改革

把经济改革方向定义为市场化，在“第二个30年”期间没有错误。中国经济改革起点是文革末期，当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包办政府事务，包办企业和社会；经济对内对外完全封闭，经济主体之间缺乏横向联系；思想理论体系左倾僵化，完全依靠精神灌输而否认利益驱动；个人和企业没有活力，社会缺乏基本发展动力，经济增长停滞在2-3%，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这就是1979年改革的起点，它决定了改革方向，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中，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

改革初期实行党政分开。党中央的政治领导，主要体现在总结文革教训，确立改革开放政治路线，以后保持改革方向不动摇，政策的连续稳定。国家干预力量一直非常强大，其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扩大开放，抵御外部冲击，维护国家安全；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进行宏观调控，调节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和开放哪个更为基础，有过讨论，我坚决主张开放是原动力。经中西文化比较，一代改革者对中国文化的保守性，体制的封闭性有深刻认识。当时思想解放以《走向未来》丛书为代表，金观涛以系统论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称之为“超稳定系统”。如无对外开放引进外部竞争，改革不可能依靠理想主义的人为设计，依靠中央红头文件，自上而下按计划进行。

80年代我在天津开发区工作4年，写《中西文化比较论》，我批判传统文化的两篇文章，被袁庚印发给蛇口全体干部学习；我与张炜合作在天津开发区搞《仿真国际投资环境》，《民主评议会》；主编《天津开发区探索之路》，《国际惯例》，与钟业昌合作《对外开放新论》，在国务院经济中心季崇威老师赞助下，研究天津开发区60个企业经济指标体系；1994年在《世界经济》发表“论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基本思想是：开放是发展与改革的原动力：开放为改革提供了标准，动力和经验。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地方政府要加快国企改革，但“徐州破三铁”实验很快失败，政府为避免矛盾，将重点放在“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引进外资取得极大进展。这是渐进改革和中国道路的重要经验，是“摸着石头过河”实践的结果。

（三）以开放促发展：中国涉外经济的成就

第二个30年，中国改变计划经济时期的平衡发展，实行倾斜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引进外资，举办经济特区开发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进出口总值从1979年293.3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38667.6亿美元，年增15.94%。出口总值从1979年136.6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15779.3亿美元，年增16%。进口总值从1979年156.8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13948.3亿美元，年增15%。服务进出口贸易总值从1982年44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4706亿美元，年增16.3%。服务出口从1982年25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1905亿美元，年增15%。服务进口从1982年19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2801亿美元，年增17.5%。引进外资新设立企业从1983年430家增加到2013年22773家，年均增长13.3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1983年9.2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1175.86亿美元，年增16.94%,累计14000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2003年29亿美元增至2013年901.7亿美元，年增36.68%，累积4267亿美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口负增长，但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一，因为德国出口下降比我们还快。2013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超过美国为世界第一；吸引外资1239亿美元为世界第二；对外投资世界第三。中国涉外经济特大发展，特别是出口年20% 的增长，带动经济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中国劳动密集型和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已占据大部分国际市场。

盛传于世的“中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70%，实际上从未超过50%，因为中国出口里面有一半以上是加工贸易，进出口是重复计算的。作为人口大国，农业大国，中国经济就存量而言从来以内需为主，不能过分夸大外需的作用。但在某些历史时期，就增量而言，出口可能成为主要动力，这在战后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已经证明。

二、对外开放第一阶段（1979-1989）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扩大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引进外资，开创了“第二个30年”即改革开放时期，以每10年为一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9年，为改革开放初期。

马克思《资本论》把市场经济分为两个阶段：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前者转化为后者的关键是劳动力变为商品。中国1992年以后实行劳动合同制，“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双轨制并存是渐进改革，中国道路的特点和优点。

按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可能消灭资本范畴，只能限制资本。这是毛泽东在1941年《新民主主义论》提出，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再次确认的，是中国道路的核心理念。马克思所说的商品资本，生产资本，金融资本，国际资本几个发展阶段，照样出现。中国计划经济消灭了私人资本，但建立了强大的国家资本。改革初期军转民，外贸体制改革，引进市场机制，是把国家资本的一部分向商品资本转化。

（一）思想解放

开放起点是文革末期极端左倾僵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围绕“姓社还是姓资”争论10年。党中央引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理论界引进国外理论观念，集中于反对左倾，表现在3个方面：清除文革思潮，反思计划经济，中西文化比较，目的是清除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推动改革开放。

1. 理论层面，经两条路径开展思想解放

当时知识结构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创新只能从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开始，发掘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价值规律，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反对超阶段的“左”倾路线。

僵化思想非一朝一夕可消除，邓小平的“猫论”，“石头论”，强调实践效果，广东“灯论”提倡钻政策空子，以实用主义巧妙避免开意识形态争论，对发展生产力，推动改革开放起到积极作用。

2. 经验层面，全面学习发达国家经验

从匈牙利的计划经济，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苏联改革，日本高速增长，到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吸收全世界发展经验，完全可以和1919年“五四运动”比美。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喜鹊文化”，西方是“乌鸦文化”，以此树立危机感，唱响的口号是“振兴中华”，“搭国际最后一班车，以免被开除球籍”。

3. 社会层面，西方价值观传入，世俗化浪潮席卷全社会

先是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后是市场经济价值观迅速流行。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经济自由主义不仅作为经济理念，而是作为社会价值观，人生观出现的，“经济学不幸成神学”（杨帆，2000年）【2】

萨特热，弗洛伊德热，通俗文化，消费文化，一浪高过一浪，集中在苏晓康电视剧《河殇》，批判黄土地，追求蓝色文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人生观在特区发生冲突，创业青年和曲啸李燕杰的争论，以“蛇口风波”为高潮，类似欧洲文化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中国五四运动。

20年来，随着腐败与少数人暴富对中国思想意识的毒化，中国世俗化浪潮逐步走向反面。从“我是流氓我怕谁”，小说《上海宝贝》，到汶川地震范跑跑恶狠狠宣称“伪君子胜似真小人”，标志着世俗化走到尽头。

（二）出口导向战略巨大成功，以劳动密集型和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占领国际市场

出口以年20%的速度增长，积累巨大贸易顺差，外汇储备从1979年1亿美元，增加到1986年138亿，1992年200亿，1998年1700亿。这是符合亚当斯密，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中国出口结构一直在升级：从石油粮食到土特产品，1985年纺织品跃居第一占25%，这是中国4亿过剩农村劳动力所发挥的比较优势。

中国出口特殊性在于“加工贸易”占出口总额50%以上，即进口外国设备和原材料，在国内加工装配再出口，增值率只有20%，被人讥讽为“微笑曲线”低端。社会盛传“芭比娃娃”故事：外商收购价为1美元，到美国卖10美元，渲染的主题就是：中国在分配上吃了大亏。

问题在于，中国有4亿过剩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不能结合，中国缺乏出口渠道。农民工到沿海地区打工，在生产力，生产率都记在中国账上，尤其是给国家创造了宝贵的外汇。分配不利只能逐步扭转。这是“双赢”，长期看中国利益更大。就连没有臭味的公共厕所，也是在开放前沿，80年代末期出现的。我听北京旅游局和天津开发区领导都讲过，为满足外商要求，他们是怎样跑批文，搞收费公共厕所的。

国际新左派“中心外围论”认为，世界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在剥削发展中国家。有人拿来套中国，反对加入WTO，认为不能受国际资本剥削。这种理论低估了对外开放的成就，脱离了中国实际。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的实际是什么？

——80年代外汇奇缺，1985年138亿美元，引进100条生产线，促进“新四大件”消费高潮，外汇储备1年即降到38亿美元。出口和进口效益要综合看，不能只看出口的代价，也要看到进口拉动产业与就业的经济社会效益。

——中国缺出口渠道。外商把设备原材料运进中国，在开发区免税区加工装配，使用廉价劳动力，廉价地皮，享受所得税减免，产品大部分返销。以加工贸易方式，中国利用了外商现有的出口渠道，虽付出很高的人民币代价，80年代后期出口换汇成本约1:8，但切切实实地赚取了外汇。

——中国有4亿过剩人口。过剩人口不是失业，他们也从没就过业。农村劳动力不能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边际生产率为零，出来就业不影响农业生产，即使工资很低，也比一分钱拿不到要好。几亿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劳动纪律和技能训练，社会效益极大。

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充分就业”假定，片面强调“静态比较利益”是不对的，会导致发达国家对高端产业的垄断和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交换。但中国有巨大过剩劳动力，没有充分就业，西方国家又禁止中国劳动力去美国打工，此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搞加工贸易，即使外商剥削程度很高，却可达到“双赢”。

（三）设立特区，利用香港消除国内外价格货币差

中国渐进改革之所以成功，与利用香港极有关系。香港是国际贸易金融中心，设深圳特区，在广东进行价税财工资企业全方位改革，通过进出口，把国际市场价格信号传递到内地，促进了价格体系和国际接轨。

深圳特区的两种货币同时流通，一种商品两种标价，默认外汇自由市场，解决了人民币高估和严格外汇管制条件下，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矛盾，这是中国“双轨制”改革最成功案例。

三、对外开放第二阶段（1989-1999）

第一阶段中国对外开放是表层的，相当于商品资本阶段，发展国际贸易。1992年底邓小平南方讲话，开放以更大规模展开，发展到生产资本阶段。

（一）台资全面进入大陆，两岸三地经济实行一体化

90年代初期西方全面封锁中国，而台湾实行“新大陆政策”，台资全面进入大陆，两岸三地经济实行一体化，带动了大陆的加工贸易和出口。

（二）汇率并轨，贸易顺差大幅增长

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人民币大幅度贬值至1:8.7，出口拳头产品从纺织品升级到机电产品和造船，由劳动密集型向劳动资本密集型升级，贸易顺差大幅增长，至1997年积累外汇储备1700亿美元。

（三）军转民引发消费高潮

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消费高潮（老四大件）是军转民。80年代后期引进外国生产线，至90年代形成第二次消费高潮（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第三次消费高潮随之迅速发展（代表品是电话，出租车，家具装修，住宅改善，旅游等），20世纪前10年第四次消费高潮（汽车），都是依靠引进外国生产线，原材料和技术。中国工业和消费，与引进外资和技术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四）加入WTO，以开放促改革

中国申请加入WTO，为此实行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措施，包括产业准备，行政改革，清理文件，实行公开化和透明度等，这是一次集中的制度化的“以开放促改革”。

（五）南方讲话引发下海创业潮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体制内精英大批下海，成建制地从发达国家引进经济制度，如租赁，典当，股份制公司，股市，期货，保险，基金，国债，企业债券，外汇市场等。精英下海将体制内资源引入市场，是“中国道路”奥妙之一，极大促进了90年代的经济社会发展。

（六）有效实施宏观调控，抵御亚洲金融危机。

如果说在对外开放领域，主要是从国际化和经济自由主义角度促进改革发展，那么在1998年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则从国家干预角度，力托香港股市，力保联系汇率，力挺人民币不贬值，最后限制国际投机资本进出，顶住国内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舆论的一致抗议，改变香港100多年来“积极不干预”政策，变为积极干预，在两个月内就使国际投机资本铩羽而归。

这是一次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极为成功的国家干预，稳定了香港，中国大陆，整个亚洲局势。在此之前中国已进行5年宏观调控，实现“软着陆”，把经济增长率从13%控制到7-8％，物价从13%控制在6%；1994年把人民币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40%，4年内积累了1700亿美元外汇。当1997年外部冲击突然到来，亚洲各国经济紧缩，货币贬值，只有中国因事先紧缩，仍存在很大扩张空间。

1999年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消除亚洲金融危机负面影响，在2000年后使中国经济走上15年高速增长，年增长率13％左右。

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对日本的打压，包括IT产业选择新路径，直接与台湾新加坡接轨甩开日本；逼迫日元升值，催生泡沫经济等。日本经济学家鼓吹的“雁形发展理论”就此终结，此理论论证的是日本战后在亚洲的经济领导地位：从美国引进技术，向亚洲各国扩散，带动“亚洲四小龙”。1998年国际投机资本冲击香港期间，日元从1:120贬值到1:148，给韩国和中国造成很大压力，只有中国成为中坚力量。成功以后中国代替日本，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全方位成为亚洲核心国家。这是自1945年中国作为战胜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以后，国际地位又一次提高。【3】

四、对外开放第三阶段（1999-2009）

（一）国际资本对中国的价值重估

2000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化，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经济继1949，1978，1992几次大飞跃之后，出现更大一次飞跃。国际资本代表人物索罗斯不得不认输：“在某些时期某些国家，可能出现非均衡的历史性崛起”。2000年中国加入WTO，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先后呼吁人民币升值，制造人民币升值预期，实际是向国际资本进军中国发出动员令。这是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15年，国际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又一次价值重估，是针对中国进行的。

1990年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购买力平价为标准，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应为１:１，而不是当时的１:５，把中国经济总量的美元标价提高５倍。当时中国斥之为“中国威胁论”，西方社会也不认同，他们吹捧的是“亚洲四小龙”。直至10年以后，西方社会，包括中国自己，才真正认识到中国经济实力，经济潜力，维持稳定能力，超过想象。

2005年人民币以浮动方式迅速升值，到2013年，从1:8.2到1: 6.04升值30％，以美元标价的中国GDP随之提高30％。

这次价值重估，引起外资大批流入，国家外汇储备2015年猛增至42000亿美元。以房地产为代表品的第五次消费高潮，持续了15年。钢铁产量从19981亿吨增加到2005年5亿吨，年增30%，2015年10亿吨年增7%；包括水泥，煤炭，焦炭等，都占世界总产量50%以上，相当于宋朝，大英帝国和战后美国。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奋斗与积累多年，终于实现的历史性的财富大爆发。

（二）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对世界全面开放

从2000年加入WTO，到2006年全面市场准入，中国对世界的开放，从贸易层面深化到产业与金融层面，跨国公司500强全部进入中国。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下，中国产业走改组，集中和升级道路，产业政策发挥重大作用。出口一直在升级，拳头产品从粮食石油、土特产、纺织品、机电产品、造船、钢铁到重型机械，目前出口前４位都不是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如通讯设备，计算机，重型装备，加工贸易没有萎缩，而是升级到高科技领域。

“以市场换技术”不令人满意，但引进外资有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新科技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周期缩短，投资大，国际跨国公司技术不向中国转移，投资即难以收回。中国是唯一容纳全产业链的制造业大国，国际资本越来越多地将研发部分搬到中国。中国经济的规模效应，已使国际主流经济学修正了“规模收益递减”的基本原理，承认在发展中大国集中引进技术时期“规模收益递增”。“后发优势”理论承认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可实现经济赶超，主要是基于中国经验。

总体来说，中国经受了加入WT0的考验，产业升级和出口没受大影响。国际规则即使在开始不利于中国，也要争取加入，自我孤立等于自我边缘化。事实上不到15年，中国已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参与者，在WTO框架内，在制造业方面西方国家已竞争不过中国，又去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图谋在服务贸易领域里的垄断。

五、20世纪90年代以来

思想理论政策的激烈斗争

中国社会背景发生重大变化；经济高速增长超出预期，社会迅速繁荣，利益多元化；资本力量包括国际资本发展起来，出现腐败和贫富分化；1992年以后实行劳动合同制，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在形式上实现了劳动力商品化。马克思说劳动力变为商品，是商品转化为资本的主要标志。马克思主义是批判资本的，可适应80年代商品经济需要，却不能无原则地肯定资本范畴，更不可能为权力资本辩解。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出现资本范畴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理论上被边缘化，代之而起的是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经济学。

国际背景是苏联瓦解，冷战结束，西方“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理念，系统化为“普世价值”，以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力量，资本和媒体的力量，大力推广。西方价值观和学术规范通过国际交流，合作研究，教育科研，从发布论文到教材，留学培训，媒体影视，书籍报刊，推广数十年，俘获了相当一部分世界“精英”的思想，值得警惕的是这一套在中国很有市场，甚至用行政力量推广，说明我们忽视了开放两重性，只想到自己改革开放需要，对美国的战略缺乏警惕。

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以自由和人道主义为导向，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进行的。90年代以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在知识分子里影响很大。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管理不甚有效，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自身也存在教条主义和僵化问题，不能遏制西方思想蔓延。

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以开始定位就有偏差，反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以西方理念为普世价值。对国内体制的批判发展到历史和民族虚无主义。从告别革命开始，把近代史重要事件逐一做负能量解释，对毛泽东进行丑化污蔑。这样就脱离了人民群众，也不为官方所容，使自由主义在中国由盛而衰。

随着腐败与少数人暴富对社会意识的毒化，世俗化浪潮逐步走向反面。从“我是流氓我怕谁”，到《上海宝贝》，到汶川地震范跑跑恶狠狠宣称“伪君子胜似真小人”，世俗化走到尽头，青年普遍缺乏共产主义信仰，各种宗教甚至邪教趁虚而入。

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加流行，因为官方不仅不管，反而大力支持。西方经济学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详细描述市场运行，有上百种成型教材，无数论文，指导各国经济政策，树大根深，称为“经济科学”。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需要基本框架，不能推翻。

另一方面，它的某些假设前提代表着西方国家根本利益，对读者有误导。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实行浮动汇率以后，发展成一套治国理念和政策，由美国政府和IMF等国际组织强制推行，以市场教条和休克疗法为主要内容，则变成披着经济学外衣的美国意识形态。

中国政府缺乏警惕，对经济理论放开不管，使新自由主义变成“经济学帝国主义”，通吃经济学，通吃社会科学，以“理性人”填补意识形态真空，并破格提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进入各种领导岗位，这就不可能不误导决策，误导几代学生的培养。

理论误导，首先是“比较利益和自由贸易”。亚当斯密认为比较利益是动态的，但被解释为静态的，论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这在80年代有积极意义。此时国际新左派反倒有错。“中心边缘论”，脱离中国有4亿过剩人口，不能和生产资料结合的国情。只看到国际资本剥削的一面，没看到双赢的一面，这就是许多“左派”不愿承认改革开放成就的理论根源。

但理论误导总要暴露，“右”的倾向在经济学界很快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西方经济学有“充分就业”的假设，一旦中国接近这个状态，静态比较优势论就有害，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没及时把庞大储蓄和投资能力引导到创新上来。某些产业如飞机制造业，放弃自主创新盲目与美国合作，遭受重创。至今我国仍依靠进口客机，2016年才出现第一个国产飞机品牌。静态比较利益在中国的形象说法叫“以裤子换飞机”，延误了战略产业和技术进步。

第二个理论误导是“金融深化与创新”。这是美国麦金农等提出的，只要一得诺内尔奖，马上在中国奉若神明，盲目引进金融衍生工具，任凭国际投行呼风唤雨。它们在中国政府推行银行股份制改革之机，操控中国股市从2400点跌破1000点，误导中国政府，将国有银行资产低价出售。3年后股市暴涨，“国际战略投资者”变成战略投机者, 抛售离场。2015年则利用做空机制，在中国引发股灾。“阴谋论”没有根据，但华尔街可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正式规则的推行和国际期货市场，影响甚至操纵中国股市，确是不得不防。

第三个误导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市场化和改革为名，在1994年和1998年反对国家宏观调控；在2000年反对自主创新，不谈国家安全；2004年建议按权力公开分配国有资产；他们还日复一日地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名，要取消对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

第四个严重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以“规范学术”为名，立规矩搞私人制裁，实行垄断，打压不同意见，排斥异己，甚至针对某些爱国学者进行封杀，有些手段之严酷之卑鄙，为常人所不能相信。杨帆，左大培，王小东，韩德强等，都受到他们长期打压，这恰恰不是政府干的，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些杂志编辑，大学校长院长评委们，所形成的集体共识。这和他们一贯自我标榜的“学术自由，经济自由”，完全相反。正是这样的恶劣行为，引起左翼强烈反弹，包括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传统文化，非主流实践派，出现与新自由主义对抗的5个理论：动态比较利益论，自主创新论，经济安全论，战略产业论，国家干预论，在广大人民群众，包括许多国家机关的一致反对，使新自由主义最终未能形成垄断【5】。

中国共产党有长期最基层最复杂实践斗争经验，不像苏联共产党那么天真，在根本问题上没接受新自由主义药方。党和国家支持自主创新，不放松宏观调控，1994年反对通货膨胀，1998年反对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刺激经济，不放弃对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使中国经济免受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中国人民表达自己意愿，在2004年通过网络形成舆论，一举挫败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企图按权力瓜分国有资产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多的人终于看清了新自由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窃据经济学主流，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真面目，其代表人物在中国已丧失影响力。

六、开放新阶段：

寻求建立平等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欧洲日本衰落，美国遭受打击，只有中国保持7%以上增长速度，军力与国防科技迅速增长。1820年中国GDP为世界30%，鸦片战争后走下坡路，1895年甲午战争下降到16%，1949年只占世5%。经70年高速增长，2014年占世界11％，日本世界第三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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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百年奋斗，正在回归历史荣耀，重塑亚洲与世界格局。中国文化有开放性，可与外来文化融合，保留传统优势。中国文字是人类历史上传下来的唯一象形文字。佛教传入中原曾导致天下大乱，北方游牧民族几次灭亡汉族政权，但中原文化最终吸收外来文化，给自己注入新的生命力。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也是如此。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可能实现和平崛起，而不走西方霸权的道路。

中美之间也存在共同利益。对全球秩序有基本认同，全球治理和亚洲稳定需要中国，经济互补，有巨大贸易往来。问题在于力量对比发生改变，美国需要评估在其主导国际秩序里，在何等程度上可容忍中国的崛起。

美中矛盾主要在两点：第一，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不同，美国之所以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WTO,是有潜台词的，这就是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中产阶级强大产生民主要求，会按西方政治体制搞多党制。现实情况使美国大失所望，“以拉为主，以压为辅”将中国纳入其轨道的战略基本落空。

第二，美国不愿改变亚洲利益格局。中国的发展本身在改变全球秩序和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就需要“再平衡”。主张遏制中国的人仍抱“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中国不搞西方民主，就会在亚洲扩充军力，美国据“安保条约”要保护其盟国。

两国关系高度复杂。美国战略学界讨论中美关系是否处于转折点，表达出要遏制中国的普遍意向：可能换以压为主。奥巴马授权太平洋舰队到南海，一度进入中国主张的12海里领海线，制造“可控紧张”。2010年东盟与中国建立10+1自贸区以后，美国在亚太区域多个地点制造“溃疡面”，用军事力量虚张声势。2016年菲律宾在美日支持下制造南海仲裁案，激怒中国。

用“修昔底德陷阱”对中国进行学术讹诈。古希腊处于支配主导地位的斯巴达，出于对不断崛起的雅典的恐惧，先发制人将其打败。201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爱利森一再将这个逻辑用于中美关系，言外之意是如中国不能让美国放心，美国可用战争解决问题。2016年美国兰德公司发布报告，假设中美在南海开战，主要是海空战和网络战。有4种情况，短期低强度，短期高强度，长期低强度，长期高强度。结果是：美国在亚洲军事设施大部被毁，GDP下降3—5个百分点。中国则因贸易受阻GDP下降40%。中俄矛盾爆发，北方大国受损，南方大国如印度，巴西澳大利亚崛起【8】。

这些故事主要是心理讹诈，大多数人认为中美之间不可能开战。真正造成中美全面对抗的风险，来自台湾和东南海域，涉及国家统一和领土问题。前苏联瓦解后美国骄狂无比，其军费多年来保持全世界50%以上，鼓吹“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在亚太建3条岛链围堵中国。不过近年来恐怖主义和“不对称战争”，使美国焦头烂额，不仅在伊拉克，阿富汗和科索沃花费巨额军费，且美国扶植的民主政府不能控制局势，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趁机崛起，不可收拾。美国还有没有同时打赢两场战争之力，特别是和中国开战，值得怀疑。

中国一再强调中美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要求和美国建立平等合作大国关系。

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28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9】。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从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到“瀛台夜话”再到“白宫秋叙”，中美两国元首讨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主席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强调：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为什么中美需要拓展合作，而不是互疑，更不是对抗。因为中美两国对抗不起，冲突不起。合则两利甚至多利，斗则两伤乃至多伤。毕竟时代不同了，全球化带来的互相依存，零和游戏，丛林法则，冷战思维都不再合乎潮流。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的第一目标仍是发展，是通过发展来实现文明、富强、民主、和谐。为了这些基本的和长远的目标，中国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和开放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外交路线。这些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战略选择，中国没有理由不坚持。中国需要一个和平合作的国际环境，中国愿意同美国等各个国家走上互利共赢的道路。【10】

中国认为：当前世界大势是多极化，由一个国家主导世界体系的时代已过去。世界处于历史性转折点，世界经济整体进入周期性下行，新兴国家力量普遍涌现，与美国实力差距缩小。国际格局正向多中心，多元化，均势化方向发展。中美关系关系进入动荡时期，中国要进行博弈和斗争。

七、习近平开放发展新理念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标志着开放进入新时期。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放发展提出新理念。

（一）肯定改革开放大方向，积极扩大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指出；“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成为党和国家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11】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建新的竞争优势，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201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开放中发展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只靠本民族的力量。只有处于开放交流之中，经常与外界保持经济文化的吐纳关系，才能得到发展，这是历史的规律。”【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概括开放发展新理念：“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以互利共赢方式深化两岸经济合作，让更多台湾普通民众、青少年和中小企业受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主动参与二○三○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1】

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引进来、走出去在深度、广度、节奏上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需要加快弥补。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深化人文交流，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是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要找准突破口，以点带面、串点成线，步步为营、久久为功。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引导全球经济议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承担与我国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二）改革与开放互相促进

2015年9月习近平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要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定不移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坚定不移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12】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必须深刻理解、紧紧抓住、切实用好这样的新机遇，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努力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

（三）对开放的新要求

站位更高。过去重点是“引进来”，强调吸引外资，鼓励出口，单向开放；新常态下更加注重“走出去”，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表现为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

领域更宽。放开一般制造业，限制类条目从79条减少到38条，有序推进服务业开放。鼓励外商投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鼓励外商投资研发环节。

水平更高。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加强对走出去的宏观指导和服务，提供对外投资精准信息，简化审批程序。

反对保护主义。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说：“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性政策，愿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同有关国家的经贸分歧，积极推动建立均衡、共赢、关注发展的多边经贸体制。”【13】

（四）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努力营造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高效的行政环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开放提供法治保障。

（五）提高中国话语权

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制度性和规则性话语权，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中，将更加注重做国际经贸规则的参与者、引领者，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

（六）更新开放措施

开放措施更新：引领新常态，布局新战略。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

适应新常态，打造新体制。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大幅减少外资准入限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发展新常态，推进新工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八、深度融入国际经济防范金融风险，

建立规则性制度性话语权

（一）加入国际游戏规则

加入国际游戏规则，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制度性和规则性话语权。国际经贸秩序是中国200年来历史短板。既然不能绕过就应积极参与，否则就会被边缘化。由于庞大人口，市场规模和国家实力，任何像样的全球和亚太协定，都不可能把中国排除在外。只要参与，中国就能影响游戏规则。

美国主导“立足于下一代”贸易新体制，取消商品关税、涵盖安全标准、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争端解决，劳工和环境保护规定，标准之高，覆盖领域之广，超乎所有贸易规则协议。核心利益是应对中国崛起。新协议把中国排除在外，加入政治标准，指责中国“国家干预，强力控制市场经济”，称为全球“ABC”战略，即“Anyone but China——除去中国谁都可参加”。奥巴马在习近平2015年访美之后即签署TPP，下决心通过排他性小圈子将中国排除在外。

中国可直接与美国打造“G2”框架，加快与东亚经济体实质性区域合作的进程。

（二）建设上海等自贸区

推行国际通行的“负面清单管理，准国民待遇，司法中立”，推动国内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在区内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上海自贸区对规避香港金融风险，具有国家金融安全的意义。

（三）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地位的提高

货币国际化是一个客观过程，要世界各国愿意接受才行，只能循序渐进。可通过贸易结算，货币互换，批准外国人以人民币投资A股等方式，鼓励人民币出境到周边国家。

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目前占11%，仍需扩大份额。人民币国际地位，应在不久超过英镑和日元，再超过欧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货币，这是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决定的。

必须明确，国际规则没规定，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实行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兑换。只要求贸易项目自由兑换。国内外学术界和舆论，连续数十年压迫中国放弃资本项目管制，可看出“话语权”的重要，中国只在暗中使劲，在桌面上总是挨批，抬不起头来。

（四）防范金融风险与危机

强势美元从2012年可能到2018年，美国加息预期造成各国资本流入美国，几个发展中大国2013年货币贬值，股市崩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中国资本也大批流向美国。

2014年人民币结束17年升值。在贬值预期影响下，2015年外汇储备从42000亿美元下降到32000亿美元，中国面临的国内外金融风险，非往日所能比拟。

2016年初国际评级机构降低中国信用级别。中国政府加大监管力度，制止汇率贬值和外汇储备流出。如不能消除人民币贬值预期，就需加强外汇管制，控制外汇储备外流。

在强化国家干预防范经济风险的同时，如何深化改革保障民间经济动力，是重大考验，改革开放方向不可动摇。

（五）“一带一路”是国家大战略

中国海外投资，由于国家主导“一带一路”，将出现大飞跃。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

1.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初步实施情况如下。

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捷克、老挝、阿富汗、斯里兰卡、波兰、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或联合声明，与湄公河国家、吉尔吉斯斯坦、中东欧国家等一些毗邻国家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加强与沿线有关国家的沟通磋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经贸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保护、海上合作等领域，落实了一批条件成熟的合作项目。海外工程建设达到新高度，参与了土耳其安伊高铁、肯尼亚公路、几内亚公路基础设施合作。

2.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强化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投资功能。推动银行卡清算机构开展跨境清算业务和支付机构开展跨境支付业务。积极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推进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

3.2014年11月8日宣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成立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助力三峡集团参与巴基斯坦清洁能源开发、入股中国化工集团公司要约收购意大利倍耐力公司、与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公司合作、为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并购、承包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4.孙中山1918年《建国方略》提出建设横跨欧亚大陆的铁路网，发展为3条“欧亚大陆桥”设想，目的不仅是建设和输出过剩产能，而是为打破西方海洋霸权。近代西方是海洋霸权，美国战略家无一不把控制海洋，搅乱欧亚大陆作为美国称霸的基本战略。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里，把欧亚大陆分为中国、俄罗斯、中部、西部4个板块，他认为美国极力要防止这4个板块互相贯通，才能保持美国的世界霸权。他尤其害怕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合作。这证明了欧亚大陆贯通的地缘政治意义。

5.中国丝绸之路经济的地缘政治风险，分为4个层次：

第一，全球层面，国际格局大变动。苏联解体，911恐怖主义袭击，美国主导的伊拉克，阿富汗，科索沃战争，国际金融危机，直至最近ISIS的诞生，朝核危机，英国脱欧，欧洲一体化受挫，土耳其未遂政变，欧洲难民和恐怖主义袭击强化等，整个世界越发混乱不堪。

第二，区域层面，欧亚大陆背景下的亚洲地缘政治格局：朝核，钓鱼岛，台海，南海，背后是中美关系，中美日关系。

第三，国家层面，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特别是中东地区，存在复杂的历史、领土、民族、宗教、经济、政治和外交矛盾，是世界各种力量博弈重点地区。6次中东战争，8年两伊战争，美国3次反恐战争，ISIS,2016年英国脱欧，土耳其未遂政变，使世界更加动荡。

第四，丝绸之路经济带路径设计为三条重点路线：

第一条，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与中国交界，国家关系好，美国很难插手，是地缘政治风险最小的地区，可优先建设项目，以获得中国急需的水源和石油天然气。

第二条，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东各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都插手，谁也控制不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盛行，形成巨大权力真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地缘政治风险最为复杂的地区。

第三条，经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中国东南海域我们和美日必争，是地缘政治最具爆发点的地区，为此中国要发展海空军。发挥陆上优势，克服越南和印度的阻力，从中国西南各省建设到泰国缅甸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到印度洋建立出海口，绕开美日太平洋围堵，是中国成为海洋大国的捷径【14】。

6.与国内去杠杆，供给侧改革结合。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供给侧改革”概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供给侧改革方案要求加强东中西部省际间产业协同发展，建立国内产业合作；合理引导过剩行业和僵尸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较优势，建立双边多边合作关系。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比较优势明显，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供给侧改革的产业链调整延伸至国际市场，达到去产能去库存的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加强国际间产能合作，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供给侧经济改革相一致。

结束语

中国开放新阶段的基本特点是：由单向对外开放，变成互相开放与融合；开放向深层次，全方位发展；经济发展动力由出口导向变成内需主导，进口增长率超过出口；海外投资在增量方面赶上引进外资；接受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思想和经验，从单纯模仿吸收变成融合创造；中国的商品，货币，资本和文化走向世界；进一步参与国际游戏规则；中国的发展经验为世界所重视，产生世界性影响。【15】

中国新的开放目标是：发挥大国规模效益，以后发优势赶上新科技革命；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升级；以国际竞争压力促进国内改革深化，健全现代管理与民主法治制度；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促进中西文化融合；在崛起过程中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名符其实的亚洲核心国家，走向世界大国并发挥领导作用。

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会进一步理解和接受世界先进文化观念，并以自己的文化影响世界。

参考文献：

【1】文中数字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来.《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版

【2】杨帆.《经济学不幸成神学》[D].深圳特区报.2000年.

【3】杨帆.《狙击风暴》[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4】管涛.《中国先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5】杨帆.《非主流经济学家文选》.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

【6】(美)Angus.Maddison:《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译本[M]，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7】（美）阿文德.《大预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8】（美）兰德公司报告：中美开战.环球时报，2016.8.2.

【9】新华网，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