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谓中日大分流是指近代中日两国在迎接西方列强的挑战上所导致的发展道路的根本性不同：日本加入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队伍，而中国却沦为了其半殖民地！它通过讲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近代中国与日本的不同传播对国家命运的重大影响”，揭示了经济思想对发展道路及其政策的重大影响。在该文中，笔者通过对鲜为人知的史料挖掘，揭示了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其领导集团集体接受了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从而对其保护民族经济、财政金融改革、统一国内市场和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等改革活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从洋务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精英阶层很少有人知晓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更没有人认识到这种经济意识形态对中国近代化的重大意义，他们考虑到了作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核心的技术引进、政治制度革命和文化变革在中国近代化中的重要性，但唯独没有考虑到在民族主义经济学说的指导下民族国家经济制度建设在国家近代化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导致“中日大分流”的首要因素。

【笔者按：晚清政府腐败、军事体制落后等目前人们所谈论的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其根本原因，这些只是晚清政府领导集团毫无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及其战略的具体体现。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源在于晚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在于晚清领导集团毫不知晓日本明治政府深得其精髓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是指导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和经济学说，其精髓就是一国的内政外交战略及其政策制定都必须遵循"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的国家致富原则。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保护民族经济、与外资作斗争、建立独立自主工业技术体系和重构东亚秩序的"李斯特式"自主发展道路，而晚清政府走的则是自由贸易、在国内市场"稍分洋商之利"和"外须和戎"的依附于西方列强的买办道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发展战略观的本质不同导致了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大分流"，并最终决定了其截然不同的命运。与流行的看法相反，笔者认为，甲午战争并没有打醒中国人，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没有探索到导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李斯特式"的道路，因而，即使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它也无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命运。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当代世界，"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已不再是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道路。】

引言

对于19世纪的两个后发工业化国家——美国和德国在1900年成功地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工业化大国来说，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在学术界已经得到较普遍承认的历史事实。但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和事实却是：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1912）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国家精英们集体接受了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学，并尊奉为治国的圭臬；而从洋务运动一直到辛亥革命，不仅洋务运动领导集团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严复除外），无一人知晓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学特别是李斯特经济学，而且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和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还接受了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说，正是这一因素并由此产生的不同的经济体制导致了近代中日两国在迎接西方列强的挑战上出现了“大分流”：日本加入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队伍，而中国却沦为了其半殖民地。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中西“大分流”问题谈起。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教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1]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彭慕兰通过对英格兰和中国江南地区的具体比较，探讨了中国和欧洲为什么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以“大分流”概括这种重大的历史变化。正如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所言，“老井水深”，英国爆发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无疑是值得继续深探的老井，但有一个问题更值得我们反思：中国不仅未能像英国那样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为什么反而在后发工业化道路上却大大落后于日本呢？笔者曾将这个问题称为“中日大分流”：中日两国为何因西方列强的挑战而在近代化道路上出现大分流：日本加入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而中国却沦为其半殖民地！附带的一个问题则是：如果中国在后发工业化道路上都大大落后于别国，那么，彭慕兰对中国与率先实现工业化的英国进行比较，其意义还会像其推崇者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吗？

“中日大分流”这个问题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目前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更有意义，因为当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后，它就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强有力的“排挤性竞争”，以至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自此之后沦为历次工业革命领先者的边缘性附庸成为常态，而自主发展却属例外。众所周知，中日两国的近代化都是在西方列强的强迫之下发生的社会变革，无论是历史背景、社会文化、起步条件以及自强或维新的时间上都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为什么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工业革命领先者的附庸地位，而中国在甲午战争后却沦为日本的附庸？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可能反过来让我们发现在“中西大分流”研究中未能注意到的某些关键性因素。那么，究竟是哪些根本性的因素导致中日两国在近代化过程中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呢？中外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已进行了长期研究，提出了各种富有启发性的解释，但这些解释仍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之处。

例如，目前仍占统治地位的一种观点将洋务运动的失败归于封建专制，归于没有建立西方式议会民主政体。但明显的问题是：与清政府一样，德国、日本和俄国都是在封建专制下发动其工业化的，在列宁的笔下，德国被称作是军阀的和容克的帝国主义，俄国被称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日本则被称为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日本在1890年开议会，四年后取消，实际上仍是专制政体；德国的封建帝制是在1918年因为一战战败而瓦解的，但德国在1900年就已经超过英国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强国；沙俄的封建帝制则是在1917年才终结的。为什么德日俄通过专制制度的“富国强兵”在19世纪末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而晚清却遭到了他们的瓜分呢？因此，简单地从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的两分法解释“中日大分流”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又如，美国杜克大学高柏教授在《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一书中指出：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显示了与盎格鲁-撒克逊截然不同的另一条工业化道路，这种工业化道路被认为是对西方国家巨大的挑战。但是，这个结论成立吗？本课题研究通过对中日两国在保护国内市场、货币银行制度、外资政策、是否统一国内市场进行深入比较，笔者发现，虽然中日两国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但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回事，在货币银行制度、外资政策和是否统一国内市场上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巨大的差别呢？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的言行证明，日本在保护国内市场、建立国家银行体系和统一国内市场的制度建设上都是模仿英国和美国的崛起模式建立的。当我们的视野从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31年回溯到日本明治维新初年，我们还能说日本的工业化道路是对西方国家的巨大挑战吗？而这个结论对彭慕兰有关“中西大分流”的解释是否又提出了挑战呢？

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所建立的经济制度与当时英国、美国和德国的民族国家经济制度没有本质区别，日本只不过是适应其国情做了改造而已。这一结论使笔者从目前仍流行的“器物-制度-文化”的近代化过程观中发现了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们在认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上的历史局限性。在近代史上，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打击下，中国的仁人志士们经历了一个先是发现中国的器物（技术）不行，后又发现是政治制度不行，最后则发现是文化不行。由梁启超所概括的这种近代化过程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从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心路历程。用一种综合性的观点来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实际上是认为，首先是缺乏文化变革，其次是落后的政治制度，这才是最终导致中西方发展道路“大分流”的关键性因素。那么，中国近代仁人志士们的这种认识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呢？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及其启蒙思想家们忽视了民族国家经济制度的关键性作用呢？本文将对这些问题逐一展开讨论。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本原因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是日本明治维新获得成功的标志性事件。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笔者2012年曾在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2]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集体接受以李斯特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学是其成功的关键性因素。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学揭示了后发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崛起的客观历史规律，它并非单纯的经济学说，而且也是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学说。在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不久，日本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就以迅猛之势展开，这与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学在日本被其国家精英们所普遍接受具有根本性的联系。我们知道，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主宰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内政外交政策，但我们并不知道的是，这两位领导人以及明治维新的绝大部分国家精英们完全接受了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学。我可以举出这方面的四个历史事实作为证明。

第一个是，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大藏省官员若山则一（Wakayama Norikazu）在 1870年就出版了宣传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保护税说》，在该书中，他提出日本必须实行贸易关税保护政策，并在该书的《附录》中大量引用了第二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亨利•凯里有关贸易保护主义成功的历史事实，这种保护主义思想得到了当时任内务部部长(相当于现在的总理)的大久保利通的支持。大久保利通写到，

【“现在是最适当的时机，政府和官员们应该采取保护性政策，旨在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已经开发的产业必须予以保护，尚未开发的产业必须予以建立”；】

在上呈天皇的备忘录中，大久保利通显然对亚当•斯密不屑一顾，因为他向天皇推荐效法的是遭到亚当•斯密大力批判、但却催生了震撼世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重商主义时期的保护主义经济发展战略。

第二个历史事实是第二代美国学派的综合者帕申·史密斯在1871年至1877年曾担任日本天皇的顾问，当他离任返回美国时，“美国的保护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已经在（日本的）政治家、政府官员以及学者中达成了普遍共识。”帕申·史密斯何许人也？迈克尔•赫德森的书中写到，帕申·史密斯是美国内战以前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对他同时代的著名李斯特主义者、林肯的经济顾问亨利·凯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还是曾担任林肯与约翰逊总统两届政府国务卿苏厄德的追随者和顾问，曾一度在苏厄德国务卿任期内的国务院中是排名第三的人物，“帕申·史密斯的《（政治经济学）手册》出版于1853年，比共和党成立还要早一年。该书为这个新政党的以下纲领提供了理论基础，即保护性关税、工业化战略、内部改善以及废除黑奴制度——所有这些政策在美国内战的重建时期一直在实行。”苏厄德在访问日本时，与日本结下了特殊的友谊，日本要求美国为其天皇派驻国际法律顾问，帕申·史密斯因此就担任了这一职位。作为坚定和充满激情的李斯特主义者，帕申·史密斯极力促使日本的国家精英们采纳李斯特经济学和美国学派的国家发展战略，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他最终实现了以其经济学说作为“帝王师”的人生目标。

第三个是1870年11-12月间，日本政府派遣大藏省少辅伊藤博文前往美国考察财政金融制度，由于受到美国高关税保护制度的启发，1871年3月，在美国考察的伊藤博文在给政府的意见书中指出，“尚未臻于完全开化之国如我国者”，关税保护乃是最合适的制度，英国之所以富强也是由于“初借此法大兴产品之制造”，现在英国人主张自由贸易，“并谋诱导我国亦行此法”，“此乃彼国谋求自利之术，对我国有大害；我国应如同美国设置关税保护，以发展我国内之生产”，当伊藤博文回国时，他已经成为以关税保护、国家银行和内部改善为核心的“美国制度”在日本的坚定推行者。正是根据美国学派经济学家帕申·史密斯的建议和伊藤博文这次考察的建议，日本政府决定中央银行采用由国家控制的美国国家银行体系模式，而非采用私人控制的英格兰银行模式，1872年颁布国家银行条例，并在1882年建立日本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的建立排除了西方列强对日本金融体系的控制和支配，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工业化提供了关键性的国家信贷支持，后面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第四个历史事实是岩仓具视使节团对美欧国家立国之道的大规模考察。明治维新之后，通过废藩置县、消除割据势力，日本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在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发展道路上，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却仍然没有明确的战略，因此，他们决定派出被称为“几近日本行政部门的全体出动”的大规模使节团考察西方列强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模式。1871年12月23日，岩仓具视率领使节团从横滨出发，踏上了“考察美欧”之途，1873年9月回到日本，历时一年零9个月。在美国的半年时间里，他们积极地阅读美国学派先驱汉密尔顿及其支持者如美国将军和总统格兰特（Ulysses S. Grant，1822-1885)的论著；然后，他们到了德国，在当时的德国，正如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写道的，“德国所有大学都在学习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而且此书还是俾斯麦的案头书”，所以，他们阅读李斯特的著作，并在柏林的许多场合会见俾斯麦，俾斯麦向他们指出了19世纪国际社会中强权政治的活生生现实，指责英法的殖民统治，现身说法地讲述了弱小的普鲁士如何成长为德意志帝国的艰苦奋斗的历史，这不仅给使节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对日本崛起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

那么，为什么日本精英为什么能够集体接受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学呢？

明治初年，日本继续受到幕末以来对外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和当时的中国一样，日本也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不能运用关税控制权自主地保护它的新生工业，直到明治时期（1868-1912）末期的1911年，日本才最终获得了关税自主权，它怎么可能保护其民族经济，在明治时期就走出一条类似于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崛起道路呢？这正是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所苦恼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讲一下自称为“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的故事。在岩仓具视使节团的考察过程中，“坐在疾驶的英国火车上，看着外面的工业化景象，大久保利通……陷入了沉思：英国曾经是与日本一样的小的岛国，但它系统地实施了保护主义的自强战略。……英国曾经坚决维护贸易保护政策，直到它取得工业领先地位以后才放弃了这一做法而主张自由贸易。日本没有17世纪的英国所享有的控制关税和商业贸易的自主权。更令人苦恼的则是欧洲拒绝有关不平等条约的重新谈判。”怎么办？！岩仓具视使节团这次出使美欧国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试图修改西方列强强迫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其失败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挫败感。

然而，正当岩仓具视使节团为此而苦恼的时候，“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德国参谋总长毛奇的一席话使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茅塞顿开。俾斯麦告诉他们，“方今世界各国，虽皆以亲睦礼仪相交，然全属表面现象，其于阴私则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虽云保全列国权利之典常，然一旦大国争利，利己则执公法不动，若不利则翻以兵威相见，固无常守”；德国参谋总长毛奇也说，

【“法律、正义、自由之理，不足以保护国内，也不足以保护境外，非有兵力不可。万国公法，也是系于国力强弱，局外中立而唯守公法者，乃是小国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

俾斯麦和毛奇的话使岩仓具视使节团的成员们兴奋不已：弱小的普鲁士不就是依靠“振兴国力”即发展经济军事实力，成为新兴军事强国的吗？再往前说，英国不也是通过三次英荷战争、英法战争、武力占领印度以及鸦片战争，从一个孤悬欧洲大陆之外的落后岛国变身为“日不落帝国”的吗？英国和德国能够做到的，日本也能做到！在日本身边，大清帝国还在沉睡，琉球和朝鲜这两个满清的藩属国不就可以首先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进而台湾、满洲和中国大陆不就可以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吗？这真乃天赐良机！日本暂时惹不起西方列强，身边的肥肉怎能放过？大久保利通为此兴奋不已，他给西乡隆盛写信说，听过俾斯麦的一席话之后，我开始感到日本的前途大有希望了；他还说，来到德国， 最有意义的是见到俾斯麦，

【“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用俾斯麦的强权，缔造英国式的富强……（为此）即使我一个人， 也要维持这个国家!”】

对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来说，自对外开放以来，欧美各国一直侵略日本，被强加各种不平等条约，日本实力不够，暂时无法直接对其反击，所以，他们认为，通过侵略琉球、朝鲜和中国找回这种损失，并通过这种侵略强大起来，才能实现与西方列强们平起平坐乃至最后进攻他们的目标，“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德国参谋总长毛奇的一席话为他们从前已接受的侵略邻国战略提供了根据。

【“这种以屈服于欧美和侵略邻国为日本出路的想法，在幕府末期就已经由长州的吉田松阴——后来成为明治政府领导人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的老师——明确地阐述出来。……松阴的观点被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弟子——明治政府领导人——继承下来……这点一直贯穿着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大久保死后，主要由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推行的征伐朝鲜到甲午战争的侵略主义，也没有偏离在对近邻的侵略当中找回从属欧美的损失这一念头”。】

我们知道，吉田松阴的观点是典型的封建帝国主义侵略思想，并不含有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的任何元素。但对于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来说，欧美之行使他们为吉田松阴的思想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含义：强大的工业是英国作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关键，而工业则需要殖民地作为原材料来源地和产品的销售市场，但日本资源匮乏、市场狭小，所以，日本只有把朝鲜和中国变成殖民地，才能确保作为日本崛起所需要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工业制成品销售市场。正如甲午战争的发动者伊藤博文后来露骨地指出的，瓜分东亚的目的，

【“和‘仅仅为了侵吞国土和荣誉’的（甲午战争之前的）‘昔日之战争’不同，‘其目的在于消除向国外扩充工商业利益时的外来障碍，或主动向世界扩张工商业’，即‘必须带来资本主义利益’。”】

由此可见，伊藤博文是深得英、美、德崛起成功经验的精髓。

正如Ian Patrick Austin指出的，日本明治维新国家精英们的核心目的是建立可持续的政治、战略和经济结构，这不仅仅是为了预防日本像大多数东亚国家那样被殖民地化，而且要遵循英、美、德崛起的道路，并使自身成为东亚区域的殖民主义者。由此可见，甲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它是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初年就已经作为一种国家崛起的战略精心策划好的，而满清统治者在战争爆发时仍对此一无所知。这说明，洋务运动一点也没有看清殖民主义在当时作为国家崛起必由之路的世界大势，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初就以这种世界大势制定了通过在东亚建立殖民地实现国家崛起的战略，视野的差距如天壤之别，不禁令人浩叹！

但是，对于上述历史过程，目前国内学术界并没有清晰的认识，甚至有些学者还极力扭曲对这种历史过程的认识。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勇研究员就认为，

【“如果按照（洋务运动）当时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走下去，不发生甲午战争，中国不犯这么一个‘颠覆性’的重大错误的话，中国的经济继续成长，它就一定会去调整社会结构，也得走自由贸易、自由经济之路，允许非国有企业发展，慢慢也能够成长出一个中国自己的资产阶级。但这是历史假设，没办法重新来过。”】

马勇的意思是说满清不放弃朝鲜，跟日本打了一仗，是犯了“颠覆性”的重大错误。

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马勇的说法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他的观点纯粹是近十多年来席卷中国的买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物。马勇这段话里关于甲午战争和洋务运动的认识都是错误的，让我先谈甲午战争的问题。即使满清政府当时拱手把朝鲜让给日本，这种绥靖主义也是无法阻挡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的，历史文献对此记录的很清楚：日本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二十年就已经制定了先割走中国台湾、再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继而把全中国作为其殖民地的既定战略方针，如果按照马勇研究员的说法，满清对日本一点也不抵抗，这难道不会更加刺激日本侵略者的胃口，导致整个中国在1937年之前就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马勇研究员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把甲午战争说成是满清政府犯下的一个“颠覆性”的重大错误实在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对甲午战前世界大势的认识实际上没有超过李鸿章，这是为什么他对李鸿章佩服的五体投地的原因。马勇研究员的许多奇谈怪论，如“日本使朝鲜内部分化，就是要建构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要把朝鲜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近代战争就是一个愿赌服输，不存在不平等条约”，等等，这活脱脱就是一种“买办史学”的典型代表。马勇研究员在中国历史学界并不是个案，近十多年来，为袁世凯、李鸿章翻案，否认中国革命的合理性，这种虚无主义的“买办史学”沉渣泛起，甚嚣尘上，实在是一种不祥之兆！甲午战争已经过去120年了，中国学术界现在仍很少有人了解和信奉李斯特主义经济学，难道天命如此？

众所周知，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这就是鸦片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殖民主义就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这是甲午战争发生的背景，对于当时要崛起的落后国家来说，面临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反对英国及其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主义，保护民族独立，但另一方面又要对沉睡中和弱小的国家实行殖民主义政策，在苏俄社会主义爆发之前，这是一种普遍的模式，虽然后一方面是非正义的，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对这种世界大势理解的就非常透彻，在他的“文明论”中，所谓“文明”的现代性就等同于对外扩张，了解这一点是理解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论”的关键。

【“1885年3月，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宣称‘我国不应为等待邻国之开明、共振亚洲而犹豫不决，莫如摆脱当前之处境，与西洋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也无须因是邻国而有所顾虑，应按西洋人之对待方法而行。’主张与西洋列强一道侵略朝鲜和中国。……（对于福泽谕吉来说）甲午战争就是他们所持见解的实践，福泽感到‘这次战争宛如自己发动的一样’，为之欣喜若狂。”】

在福泽谕吉看来，满清政府对外奴颜婢膝，对内专横残暴，自我沉溺，愚昧无知，这样的国家如果不灭亡，天理不容，日本怎能与之共进退？西方列强侵略这样的国家理所当然，加入到这种行列是日本走向西方文明的必由之路。在日本，福泽谕吉被尊称为“日本近代文明缔造者”的启蒙思想家，一万日元是日本流通中面值最大的纸币，现在日本的纸币上就印着福泽谕吉的肖像，作为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一直就受到日本国民的高度尊敬，特别是印有福泽谕吉肖像的纸币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发行的，这一点值得我国高度警醒。在明治维新领导集团看来，通过战争建立殖民地是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也是日本摆脱西方列强重压的唯一出路，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成为日本举国上下的共识。

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历史学界经过过去十多年研究得出的下述结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甲午战争中日本取胜导致了日本的近代化从此转向了军国主义歧路。这种观点认为，甲午战争中日本采取孤注一掷，以‘国运相赌’、‘以小博大’取得胜利的方式，不仅使日本对外侵略的野心迅速膨胀，同时也导致了日本的近代化从此转向了军国主义的歧路”。】

正如早就有学者指出的，发动侵华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目的之一，我上面对日本明治维新对外战略的梳理也清楚地说明了，日本的军国主义道路实际上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已确立了，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根本就不是什么随机性的赌博行为，而是日本殖民主义的本性使然。在我看来，我国历史学界近三十年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值得历史学界深刻反思。

而我们现在从满清政府随意放弃琉球来看，其领导集团对当时这种殖民主义的世界大势毫不知晓，他们仍然按照古代的朝贡体系看待日本的侵略行为，它怎么有可能打赢日本为获取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须的殖民地而发动的甲午战争呢？

[1]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贾根良:《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

注：大久保利通对工业在国家富强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国内政策的含义具有深刻认识：“大久保利通回国之后，就向政府提出了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大力推进殖产兴业的方针。他在《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中说:‘大凡国之强弱由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虽基于人民之是否勉力于工业，但追本溯源，未尝不仰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