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玄识：“中国历史周期律”是人类社会运动的主线

点击：  作者：诸玄识    来源： 大同思想网  发布时间:2019-03-02 23:19:24

  

 

 

“中国历史周期律”是人类社会运动的主线

诸玄识

 

（一）为“中国历史周期律”正名

 

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周期律”与“东方专制主义”一样，成为把中华文明定性为“病态”的标签，这是西方及西化学术界的低劣和低智的行径。所谓的“中国历史周期律”，我们应该理解为一种相对平衡的有序运动、起伏间歇的持续发展（包括剧烈失衡与神奇恢复），此乃真正文明的轨迹；它《易经》爻卦周期的实践和展开，体现了人类的最高智慧。

 

我们没有资格诟病它，因为现代世界文明正是“周期律”延伸的结果；西方却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和解改为对抗（征服自然），只不过依靠“周期律”的另一个成果——拥抱“全球性生态”，把它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但这是“以空间换时间”，走向“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近几百年来，西方的每一次“跃进”和“周期”，都伴随着对其余世界与地球生态的巨大破坏。

 

诸位须知，现代或西方的任何方法、模式或“智慧”在古代皆行不通，连半个周期都不会有的，倒是径直地自毁家园、自取灭亡。

 

 

 

进而言之，人类的技术、知识、发展、文明……，凡此，构成人类社会运动的正面的主要内容；其正面与负面的合乎规律的展开，呈现出“周期律”。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论的蒙蔽，现代人只看到周期律的负面，而忽视其正面；只看到它的传统性与国别性，而忽视其普遍性与现代性。

 

在17世纪末的欧洲，莱布尼茨和耶稣会士共识：社会进步的总的“元一”在中不在西，那就是《易经》，它是所有知识——包括数学、科学、哲学——的真正源头。《易经》不仅是全人类的“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而且还窅然启动、冥然推动世界性的进步。

 

庄子曰：“道术将为天下裂。”——“元一”随着周期律的变化而“裂变”：首次在先秦时代裂变出“百家、百工”，最终在现代早期裂变出“中学、西学”（大家误以为后者是西方的）。《易经》使汉字从“象形”升华为“表意”，并且通过它来蕴藏与传播关于人与自然的真知。17世纪末，在儒学启蒙欧洲、促成从“神的社会”转型为“人的社会”的同时，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开始寄生 于“汉语表意”，遂胜任于表达“文明的声音”（文学语言、科学语言和哲学语言）；这正如几位国外教授所揭示：现代早期欧洲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西学”——都是“汉字密码”的展开。

 

 

 

（二）社会发展是怎样被启动的？

 

鉴于今天，文明及发展似乎是全面开花；人们便相信，其源头是“多元”。但这是“时代的谬误”。

 

应该指出，发展或文明会变乱环境（改造自然），这在今天不成问题；因为人与自然的主从关系已被颠倒了，以致人类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但在以前，通过“改造自然”（变乱环境）来发祥文明、发展社会，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自然把人类分割、分散在许多较小的生态单位之中，若是其中任何一块发生“变乱”，就等于否定其人群的存在。所以不仅不能“妄动”，而且还须依靠“神的威力”来禁锢之。

 

那么，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究竟如何被开启的呢？

 

喜马拉雅山与太平洋之间的地质、地理与气压、气候等因素的作用，形成了最大的海陆水循环圈，这里是绝无仅有的“自然对人的适度挑战”：雨热同期，四季分明，地形、气候及生物皆多样，这就给“人为”提供了颇大的余地；再者，它是“中间地带”，便于“中庸中和”的文化调节。

 

《周礼·地官》论“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这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

 

杜佑《通典》曰：“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

 

在这个“适度挑战”区块，出现圣人，发明文化，运用“道的智慧”进行三才互动，变易化生、利用厚生，并且确保动态平衡、整体和谐，由此，才有可能启动、推动文明与发展。

 

相比之下，低纬度地区则挑战太弱，高纬度地区则挑战太强；而“亚太水圈”以西则属于干燥区，也是挑战太强。凡此，都不可能发祥文明。

 

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等）和“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不仅是伪造的，而且是复制中国文明及历史的。

 

（三）西方不可能原创科技、知识与文明

先民有一段漫长的“静态和谐、简朴佳境”（犹如“世外桃源、小国寡民”），却随着由人口增加所造成的矛盾紧张而走向反面，这就为发展与文明提供了契机。然而，不同地区与环境的社会应变之结果皆不相同。以大约北纬30°为基准，越向南（直到赤道），由于地表生物量递增，其“矛盾紧张、走向反面”的程度越小，因而发展与文明的动因也小，更没有必要品尝文明的福与祸；越向北（直到冰地），由于地表生物量递减，其“矛盾紧张、走向反面”的程度越大，以致冲突压倒一切：要么内外战乱，要么宗教禁锢；“亚太水圈”之外的北纬30°地带（干燥区）与向北的情况相仿。这样，纵横两线的交叉（均衡点——“自然对人的适度挑战”）就是《周礼》所云“地中”，这就是“文明的发祥地”。

 

由于如上所述的“挑战太强”的缘故，欧洲乃至地跨欧亚非的“泛西方”皆不可能原创科技、知识与文明。泛西方在生态环境上由三部分构成：A.高纬度（欧洲）；B.非时雨（降水与植物生长期相反。南欧及地中海地区）；C.干燥区（尼罗河、两河和印度河流域）。它们的总的特点是地表贫瘠。这里通常是宗教禁锢、窒息人为。哲学家牟宗三对照由生态差异所决定的“宗教区”与“人文区”，推断唯有后者产生“创造机制”，他说：

 

……在天灾深重的地区（猶太是典型），人不得不深化（Deepen）了对天的敬畏，特别是“畏”惧，而致产生恐怖意识，结果凝铸出一个至高无上的天帝（God），宗教由此而出。假如在天灾不致过份深重，农作足以养生的地区（中国典型），人类往往能够以农作的四时循环，以及植物的生生不息体悟出天地创生化育的妙理。

 

……天命、天道(诗、书等古籍) = 仁(论语) = 诚(中庸) = 创造性自己（Creativity iself）＝ 一个创造原理(Principle of Creativity) = 一个生化原理……。（参阅 诸玄识《生物圈只有一个原创文明》）。

 

（四）周期律的动因是技术的冲击力

 

在古代，成功的“人为”（有为）并非“征服自然”或“改造自然”，那只是死路一条；而是与之和合，顺天应人，再来“变易化生、利用厚生”。其中的“利用”即技术，它却是双刃剑，这又是一个悖论：

 

当人们诉诸技术手段来缓解社会及天人之“矛盾紧张”之际，却是更大、更深地积累潜在的矛盾紧张，终究会爆发的。这就是说，技术兼具正能量与负能量，后者与前者同步、甚至更快增加。负能量意味着由内外各种要素所构成的有机系统的失衡与崩溃。

 

“道的智慧”（动态平衡、整体和谐）是至关重要的：无之则寸步难行、动辄自毁；有之则确保百年盛世，直到智慧与机构不再胜任于消弭或遏制的矛盾聚爆，它使此前的成果耗丧大半而达成低度“平衡”。这就完成了一个“周期”（这全过程犹如《易经》所云：潜龙勿用→见龙在田→终日乾乾→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

 

倘若没有“道的智慧”（或是按照西方或现代的任何方法），连一次起伏都不会有，哪里还谈得上“周期律”呢！

 

科技、发展和文明皆兼具正负两面（正能量与负能量）。在现代，其负面被“全球性生态”所吸收，暂无致命危害，直到“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为止。19、20世纪的西方在其经济与科技蒸蒸日上的同时，它的巨大的负能量被宣泄出去，由其余世界和地球生态来承受，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欧美文明”全是正能量。

 

然而在历史上（主要是古代中国），科技、发展与文明的正负两面“皆在一身”——直接否定创造者及其家园。令人痛心的是，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现代人几乎全是归罪于真正的文明，片面地看待“周期律”；而把古今文明的成就归功于被伪造的西方谱系。（参阅 诸玄识《图解 中华文明与生态圈》）。

 

（五）文明的进程伴随着忧患与天敌

 

传统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差不多都是一个地狱般的陷阱，诸如：A.由于改变和减少地表的天然植被，陆海水循环圈发生紊乱，从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水灾与旱灾以及沙漠化；B.铁器革命引起毁林开垦、人口增加、水土流失以及天灾人祸与诸侯混战（春秋战国）；C.宋朝的技术革新与传播则把荒漠草原的战争潜力与地缘优势提升了起来，驰骋掩杀，而置河谷平原的农耕民族于羊入虎口；D.郑和远航开启全球联通的进程，却首先使亚欧大陆两端的海隅（西洋、东洋）获得地缘优势，而置世界洲陆于逆境，中国反受其害。

 

文明史充满着致命挑战。文明所承受的忧患远大于其所收获的正果。

 

除了其内部的天灾人祸之外，文明的辐射与辐辏会把越来越大的“天下”都启动起来，在其尚未被纳入“和谐文化”之前都是无序的“妄动”——祸因乱源，而且都是朝着文明区域“向心聚爆”。原始的冲突迅速升级，其中的具有地缘优势的部分通过寄生于文明，而变成征服一切的战争源，这就是“文明的天敌”；它在历史上是“草原暴力”（胡患、胡骑），在近现代是“海洋暴力”（西洋、东洋）。汤因比说，如果不是文明中心的技术传播，不可能出现大型的征服性的战争。（参阅 诸玄识《中国如何“激活”西方，却让“海洋暴力”吞噬世界》）。

 

（六）技术与发展的中西接力和冲刺

 

在其环境所允许的范围内，历史中国（宋明之际）的经济与技术均已达到“危巅”：既是世界历史的极峰，又面临国土生态极限与亚太地理瓶颈；后者决定着中国很难首先利用美洲乃至“全球性生态”，前者（国土生态极限）意味着“正能量”会被“负能量”所压倒（愈益严重的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于是，“文明的内在张力”通过战争与和平（例如蒙古征服与郑和远航）向外发散；以致随着世界联通，在更适合的区域（正在形成的东、西半球的通衢）酝酿和发生总的突破（井喷式或爆炸性发展）。

 

17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既不能创造技术，也几乎不能接受如此舶来品；后者全然是“负能量、破坏性”——半为侵略神器、灭绝土著，半为自毁凶器、宗教战争。直到“儒学启蒙”（启蒙运动）、从而完成从“神的社会”到“人的社会”的转型，中国文化与技术在欧洲内部才能变成“正能量、建设性”以及“爆炸性发展”的种子。

 

西方科学与科学哲学来自何方？教会伪造的“古希腊”在17世纪是进步的障碍，在19世纪被翻新而成为“西方价值”，它与真正的科学、哲学与历史皆毫无关系。西方科学与科学哲学、以及哲学与经济学等皆来中国的自然哲学。莱布尼茨希望中国人到欧洲传授自然哲学，而耶稣会士（包括赴欧的中国信徒）则做了这件事——从《易经》等汉典中撷取“为我所用”的部分，却抛弃了“道”的精髓。

 

正由于世界联通，人们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暂处地缘优势的西方（负面性纾解于外），敢于割裂智慧、舍道取器（《易经》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实际上是“按本能行事”（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在现代西方，“周期律”的延伸变成了冲刺生物圈的极限。（参阅 诸玄识《真文明的无限生命力的奥秘》）。

 

 

 

§现行科技史是“线性思维”陷阱§

撰写和欣赏下面这段话的人，是典型的西方意识形态与线性思维，其智商低下不可救药。提供这个拙劣案例让大家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创新的讨论很有意义！中国科学院有一个团队2014年有一个在北京公开发表的量化研究报告，其结论拙著（161页）转引如下：

 

“中华世界有史以来的主要技术创新占人类主要技术创新总数(1,235)的5.8%; 而美国占34.9%，西欧占31.2%，中东占8%，南亚占3%。中华世界有史以来的科学发现(5项贡献)占人类科学发现总数(515)不到1%；而西欧占65.5%，美国占18.2%，中东占4.5%，南亚占3.2%。与欧美不同，中华世界里的科学工作一直都是零星的，从未成为系统化趋势或学派。中华世界里的科技创新与发明一直低于欧洲。宋代之后不久的1300年以降，中华世界就再也没有任何科技创新与发明“。

 

如何反驳？姑且不论上面的话所基于的资料很不可靠（包含西方伪史），其不成立、不现实之处至少有五：

 

1.在历史时间轴线上：以量变阶段的“种子科技”比较质变阶段的知识爆炸。相形见绌？当然，西化学者绝不承认中国古代科技是“种子”。

 

2.在现代空间平面上，幸遇短暂“天时地利”（地缘政治）的西方，因而绽放潜能、发生奇迹，以此来比较西方的受害者。压倒性？

 

3.在近代以前，唯有中国及其影响范围是“人的社会”，方能“事在人为、人代天工”，因而存在着发展与科技。相比之下，其余世界——尤其是西方——都是“神的社会”，窒息人为与人智，因而皆为零发展、零科技。

 

4.科技是双刃剑，极具负面性。只有“道的智慧”能够原创科技。而到现代（质变阶段）则完全两样——现代人是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所以具有“地缘政治”优势的国家才能在汇集世界古今成果与财富的基础上，拥抱“科技爆炸”。但是，地缘政治终究会转移的。

 

5.公式：量变阶段（中国主轴）→质变阶段（道的失控）有三波（井喷式或爆炸性发展）：A.西欧（19世纪）→B.北美（20世纪）→C.中国（20世纪，返回原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