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亲眼观察的大量事实证明，显而易见，华北民众对中共的支持是这样广泛深入，已经不可能再把这个现象看成是他们为了骗外国来访者而演戏了。”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44年至1947年，美国曾先后派遣100多位各军兵种的军事专家进入延安和晋察冀、晋西北、冀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深入调研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动员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战争的情况。观察调研中，他们向美国发回大量机密观察档案。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反法西斯研究中心对这批已揭秘的档案进行了系统收集、梳理、研究。尘封多年的档案表明：当年，在所有参与观察调研的美国军事专家眼中，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反法西斯研究中心主任吕彤邻教授带领中美学术团队，收集整理这批珍贵档案，呕心沥血，终于得以还原一段尘封的历史。

 

1944年2月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驻华外交官戴维斯、谢伟思的建议下，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日军的主力集中在华北，但是那里以及东北的消息来源很有限。因此，希望能尽快与延安建立关系。

 

1944年7月，经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延安中共中央同意，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被派往延安，主要任务是准确收集有关中共抗日能力和决心的情报，看看有没有可能利用中共武装力量，减少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人力物力损失。

 

不久后，美国驻华总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派出一批精锐的情报人员到延安以外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考察，以了解真实情况。因为他当时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是说共产党如何坚持抗日、功不可没；另一种是说延安在演戏，弄虚作假、游而不击。

 

1944年10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秘的雷蒙德·卢登以及高林、杜伦、惠特赛等情报人员踏上了危险的考察之旅。他们分别在晋绥、晋察冀、冀中，以及热河、辽宁一带敌后根据地对中共武装力量进行了4个月的考察。

 

在考察期间，每位美军观察组成员详细而认真地收集了中共游击战的情报，并尽可能从各个角度对中共的军事组织结构、武器装备来源、衣食住行、受老百姓支持力度、抗日实力、战略战术，以及收集日本情报的潜力等方面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职业化与综合性分析。

 

很快，日本情报机构也获悉了美军观察组的行程，以每人几千美元的价格悬赏捉拿，死活不论。一路上，观察组成员几经历险。其中，惠特赛和中国翻译李建华在太行山遭遇埋伏，被日军残忍杀害。

 

杜伦在冀中考察，遭遇伪军围剿，不得不在地道中躲避了10多个小时。当地一位农村大娘坚决不告诉敌人地道的出口，被砍掉了几个手指。

 

档案显示，1945年2月，卢登给美国军事情报助理参谋长写了3份实地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经过在晋绥与陕甘宁边区4个月的旅行考察，我坚信中共充分证实了他们所说的受到了人民拥护与支持的事实。”

 

卢登还在调研报告中这样描述八路军的领导人：“每个八路军领导人，无一例外，都是坚韧不拔的，久经考验的志士，而且都能为老百姓提供一个充满活力的领导方案。无疑在今天的中国来讲，他们是最现实的，最脚踏实地的，最坚强勇敢的群体。”

 

他最后总结道：“在中国现代史中，第一个完全由中国人自己领导的行政机构，在广阔的行政区得到了老百姓的真正支持和积极参与，正在发展壮大。”“我们亲眼观察的大量事实证明，显而易见，华北民众对中共的支持是这样广泛深入，已经不可能再把这个现象看成是他们为了骗外国来访者而演戏了。”

 

美军观察组档案还显示：中共控制下的敌后根据地是美国军方在华搜集情报的主要来源之一。尤其在抗战后期，美国很难从国民党军队那里及时获取准确的日军情报，这也是促使美军观察组坚持要到延安开展调查的重要原因。

比如，为美军飞行员提供了更安全的飞行条件，保障了对日本本土实施的战略轰炸任务。

 

美方认为“几乎在日占区的每一个角落，延安方面皆有常驻情报人员或武装力量。因为他们不断与日军发生战斗，他们拥有敌军战俘与情报的出色资源。”

 

美军观察组负责人包瑞德在给战略情报局的报告中写道：“这一点完全可以看清楚，只要有共产党人的合作与协助，你们所做那种工作（情报搜集）在华北一带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同时，观察组成员克洛里少校认为，中共的根据地是“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敌后军事情报来源”。

 

通过实地调查，许多西方军事人士开始意识到：游击战是中国战场上打击日本侵略者最可行的方式。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队长、罗斯福总统的亲信卡尔逊前往根据地深入观察了解之后，对中共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

 

他曾在《关于中国西北部军事活动的报告》中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广大民众具有一种崭新而且不寻常的民族主义精神；八路军的领导人发展了非常有效的游击战模式；日本步兵很大程度上依赖现代武器的帮助，日军在应对传统军事战役时效率较高，但面对没有固定章法可循的游击战术却无所适从。

 

美军观察组高度重视中共的“心理战”（即宣传动员），仅专门记载中共对日本战俘宣传教育过程与成就的报告就有71篇。在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还与延安工农大学的150名日本战俘展开广泛交流，努力争取日本军人投诚，为抗日作出贡献。当时，美国作战部在重庆的负责人费舍尔在观察组的帮助下，把中共对日本俘虏的“心理战”运用到美国在太平洋一带对日作战的实战中，打破了日军宁死不降的神话。

 

美军观察组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高度评价令蒋介石非常气恼。档案显示，1944年蒋介石曾给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驻渝外国大使馆向其政府提出国共形势之报告，常偏袒奸伪。查奸伪对外宣传无孔不入，于此更可见其深入。反之，亦可见我外交干部缺乏政治训练。”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第三任组长威尔伯·彼得金在政治上属于右翼。在根据地考察期间，他从不掩饰个人的反共立场。通过对敌后根据地的考察，彼得金告诉晋察冀军区政委程子华等人：“我虽然不同意你们的主义。但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非常同意，并且予以赞赏。”尽管意识形态不同，彼得金回到美国后多次举行演讲，向美国社会介绍中共不为人知的“地道战”“地雷战”所取得的军事成就。

“美军观察组成员大部分是军人和传教士，传统上属于右翼。他们对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好评，从另一个层面充分证明了：八路军、新四军开展的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确实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吕彤邻说，“中共领导的对日作战卓有成效，在中国基层社会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并且在政治上、军事上具有难以估量的发展潜力。显然，这就是吸引大量西方人关注敌后战场、愿意与中共开展战略合作的现实基础。”

 

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冷战思维，美军观察组成员在麦卡锡时代遭到了集体迫害。他们的观察报告不仅在当年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至今仍然尘封在档案馆里无人问津，成为西方学术界的“隐形禁区”。

 

目前，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反法西斯研究中心已编纂完毕第一期“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战档案汇编”6卷，即将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还获得中央档案馆的支持，首次解密中央档案馆收藏的77件美军观察组档案和21幅珍贵照片，并将出版“中央档案馆藏美军观察组档案汇编”。将同一历史事件的中英文原始档案一同公开出版，以还原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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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星照耀世界”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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