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不依赖任何外国专家的设计及施工力量，全凭中国人自己，在400天内建起10座大型建筑，这个任务究竟有多难？对比一下同期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筑的施工时间就会明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建设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建了8年，比“十大建筑”只晚一年开工的悉尼歌剧院则用了整整14年才完成建设。”

 

 

1959年10月1日，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前举行了阅兵仪式和七十万人大游行，庆祝共和国的十周岁生日。

 

人多就是力量大

 

1959年国庆前夕，作家冰心在参观了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后，写下这样的句子：“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关于水滴与大海、螺丝钉与社会主义大厦的辨证思考，常常出现在刚刚翻身解放、空前团结在一起的人民的心目中。也正是这样为了集体舍弃个人的精神，造就了那个时代的一项又一项奇迹。

 

1958年，北京中轴线迎来了自1405年明永乐帝朱棣营建紫禁城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建筑活动。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大会堂的设计者、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工程师张说道，“中国的‘大跃进’之风已经鼓动起来，而中苏关系却趋于恶化。赫鲁晓夫在自夸其‘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同时，大肆攻击中国的大跃进搞糟了，‘穷得没有裤子穿’。因此当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时，提出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有所突破，要搞几个经典工程，向世界证实中国的新面貌。‘十大建筑’的兴建就这样提出了，并被放置在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

 

“要造大建筑”这个方向是定了，但是具体建筑什么内容呢？各部委提出了十多项建议，包括“国家歌剧院”、“国家音乐厅”、“外交部大楼”等。经过反复筛选研究，最后确定了能代表全国工农兵、华侨、文化的十大建筑。

 

其中，工人体育场代表“工”，农业展览馆代表“农”，军事博物馆代表“兵”，华侨宾馆代表“华侨”，民族文化宫代表“民族”，美术馆代表“文化”，科技馆代表“科技”，而人民大会堂，当然就代表所有人民群众了——对于往事，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的设计师董光器依然记忆犹新。

 

说起来，“建设万人的大礼堂”，这是毛主席早在延安时就有的构想。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又一次把它提了出来：“完全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建起能坐1万人的礼堂来？”

 

 

1958年底，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审查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的建筑设计方案。

 

 

为了领导们能更直观地了解整个规划，当时的设计建造部门还制作了这样的模型（模型拍摄角度标记为：天安门东侧，望西南），它类似今天房地产销售中使用的“沙盘”，从这50年之前的“沙盘”上，可以清楚地想见建成之后的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会有多么壮观。

 

终于，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明确做出指示，要兴建万人大礼堂等十大建筑，要建得“庄严”、建得“美观”、要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且必须在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国庆节时投入使用。

 

此时，距1959年国庆节只剩不到400天了。完全不依赖任何外国专家的设计及施工力量，全凭中国人自己，在400天内建起10座大型建筑，这个任务究竟有多难？

 

对比一下同期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筑的施工时间就会明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建设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建了8年，比“十大建筑”只晚一年开工的悉尼歌剧院则用了整整14年才完成建设。

 

为了设计大会堂，工人、学生、教授，以及西安市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系等全国各地的设计单位纷纷献计献策。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提出了84个平面方案和189个立面方案，上图为他们拿出的平面图和立面方案。

 

1958年9月，在北京市国家工程动员大会上，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这样说：“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做出回答。”

 

关键时刻，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又一次发挥了作用。短短三天之内，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33位顶级建筑师云集北京，短短50天，他们就提出了各具异彩、不拘一格的多种方案，有一种方案甚至设想要拆去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在此位置上建设万人大会堂。

 

这一边是设计师们在按照要求紧张地设计、论证，而与此同时，国家领导们却不断提出各种新的要求：开始只做一个万人大会堂，第二轮加入了可供5000人进餐的大宴会厅，第三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也加了进来……建筑师们苦心设计的方案，往往转天就被全盘推翻。最后，周总理确定了目前的大会堂方案，它的建筑面积是17万平方米。

 

大会堂的寿命不能少于350年

 

很多亲历过大会堂设计讨论的人都记得，周总理对大会堂的意见一直是这样的：“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垮得了垮不了，一个是好看不好看。垮不垮是主要的，大会堂的寿命起码要比故宫、中山堂长，不能少于350年。”其余的，他认为可以“一年建，十年修”，工期最重要。

 

最后，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建筑，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零15天，其中，从选址到敲定设计图纸，仅用了50天时间。而从场地上原有房屋拆迁到地质勘探、地基处理、规划设计、施工机械、材料准备、工程施工、工程完工后的房间布置以及正式使用前的试用……只用了10个月。

 

不仅对工期有严格要求，周恩来还反复强调：十大建筑所用的材料“必须全部国产，不许进口；兴建中厉行节约，不得浪费，一切都要量力而行”。根据这一要求，尽管意大利出产的大理石素负盛名，大会堂还是选用了东北产的上好石料。其他建筑材料，也都是国产的。

 

总理审定的方案只是个“轮廓”，此时，17万平方米大会堂的内部结构还是一片空白。为赶在十周年大庆前完工，大会堂只能“边设计、边供料、边施工”——图纸上的每一笔规划都将立即被付诸实践，每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是致命的隐患。这时，各地建筑界的专家也对大会堂的设计和兴建提出了种种意见。

 

几经论证后，周恩来总结说：受客观条件所限，现在对大会堂设计的要求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1万人开会、5000人用餐、8个月盖完”，如果大家仍旧有意见，“好在我们的建设量会很大，可以在别处再试，这里就不必再动了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会堂也渐渐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设计师们在这场快刀斩乱麻式的脑力风暴里所付出的辛劳也得到了肯定。在那个不彰显个人的年代，国家用“先进集体奖”对大会堂的设计者们颁予了荣誉。

 

在大会堂的总建筑面积里，一个万人大礼堂就占去了将近一半——要在这间能装进整个天安门城楼的大屋子里开会，怎样才能让所有人都看得见、听得清？设计师吸收了“水天一色”的中国文化特色，把顶棚做成大穹隆形，顶棚和墙身的交界做成大圆角形，使天顶与四壁连成一体。没有边、没有沿、没有角，得到了上下浑然一体的效果，冲淡了生硬和压抑感。设计师还给大礼堂的穹顶设计了三圈水波形的暗灯槽，与周围的淡青色塑料墙板相呼应，灯亮之时犹如波光盈盈。

 

层出不穷的技术问题都被设计师、工人及各级领导用智慧给解决了。周恩来曾经说过：大会堂就像一个孩子。如果有缺点，就像孩子生了病，要不惜血本为他治病。

 

还好，现在的大会堂，已经长大成人了。

 

人民大会堂初建时被称为万人礼堂，后来得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59年9月9日，毛泽东夜访当时没完全收工的大会堂，问及它的名字，陪同参观的万里说：“有人提出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堂’，我觉着这个名字太长，还有人说叫‘人大常委会办公楼’……” 毛主席答：“那就简称人民大会堂吧。”同时解释说：“我们不是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简称为‘总路线’吗？”但很可惜，现场未备笔墨，故而他没有亲自题名；第二种说法是1959年9月24日，大会堂落成，周总理邀请一批专家参观视察且请大家起名，时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在纸上写下了“人民大会堂”几个字。

 

故人已去，回忆不一，我们就当作几位伟人们的不约而同之作吧。

 

现在的人民大会堂坐西朝东，南北长336米，东西宽206米，高46.5米，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18万平方米。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要大。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进门便是简洁典雅的中央大厅和它后面的万人大会堂；它们的北翼是有5000个席位的大宴会厅；南翼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办公楼。大会堂内还有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名称命名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厅堂。

 

验收之后，工作人员都为这一人民集体拼搏得来的大奇迹而骄傲，他们激动地形容：“地面颜色就像碧绿的湖水，光洁得像镜子一样亮，让人不敢下脚。”那时，前来检查工作的各级领导都是脱鞋在上面走的，连陈毅陈老总，都是二话没说跟大家一样提着鞋参观。事后万里同志知道了这件事，通知大家：“地面很凉，以后老同志参观就不要脱鞋了。”

 

后来，在大会堂各厅室铺了地毯以后，“不许穿带钉的鞋入内”的规定仍然延续了许多年。

 

参加这个工程，一辈子光荣

 

你一定听过原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名字。“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份。”这是时隔多年后，张百发对1959年的评价。

 

在当时的人民大会堂建筑工地上，共有20多支青年突击队，他带领的是钢筋工青年突击队。当时有个口号：“学百发、赶百发，一夜就要超过张百发”。

 

张百发14岁就进工地做工。1954年初，一位苏联专家提出以青年突击队的名字鼓舞工人士气，作为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一工区的一名工人，他随即也向上级申请成立突击队，这是当时全国第二支青年突击队，共12个人。1958年夏天，一纸调令把他调入大会堂工地。张百发记得当时的第三建筑公司总经理站在高台子上说：“我们要去建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就等于修皇宫。参加这个工程你们将终身难忘，一辈子光荣！”

 

大卡车来了，大家都把自己的行李往上扔，生怕落下，生怕错过了光荣的机会。

 

由于任务需要，青年突击队从12个人扩充到了200多个人，在工地上的10个月，张百发他们“歇人不歇马”，睡觉从来不脱衣服，没有休息过一天。

 

而那时，全国上下对人民大会堂工程都全力以赴。突击队给鞍山钢铁厂打电话，说需要五米六的钢材，鞍钢的轧钢车间直接就轧了五米六，钢材一出车间直接被送往工地现场。大家开玩笑地说：这些钢材运到大会堂的时候，还热乎着呢。

 

平安胡同是人民大会堂附近少数几个没被拆除的老胡同之一。1959年，这里的老居民李大爷还是26岁的青年，让他无比自豪的不仅是大会堂的修建，他还在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火车站的工地上担任小队长。回忆起那段“大热大干，小热小干，越热越干”的峥嵘岁月，李大爷说，那是他一辈子的骄傲。（摄影／余荣培）

 

有一次工地需要几十立方米贵州产的樟木，结果从贵州运来了好多——当地老百姓听说要给人民大会堂用，都把自己家最好的樟木往运输车里扔，一分钱也不要。为了支援人民大会堂建设，有的老百姓连棺材本都捐献了出来。

 

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役拉开了序幕，工人们以“某指挥部全体战士”这样庄严的身份，纷纷写下“决心书”、“保证书”、“向党的保证和誓言”，向毛主席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木工能手。

 

制模能手。

 

在“三建”的张百发的同事中，同样在大会堂建设中脱颖而出的李瑞环是木工青年突击队的队长。一次，工程指挥部交给他们一项重活、急活，在8天内要制作一段200米长的屋顶外檐模板，以保证大会堂内外的装修进度，不能因下雨而受到影响。

 

接到这种任务，大家一般会按照鲁班时代传下来的“放大样”的办法，把小山一样高的木材搬到工地对面的故宫院子里的空地上，放完了样再继续下一步工作。按照这种老路，时间肯定来不及，质量也好不了。

 

李瑞环决定利用自己业余时间在建筑学院学到的知识来一次技术革新。他的想法一说出来，就遭到很多人的劝阻，“这是国家重点工程，要出点差错非同小可”。但这位果敢的青年最后还是采用自己创制了9种简易计算表和“土公式”，解决了这个难题。他的发明，用科学计算代替了放大样的办法，是中国建筑史上的突破。

 

李瑞环从此成为闻名全国的青年劳模，他的事迹后来还被搬上了银幕，电影就叫做《青年鲁班》。只不过在电影里并没有出现李瑞环的名字，而是用了“李三辈”这个化名。

 

和“三建”一样，“六建”也有青年突击队，队长王学礼带领他的队员们负责为工程制作模板。为了赶工期，规定项目完不了工的，24小时不睡也要赶出来。 有时候一忙起来，衣服破得不成样子也来不及回家换。当时有个笑话：“远看要饭的，近看六建的。”说的就是他们。

 

王学礼的长子就是在人民大会堂建设期间出生的。当时他不在家，孩子出生两天以后，王学礼戴着安全帽，穿着工作服来医院看了一下孩子，只坐了10多分钟就赶回工地继续劳动了。

 

妻子至今有小小的抱怨：“别人来看老婆孩子，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很精神。就他，穿着工作服就来了，真是的。”

 

苦不苦？王学礼答：“不苦。”他还记得，为了保证工人饮食，后勤在前门搭了棚子做饭，为工人们提供“24小时吃饭制”的服务。最香的是蛋炒饭，“还有拉三轮的人到饭堂来浑水摸鱼蹭饭吃”。

 

现在回溯人民大会堂建设时的时代背景，我们不能不联想起，那是大跃进等“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年代，也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人们生活困苦，什么都缺，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结合着时代背景再来回味王学礼关于伙食的记忆，叫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来北京参加会议的少数民族妇女。

 

为了建设人民大会堂，除北京市的建筑公司以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工人从全国各地调到了这里。比如铺花岗岩的都是福建工人，做高级木工雕饰的都是湖南工人。

 

海南工人邓建爱是石匠，那个冬天，他和他的同事们刚从温度较高的海南来到寒冷的北京，很多人手上都被冻得裂出了一道道的口子。

 

为了将属于人民的大会堂建造成世界上最完美的建筑，所有的工人都想尽了办法。邓建爱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上级要求他们把已经安装完成、用水泥砌合的大理石柱表面再次打磨光滑。常规作法，就是用铁刷弄平凸起的部分再用水龙头冲洗，但为了提高大理石柱的美观度，邓建爱他们却改用小铁锤，一点一点地把凸起部分敲下再磨平。用这样的方法虽然速度慢了不少，但却能让做出来的石柱更加好看。

 

山东工人金树凯作为木匠参加过大会堂的建设。他至今保留着1959年3月的工资单，建人民大会堂时他半月工资44.95元。金树凯骄傲地告诉《淄博晚报》记者，他当时是七级工。除了工资单，金树凯还保存着当年的《建筑工人证》，以及由北京市国庆工程办公室赠予的《北京国庆工程落成纪念》图册。这些都是他亲历人民大会堂建设的见证。

 

“我们当时就住在北京灯市口，一个小戏园，五六十人住在一起，睡通铺，屋里4个炉子，工人白天晚上都得值班。” 

 

人民大会堂建造时的劳动场景。

 

外国专家正在研究大规模钢梁吊装的难题。

 

无独有偶，和王学礼一样，金树凯也对当时的伙食深有印象：“一个食堂能有五千多人吃饭，一两百张桌子，每桌坐8个，工人轮流去吃饭，做饭的都是南方师傅，很好吃。开饭时至少有8个饭口，饭菜挺不错，早晨有面条、面包、油条、豆汁，中午有包子、馒头和炒菜。”金树凯咂了咂嘴说：“那盛菜的盘子我都记得，全是景德镇的‘大金边’。”

 

而更让他念念不忘的是，周总理曾经多次来过工地。每次走了之后，大家听广播里说周总理刚刚来过，就拼命回忆，刚刚来视察的那些戴着口罩、安全帽的领导们，哪个是他？最后大家总结出来了：眉毛最浓的就是周总理。

 

因为当时工地缺少塔吊，许多物料都靠工人们手抬肩扛往上运。两个小伙子扛着一百多公斤一捆的钢筋，顺着木板搭成的马道往上送，这是大会堂工地上再平常不过的风景。很多老工人都留下了病根，一到冬天，不是腰疼就是腿疼。可是当回忆起十大建筑，尤其是人民大会堂，他们却都显得神采飞扬：从来没见过那么漂亮的房子，而且是经我们手建起来的。

 

工期实在是太重要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施工项目都是在和时间赛跑，谁都怕国庆节时工程还不能使用。据说有位市里领导甚至这样对建设者们说：“除去宴会厅、万人礼堂和中央大厅以外，其他部位都可以停下来，国庆时只要这三个地方能用就可以了。”实际上什么部位都没有停下来，因为当时人是不缺的，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有数不清的义务劳动者。

 

真正自愿的义务劳动

 

经济学中有这样一个理论，在资本存量固定的前提下，投入的劳动力越多，资本对生产的贡献就会越高。以此理论来理解人民大会堂的修建：全国人民到北京来义务劳动，尽管人们的体力参差不齐、技术手段有限，可是却可以在十个月内把大会堂建好。这是人多提高资本贡献率的例子。“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就此凸显了出来。

 

当时有规定，机关干部每年义务劳动的时间不低于40天。其实就算没有这硬性的规定，以那个年代大家对于集体和国家的热情，每个人都认为能参加义务劳动，尤其能参加大会堂的义务劳动，是一件光荣的事，有很多人前赴后续地来报名。

 

据原北京体委副主任李大伟和原北京工人男篮队员李隆回忆，当时在先农坛训练的北京各项目体育代表队的队员想参加人民大会堂义务劳动，但是排队参加的各机关单位太多了，先农坛北京市体委只能直接联系到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刘仁同志，取得了特批，才获得参加义务劳动的机会。

 

据张百发回忆：“当时北京政府机关的干部，早上都要来人民大会堂工地参加义务劳动。自愿来的人很多，要登记才能进，来晚了登记不上就不让进了。我们常看到一些穿着大衣的大干部来干活，最后裹了一身的泥，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国宴厅钢屋架架立完成时的情况。

 

外立面的花岗岩施工。

竣工前夕，工人们在宴会厅的骑马廊上安装灯具。

 

大会堂工程使用的全部钢结构重约4000吨，其中国宴厅的钢梁就重1100多吨。在当时的条件下，怎么把这么重的钢梁吊上去，请来的苏联专家想出了种种方案，可惜都失败了。最后还是工人们根据经验创造出的“桅杆式起重机”。

 

每个工作队都被指定了一个单位作为“定点”的义务劳动单位来配合工作。张百发突击队分到的是新华社。需要人手了，就有二百多名记者去工地上帮忙扛钢筋。他们这帮文弱秀才，真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抬，生产效率估计不怎么样。也许现在会有人不理解：这不是裹乱吗？但这些热情万丈的秀才们却不这么想，他们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总是能把分到手上的任务一点一点完成。

 

与新闻记者不同，专业运动员们身强力壮，个个都是义务劳动的一把好手。人民大会堂的工地现场也留下过庄则栋、邱钟慧、吴浮山等世界冠军的身影。

 

1958年的冬天，天气非常寒冷，屡下大雪，然而在北京市体委退休干部钟祥玉的回忆里，那却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冬天，她在博客里将我们带回到那段万众一心的岁月：

 

当时我们得知是去天安门为建人民大会堂劳动时，每个人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决心好好表现，决不辜负领导的希望。经团支部书记简短的动员后，我们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就奔向大会堂建设工地。⋯⋯到了晚上工地上灯火辉煌，犹如白天一样，处处红旗飘扬，“大干、实干、苦干”，“争取十个月向祖国十周年献礼”的大幅标语展现在眼前，广播喇叭里播放着许多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和宣传好人好事文章，以及各个方队争取多挖、多装快运的繁忙劳动场景，大家置身其中，胸中热血沸腾，哪怕天寒地冻也阻挡不了大家战天斗地的劳动热情，同志们在五六米深的地基里一锹锹地挖，一镐镐地刨沙土，然后再一锹锹地扔到高处，地面上的同志再接力往上送，运到指定地点。这种劳动强度非常大，但义务劳动的人们始终没一个叫苦、叫累。

 

有一位曾经参加过义务劳动的普通机关女干部回忆道：她也干过搬沙子的重活。后来为照顾女同志，就派她们去擦人民大会堂会场里的座椅，一人负责几排，一排一排地擦，一遍一遍地擦。她们都是一寸一寸地擦，比擦自己的桌子用心多了。

 

我曾问过身边许多人：你参加过人民大会堂义务劳动吗？回答“参加过”的，至少都在70岁以上，他们在20岁左右就参加了工作。所以，当你见到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时，心里无法不肃然起敬：他们是人民大会堂的建造者之一。早已离休的一位出版社前总编对我说，我们那时也不会做别的工作，就是为大会堂的基建打地基、挖挖土、运运沙什么的。

 

1959年8月，人民大会堂竣工在即，脚手架被井然有序地层层拆除。

 

我的脑子里跳出两个词：“万丈高楼平地起”和“添砖加瓦”。当时为人民大会堂做了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的义务劳动者到底有多少？我们找不到准确的统计数据。有人估算了一下：至少有10万人。

 

各级单位、居委会、党员、团员、少先队、无数的会议、培训班、出差那一年，但凡身在北京的人，几乎都有幸参加了义务劳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会堂，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血汗完成的。

 

一万多家人家拆迁了

 

许多年后，曾住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原址的老百姓仍然记得，1958年以前，他们的家曾经在现在的人民大会堂的哪个位置。

 

确定了天安门广场和大会堂的选址之后的一个月内，50多万平方米的房子就被推平了，没有一户“思想上有疙瘩”的钉子户，10129户居民高高兴兴地被安置到右安门附近的一些简易房里。

 

最早被拆迁的是司法部街。这是一条南北方向的街，全长与现在的人民大会堂南北长度差不多，实际的位置大致也在那块地方。它现在已经是人民大会堂地基的一部分，被永埋在了人民大会堂下。

 

司法部街在明代是前、后、左、右、中五军督门所在地，清代掌管礼乐的太常寺在这里办公，自民国以来，这条街为历届政府的最高司法机关所驻扎，故名司法部街。雄伟的高法大楼就曾经矗立在这条街的西侧。在老居民们的记忆里，那大楼门口总有一对巨大的石狮傲视东方，有威武的解放军警卫持枪肃立。

 

建国后的头几年，每逢国庆节放礼花时，发射礼花的炮架都是架设在司法部街一带的胡同里，发射场地上，“用绳子一圈，几个炮架一支，几个战士耳机一戴”，随着不断的指令，颗颗礼花弹立刻就在巨大的砰砰声中腾空而起了，与此同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有时还配合着响起机关枪的发射声，嗖嗖地有彩色信号弹在上空飞过，很是热烈。

 

老人们还记得拆迁前的景象：沿着高检大院的铁栅栏墙，墙里都是向阳花木，墙外，是一个小人书摊儿，书摊儿上有许多解放前出的老连环画儿：《洋葱头历险记》、《木偶匹诺曹》、《敏豪生奇游记》、《吹牛大王历险记》……

 

1957年，紧贴双沟沿胡同，司法部机关在植树时发现了堆积如山的古币，史良部长亲临现场保护文物，司法部调来了卡车抢运。附近的孩子也乘乱拿了一些铜线，用来做毽子。据地理学家分析：古代双沟沿有停船的码头，有码头就有钱庄，所以司法部里才出土了古钱。

 

1958年秋，中央决定建人民大会堂的一声号令，高法大楼和周围街巷纷纷献身。成千上万居民半月之内搬出家园，为人民大会堂献出了这一片无价而又珍贵的地皮。

 

曾住在銮舆卫夹道的老人王琴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故土难离，但为了人民大会堂，大家都没说二话，千家万户老北京人，成了最早的拆迁户。拆迁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政府给予安置并辅以经济补偿。可不知为什么，白天高高兴兴，到了晚上却睡不着觉。”眷恋之情难以割舍。

 

那里还有很多永远失传的地名：大中府、小中府、大四眼井、小四眼井、旗守卫、銮舆卫夹道、兵部洼（修国家大剧院时拆迁）……从冠名和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在明清时候，它们大都具有为紫禁城服务的职能。

 

遗憾的是，那时普通人还没有相机，关于那里留下的影像记录非常少。

 

而对于拆迁，多年后，刘心武在《立体交叉桥》里面是这样描写的：

 

拆迁！对于北京市成千上万仍旧住在古老的、不方便的、往往是拥挤的平房中的家庭来说，不啻是福音，是通向光明与幸福的阶梯。拆迁总是伴随着这几种情况发生的：要建庞大的公用建筑；某系统某单位要征用地皮进行扩建；要为首长建筑用房；房屋危险需拆除重建。

 

解放后的头十多年里，政府对拆迁户充满了歉意与关怀，所以，几乎所有的拆迁户所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凡拆迁到新住宅的，不但肯定可以改变几代同室的拥挤状况，而且往往大大地扩大了居住面积，改善了居住条件。

 

那时候，拆迁户本身很少提出非分要求，未轮到拆迁的家庭对他们也不嫉恨，因为总觉得市政建设发展得很快，不久也便会轮到自己。

 

主办拆迁的工作人员们那时也比较廉洁公道，很少有因受礼受贿或因“背景”、“面子”而徇私的事情发生，直到今天，人们还津津乐道1959年因修建人民大会堂而拆迁的那些住户的可羡命运，他们不但一律迁到了比原有条件好的新住宅楼中，而且，人民大会堂建成后，他们又一律受到了市长的亲自邀请，成为了那富丽堂皇宫殿的首批参观者，并在金碧辉煌的宴会厅中受到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款待……。

 

但仍然有大量的居民，因此遭遇了居住条件下降等问题。

 

1959年2月2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大会议室召集副总理及有关部长们开会，商讨压缩国庆工程问题。他在会上说：国务院信访办曾接到原拆迁居民的来信，他们反映现在的居住有困难。人民现在居住环境都保障不了。我们绝不能像旧社会那样，只求表面上的繁华，而不顾人民的困难。为此，我们要对一些工程项目进行压缩，以便挤出更多的材料多为人民盖一些住宅。经过会议讨论，最后决定：科技馆、美术馆、国家剧院和电影宫等建筑缓建。

 

“我们推迟一些建筑，是要把材料和劳动力省下来，去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周恩来说，“1959年北京新建30万平方米住宅，我看太少了，至少要建50万平方米，争取在国庆节前完成。”

 

而事实上一直到80年代中后期，这些人的居住状况才逐步改善。

 

有媒体揭密，周恩来在去世之前曾说，十大工程欠了北京老百姓的债。

 

大跃进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位曾亲历大跃进的外国记者是这样描述中国的大跃进的：当时中国各项工程的建设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4家医院、6座工厂和11个完整的街区仅在数周之内就设计、建造并完工了。1957年我在南京住过的一家宾馆—四百间客房，每间都配有用瓷砖砌成的盥洗室——是在17周之内建成的。

 

说到人民大会堂，他这样写道：“……当一万四千名工人施工时，北京市民自愿提供各种帮助，几万名市民利用周末、晚上或节假日参加义务劳动。有一次，当我们驱车驶过大会堂时，我的一位翻译姑娘指着大会堂说：‘建造大会堂，我也出了一份力。’”

 

最后他说：“即使大会堂在10年内建成，在建筑史上也同样是辉煌的一页。从设计、建造到全部竣工，大会堂仅用了10个月，这真是一项奇迹。”

 

1959年10月1日，人民大会堂前彩旗招展，作为大游行的一部分，文艺大队在天安门广场上表演了孔雀舞。从她们的笑容里，我们看不到饥饿、看不到困窘，能看到的只有喜悦和自豪。后来，有人用“集体臆症”这四个字来反思那个时代，也许我们在责问故人之前，更该用往事警戒自己。

 

1958年12月3日，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后，有两千多位妇女代表参加了大会堂的义务劳动。其中，一位来自广东江门的代表孔女同志面对刚刚搭起轮廓的人民大会堂，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好漂亮呀，像天一样大。”

 

的确，这是“敢教日月换新颜”的奇迹，而这样的奇迹，可能永远都不会有重演的机会了。只是索尔仁尼琴说过：“忘旧事者，失双目。”往事，是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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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猫就说喵”微信公号，原载《中华遗产》2009年第09期，标题为《我们怎样建造了人民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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