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新的先进调研手段不断加入到我们的工作中，但深入系统的蹲点调研，仍是各级领导干部无法替代的基本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蹲点调研、‘解剖麻雀’是过去常用的一种调研方式，在信息化时代依然是管用的。” 

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同志视察国营南京无线电厂。

1983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农贸市场。

1961年4月，刘少奇同志在湖南农村做调查研究。

1961年5月，周恩来同志带领工作组在河北邯郸农村调查。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鉴往而知来，温故而知新。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调查研究方法，对于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把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凡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

老一辈革命家搞调查研究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调查研究亲力亲为，身体力行，亲眼看，亲耳听，亲手掌握材料，亲自分析研究，得出结论。

在我们党内，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作用和意义认识最早最深刻。他认为，凡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都坚持进行亲身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花了10多天时间做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就是这次调查的成果之一。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著名论断，并深刻阐释了调查研究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毛泽东后来讲到《反对本本主义》时说，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亲身调查研究。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第25条专门对高级领导干部调查研究作出规定：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做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

毛泽东这样说也带头这样做。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后，为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问题，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社队，进行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从而对农村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社队规模、分配制度、公共食堂等多方面的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是如此。年事已高的朱德，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1976年去世，每年都要拿出两到三个月或者更多的时间，深入厂矿、农村考察。视察回来后，他常常不顾旅途劳顿，亲自主持起草调查报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1951年到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调研报告，其中98份报告是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坚持亲身到实践中去调查了解清楚情况，然后再下结论、作决断。经济特区创办后备受争议，邓小平说：我要来看一看。1984年初，他先来到深圳，深入商业区、工厂、蛇口工业区、渔民村等了解情况。离开深圳后，他写下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随后，再经过对珠海和厦门经济特区的调研，他明确提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以自己亲自调研的所见所闻和深入思考，作出给予经济特区充分肯定的结论，推动进一步搞好经济特区，扩大对外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调查研究的作用和要求没有变。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搞调查研究要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到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到市场社区，亲自察看、亲身体验。

二、要眼睛向下，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做正确的调查，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诚心诚意拜人民为师，真正联系群众，和群众做朋友，从而调查出真情况来。这一点，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展调查研究时反复强调的。

毛泽东对不做调查、不同群众商量作决策深恶痛绝，他称这样关在房子里作决策是“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他说，我们搞调查研究，如果“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甘当小学生，是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的切身体会。1941年3月，他在《农村调查》序言中回顾之前的几次调查研究，说自己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在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毛泽东还总结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党内兴起了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

对于拜人民为师的重要性，刘少奇也深有体会。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他到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调查研究。下去前，他就对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要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刘少奇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摘下青呢帽，露出满头银发，诚恳地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这让在场的干部群众十分感动，开始真实地反映情况。刘少奇还来到生产队，和社员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他发现困难的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原先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是政策错误，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并客观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

老一辈革命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经验和方法告诉我们：领导干部只有深入群众，真心对待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听到实话、察到实情，才能切实把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了解清、分析透、解决好。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搞调查研究身入更要心入，对群众动真情，把群众当亲人，和群众 “坐一条板凳”，倾听群众呼声，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使各项决策和各方面工作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意愿。

三、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的问题。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通过调查研究弄清问题性质、找准症结所在，进而有的放矢、解决问题，是老一辈革命家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

刘少奇特别强调做调查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他说：为什么要做调查研究呢？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那末，首先脑子里面要有问题才能调查。你脑子里面连一个问题也没有，就去搞调查，那就会搞得没有个边。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对国民经济作出调整，成为紧迫任务。为此，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调查研究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了解清楚实际情况，找到应对严峻形势的办法，毛泽东为此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花了大量时间，深入工厂农村搞调研。由于目的明确，调研充分，情况摸得准，我们党及时调整了政策措施，为解决严重的经济困难问题，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设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过程中，邓小平也是带着问题不断进行实地调研。比如，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翻两番”靠不靠得住？“小康水平”是什么样子？带着这样的思考，邓小平1983年2月专程前往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浙沪地区，进行了3个星期的调查研究。在苏州，江苏省负责同志向他详细汇报了全省及苏州工农业生产情况，表示像苏州这样的地方，准备提前5年实现“翻两番”。当邓小平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后的社会面貌时，江苏省负责同志具体汇报了6条：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人不再外流了，中小学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和江苏一样，浙江、上海等地也是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坚定了邓小平对“翻两番”、实现小康目标的信心。回到北京后，他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介绍这次调查的情况，高兴地说：“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加复杂繁重，这就愈加需要领导干部在调研时坚持问题导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把问题弄明白，从而“对症下药”、科学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他要求领导干部搞调研，要有明确的目的，带着问题下去，尽力掌握调研活动的主动权。要力求准确、全面、深透地了解情况，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

四、选好调查的典型，深入解剖麻雀

“解剖麻雀”是毛泽东对典型调查方法的形象比喻。他指出：“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

解剖一个麻雀，首先要选好麻雀，也就是要选好调查研究的典型。怎样找调查的典型呢？毛泽东说：“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他还说：“在一切活动中找出几个令人满意的和令人不满意的典型例子，经过深入研究，总结经验，得出具体结论”。

毛泽东所做的很多调查，都是“解剖麻雀”的范本。《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毛泽东留下的最早一篇比较完整的调查报告，采用的就是解剖典型的方法。在这次调查中，他详实地了解了壮年佃农张连初的生产生活情况，特别是包括“田收”、喂猪、工食省余等在内的“收入之部”，包括食粮、猪油、灯油、茶叶等在内的“支出之部”。毛泽东分析指出，这户佃农如果没有天灾人祸，“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事实上佃农不能个个这样终年无一天休息地做苦工，稍一躲懒，亏折跟来了。”他指出，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这份调查报告通过一个典型案例，大致上反映了当时中国佃农的苦难状况，后来被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对中国广大农村有深刻的认识，是同他善于把握典型，运用由点及面的调查方法分不开的。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老一辈革命家作出了许多蹲点调查“解剖麻雀”的典范。1961年4—5月间，刘少奇在湖南宁乡、长沙等地农村蹲点调查44天，其中33天吃住在农村生产队，先后召开了20多次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对6个生产队作了详细解剖，从中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迅速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据。陈云到家乡青浦小蒸的蹲点调研，也是剖析典型的范例。陈云后来回忆起1961年这次蹲点调查说：“一九六一年我在小蒸——我的家乡做调查研究工作，蹲了半个月。调查中发现，公家养猪的地方脏得一塌糊涂，小猪、大猪、病猪、好猪都吃一样的东西。我看到农民家里养的猪，干干净净，还捉泥鳅喂猪吃。所以，当时我主张把猪分给农民私养，包括大部分母猪。回到北京以后，我向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那次我花了半个月，调查一个小蒸，一个乡就是了。”

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新的先进调研手段不断加入到我们的工作中，但深入系统的蹲点调研，仍是各级领导干部无法替代的基本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蹲点调研、“解剖麻雀”是过去常用的一种调研方式，在信息化时代依然是管用的。

五、开调查会，是了解情况最简单易行又可靠的方法

根据不同的调查内容，召开不同形式、不同规模、不同时间的调查座谈会也是老一辈革命家经常采用的一种调查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广泛可靠。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用较大篇幅专门讲开调查会的调研方法。他认为开调查会，是了解情况最简单易行又最可靠的方法。“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他介绍了自己独创的调研方法，包括调查会到些什么人、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等。朱德在指挥打仗时，把调查座谈会开到了前线。1947年10月，为了确保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朱德深入前线，专门到炮兵旅驻地实地考察，召集部分连队指战员座谈如何打阵地攻坚战，如何打碉堡、暗堡，如何实施迫近作业和坑道爆破，如何开展巷战等。石家庄刚刚解放，他又召集参加攻打石家庄的50多位指战员，开了3天座谈会，每次都是多则八九个人，少则五六个人。朱德亲自口问手记，同大家切磋研讨，总结攻坚战斗的具体经验。

邓小平同样重视开座谈会的方法，1977年他刚刚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即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收集全国有关科技教育专家谈对科技和教育工作的意见。邓小平会前亲自拟定了参会人员名单。从8月4日至8日，座谈会一开就是5天。会上，邓小平请大家畅所欲言提意见。他认真听后说：“通过这次座谈会，我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开始了解了当前应该首先解决的一些问题。”座谈会最后一天，他提出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重要意见，指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四个现代化要从科技教育着手，并作出了1977年当年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

六、调查研究要系统全面，集思广益，多注意听反面的意见

毛泽东曾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他多次强调：像我们这样一个大政党，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都要研究，都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在党的八大召开前，为了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新中国成立7年来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集中、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做好八大的准备工作，刘少奇从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先后约请37个部门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在此期间，他除了参加外事活动和出席中央有关会议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座谈会，详细询问和了解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财政、金融、文化、体育、卫生和国民经济计划等各方面的情况，记下了几万字的笔记，并对各部门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毛泽东得知刘少奇的调查后，给予高度肯定，也产生了极大兴趣。从2月14日至4月11日，他历时2个月，按照重工业、轻工业、交通邮电、农林水利、财贸金融这个顺序，先后听取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4月18日起，又用了6天时间，专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同时，要求各地方认真细致地汇报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的情况。以这次调查研究为基础，毛泽东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新方针。

领导者即决策者，要求每个领导对每件事情都精通是不现实的，特别是一些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这就需要领导者在工作中广泛听取意见，包括反面意见。老一辈革命家注意在调查研究中，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作为一种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

在延安整风中，为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解决文艺方针问题，毛泽东约请萧军、欧阳山、舒群、艾青、刘白羽、丁玲等著名作家个别谈话，有的谈了多次。他还请他们帮助搜集文艺界的情况，包括搜集各种不同意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参加座谈会，虚心听取每位文艺家的发言，坦诚地和大家交换意见，才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纲领性文献。

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做得也非常出色。他说，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敢于听取不同意见，敢于和不同意见的人讨论问题。他注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集中大家的正确主张，汲取众人的知识、智慧，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决定，不盲目拍板。在三峡及葛洲坝工程决策中，存在“两派之争”。周恩来说过，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争论只要不妨碍工作， 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意见。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谈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把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因为这样才能有利于工作。他多次强调，敢提意见就好，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每次开工程研讨会，周恩来都让工作人员通知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参加，在会上还特意请他谈看法，会后又让他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附在报告后面一并送毛泽东参阅。

陈云也非常重视听取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样能得到更全面的认识，能作出更正确的决策，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他说：“在干部中间多注意听反面的意见，这是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凡是提出一种意见的人，他总是看到了一点东西。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不要怕，有错误的意见，可能使正确的意见更加正确。”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陈云即使有了自己的意见，也往往不急于表达，而是引导下级和群众先讲出各自的意见，特别是有意识地引导他们来反驳、批评自己脑子里头已经形成的意见。他还把自己的心得概括为“交换、比较、反复”的六字箴言，在党内广为流传。

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除了以上带有普遍性、原则性的方法，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准备调查纲目、收集调查材料、做好会议记录、撰写调查报告等具体工作，也总结提出了很多方法和技巧，这些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曾说：“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我们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一定要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学好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掌握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思考新思路，确定新举措，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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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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