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果国史馆公布关于1935年大渡河之役的一批档案成了打脸利器
按中革军委部署,中央红军渡河第二先遣队1935年5月23日进抵大渡河南的大树堡,守军一连大部被歼,一部乘船逃过河北。这个信息,刘文辉于24日深夜电告了蒋介石。但这个“便衣队一二百人混在难民中,为我军河防部队擒得,故未得逞”是个乌龙八卦,不知是富林守将川军刘湘部第六旅旅长王泽浚编的,还是刘文辉本人八卦的。
(1935年5月26日亥时)
限即到
薛总指挥:
中刻抵成都,据刘自乾敬亥电(笔者注:5月24日23时)称:大树堡已发现便衣队一二百人混在难民中,为我军河防部队擒得,故未得逞,但匪大部尚未发觉也。我军在德昌应酌留一营兵力筑碉防守,并征集粮秣,保护后方输送为要。
中正。有[亥]侍参电
——《蒋介石关于发现红军便衣队偷渡大渡河给薛岳电(1935年5月26日亥时)》,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165~第166页(手令影印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亥时:23时~次日1时。
于是,蒋介石照样对龙云八卦了一遍——
(1935年5月26日)
电昆明龙总司令云曰:中刻抵成都,匪情无变化。昨有便衣队百余人扰乱大渡河南之大树堡,当被我军消灭,其大股尚无发现。
——《蒋介石关于已抵成都致龙云电(1935年5月2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1卷》([台湾]高素兰编著)第158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25日那天,刘湘将富林守将王泽浚23日晚上的报告转呈蒋公——
(1935年5月25日未时于成都)
军急,巴县委员长蒋均鉴:
尽密,顷据王旅长泽浚梗(23日)戌(19~21时)电称我部于昨前两日先后到达富林后得知情况如下:⑴匪似越西昌北窜冕、越,夷人叛变,军队官吏相弃而逃,今晨海棠方面电话不通,惟大渡河边尚无逃难民众,判断夷变属实,匪至则来也。⑵由南岸退回部队约连与越城守兵据守后,该匪追前被夷击,损伤甚重。⑶富林驻杨蜀修(即杨学端)一旅,职到后与彼协商,该部担任雨洒坪至大冲一段,职部担任大冲至赵候庙一段,长约三百里,刻河水未发,沿岸又系崇山峻岭有横交通而无纵交通,只能采取直接备,又赵候庙至金口河两岸全为夷地,常无军固防守而金口河又系要道,请饬杨军早日接防为祷。⑷职所担任地段本日已派孙、冯两团接替完竣,碉堡工事正赶筑中。⑸此间粮食向来缺乏,专赖宁(西昌)接济。刻料匪夷影响,来源断绝。查现存者,仅能供给职部十日所需,仅能供给职部十日所需。⑹刘刚新由雅安开来两团,分驻清溪城及汉源街。又闻杨军先头部队已达荥经等语。除电杨军迅赴大渡河金口河一带布防外,谨电奉闻。职刘湘叩,有未蓉参印。
——[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號:002-090300-00121-314
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于1935年6月24日夜进抵安顺场,25日晨发起强渡。25日午前,强渡成功,战斗结束。并陆续得获多只渡船,红一团主力陆续续渡彼岸。为巩固安顺场渡口,红一团向下游川军第五旅主力发起反击,将川军第五旅主力击溃至美罗场一线。
当日战况,未见杨学端、刘文辉有战况呈报。
刘文辉当日向蒋介石转呈的杨学端报告,是一个过时且不确的信息。
这要么是隐匿不报,要么是刻意谎报。
(1935年5月25日于雅安)
重庆委员长蒋、贺主任、成都刘总司令钧鉴:力密,据杨师长光菠有午申电转称娜排杨旅长报称:本晨匪分两路向安庆坝、农场间来袭,并由远处搬来木板树条图渡,安庆坝之匪似有夷人。农场匪之便衣队已令河防部队严密防堵等语,谨陈。刘文辉叩,有〇印。
——[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300-00030-192。
然而,这段河防不只一个“山头”的川军,你不报或谎报,自有要挣表现打小报告的友军为摆脱干系,上奏朝廷——杨森率军刚一抵达雅安的27日上午,马上就向蒋公奏报了红军已突破大渡河防的信息,同时表了忠心,献了决心——“今晨李[朝]信旅经美罗向八牌前进,协同刘军杨旅扫清左岸之匪”。
(1935年5月27日巳时)
立到,委员长蒋钧鉴:
致密,职宥日抵雅安,谨将最近匪情及我布置一为详陈:⑴我路未到以前,刘军杨旅驻守安庆坝一带,有日突有自称该军邓旅之士兵赖营长家眷要渡河,及渡至河中始悉是匪伪装,在互相射击中,后面山上已为据。该杨旅长率夷兵两营援应,相持中,似匪尚不多,其右岸虚空之兵守猛虎山正与田湾之匪相持似较多,富林对岸之大树堡及金口河对岸之田坝,均见有匪,冕宁夷人全数叛变,烧杀汉人数千家,县长被难。邓旅长秀廷及其团营长不知下落,惟田坝夷人尚守静,以上情形系闻刘军前方电报及与夷人有关之羊仁安报告,与从本军派出之夷汉探报综合而成。刘总自乾本晨赴汉源,其在汉在袁旅开赴泸定;⑵森路以坚固河防并顾相机援助刘军之目的,其办法如下:杨[汉]域、向廷瑞两旅由马料自龚钵跨侦防御工事,高德周壮园五路五旅守富林上下游。今晨李[朝]信旅经美罗向八牌前进,协同刘军杨旅扫清左岸之匪,罗润德旅本日可到荥经、汉源街为预备队,杨汉忠旅明日可到荥经,即进庙场防守泸定新路。夏炯本日可到雅安,跟向汉源前进。其余各路皆驻雅安,是否有当?伏候示遵。
职杨森叩感巳印。
——[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號:002-090300-00121-306。
这天上午,刘湘也向蒋公转呈了富林守将王泽浚的报告,告了刘文辉的御状,打了杨学端小报告——同时推御责任,摆脱干系:“指挥既不统一,徘徊观望,若欲挽回战局至难”。
(1935年5月27日午时)
成都委员长蒋钧鉴:
顷据王旅长泽浚感晨称,⑴有日杨旅防线被匪突破情况,据该部负伤官兵称,因安顺场以上无一兵,匪从上游偷渡,席卷而上,同时又由安庆坝当面强渡失事。⑵匪过河后即向下游横扫,昨夜已到距职右翼阵地约四五十里之地,杨旅溃不成军。现杨军有李旅协同袁旅行进。计袁旅昨至富林一带,李旅今晨由富林出发,指挥既不统一,徘徊观望,若欲挽回战局至难。⑶职旅当面之匪较前增多,日夜扎筏,翼侧既受威胁,大有强渡之势。职意宁弃阵地与匪拼命,不愿被人拖滥等情。除饬仍扼守河岸将主力控置于右翼先筑坚固工事,如匪来犯,利用我之火力工事,迎头痛击。恳请钧座立电刘、杨两总指挥迅饬袁、李两旅速将过河之匪击退。谨阅。
职刘湘感午蓉参印。
——[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300-00121-309。
对安顺场一线大渡河防务承担直接责任的杨学端乃至河防总指挥刘文辉的报告,还是晚了一步,落在两位友军统帅的小报告之后——
(1935年5月28日亥时)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自黄泥铺(凰仪堡)有线电报发出
成都委员长蒋钧鉴:
致密,发杨学端旅长感辰(27日7~9时)、感未(27日13~15时)、俭已(28日9~11时)电节称:职部防守安庆坝之余团韩营有日(25日)因收容对岸邓秀廷旅长之夷兵赖执中营后队小船数只,行至河中,乃查觉混有匪队,守兵遂开枪射击,殊先行登岸之赖营士兵即全体叛变,遂成混战。余团长乃率地区预备队急行冲杀,匪亦乘隙强渡,直扑韩营,鏖战至晚,全营官兵覆灭,仅存数十人。职闻耗由宰羊率部驰援,宥日(26日)于农场对岸之岩子上一五坪之线与匪激战一昼夜,匪愈增多,并将我右翼抄断。职乃转移阵地至美罗附近之高桥、狮子坪一带扼守。匪于感日(27日)复向我猛犯,激战一日,是时职命新到之席营施行夜袭,遂将匪击退,现正向响水沟推进中。是役,匪我伤亡均大等语。职已严令杨旅协同杨军李旅之一周迅速恢复河防,并电泸定袁旅飞令防守海耳挖之肖团,严固河防并与杨、李两部共同夹击残匪矣。谨呈,刘文辉叩俭亥(28日21~23时)印。
——[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300-00121-310。
相较而言,无论是档案文献,还是回忆文字,红军方面对这场为巩固安顺场渡口发起的反击战斗却罕有提及——参战单位红一团、军委干部团及红一方面军战史典籍,几乎未著一字。反而是当年的川军河防诸将,对此间战况有不少详陈(参见文史资料中杨学端等著《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
既或从这些当年对手的详陈中,也可以看出:这场战斗,红军是Winner,川军是Loser!
而对岸“国史馆”收存的这份原始文电,对这段史实起到了确证的作用。
按中革军委部署,从1935年5月27日起,中央红军大渡河两岸部队同时溯河上行,奔袭泸定桥。27日、28日两天晚上,已得悉红军安顺场强渡成功的康定守将余松琳及其统帅刘文辉并未洞悉红军强渡成功后的“船只忧虑”,在发现右岸红军溯河上行后,立即感到的是康定受到了红军的严重威胁——作出的部署重头是“增防康定”。同时也对日前友军两位统帅对蒋公上呈的小报告表示不满,急于为自己洗地——“杨军派援之李、周尚未参加战斗”(委座啊,杨子惠和刘甫澄是在谎报军情,诬陷自乾哈!)
(1935年5月28日于雅安)
成都委员长蒋钧鉴:
致密,据余旅长感亥电,朱毛残部宥晚来犯猛虎岗,我黄团萧营以大部猛扑与匪激战一昼夜,晚被匪大部围攻,仅余兵一连突围节抗,我在途中之邹团及陈营除令即在磨岗岭布防,死力堵截,务请速派泸定之袁旅飞赴磨岗岭增援。又据袁旅长感电称:职旅于本晨已将大渡自泸定至沈村之河防布署完善,并接挖角坝,杨旅萧团宥致函称我正面之匪仍不时向我射击,下游余团因匪由安庆坝过河,现在与我激战。我左翼何营已在熊河壤,已将下游阻绝,免匪上窜等语。职已令袁、余两旅,务督部严固康定、泸匪矣。再,职本夜宿黄泥堡,明日即越相嵩[岭]宿汉源。职刘文辉叩。
——[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300-00121-311。
(1935年5月29日寅时)
成都委员长蒋钧鉴:
致密,朱毛股匪两部上窜,猛攻大渡河上游杨旅之匪似系一部,其大部迳过西康,除九龙尚无情报外,康泸均在(?)第二线激战中。泸定方面与袁旅接戏(战?),我方尚属胜利。康定则岌岌,辉已飞令谢、杨两团星夜驰赴康定增防,并严饬袁旅固守泸定。再查杨旅布防大渡河上游一带预备队仅四营,杨军派援之李、周尚未参加战斗,杨旅已将来犯之匪奋力击退。匪我伤亡虽皆重大,但以两方情况比较,确(?)只匪一部而大渡河中部及下游匪情尚不急。钧处飞侦情况如何?谨据实报呈,以备钧核。
职文辉叩艳寅印。
——[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300-00030-023
然而,这个时候“增防康定”已然来不及了也去不了了——虽然红军并没有夺取康定的意图,次日一大早,东岸红军——刘伯承、聂荣臻所率右纵队,就已经从加郡河口、得妥溯上攻,打到刚赶到化林坪、龙八埠、海子山一线设防的袁旅眼跟前儿了!
东岸红军这个行动,对西岸红军奔袭泸定桥的行动,配合作用极大!
关于泸定桥战斗,由于史料在整理、判读、辩析和分析方面的缺失,更由于有别有用心者故意搅浑水的缘故,数十年来有诸多风闻言事的非议和歪曲。这些非议和歪曲,有些是来自敌对势力,有些则属于红军内部的误解和争议。而这次对岸“国史馆”提供的档案与笔者已经发掘和整理出的其他档案史料相互印证,即能粉碎历史虚无主义的唠叨,也有助于澄清来自红军内部的一些误解和争议。
大渡河上游河防主帅刘文辉是1935年5月27日从雅安出发,赶往汉源(今清溪镇)县城的——与两岸红军从安顺场-桃子湾口出发,夹河而上奔袭泸定是同一时间。如前所述,28日深夜,刘文辉大相岭北麓的凰仪堡(又名黄泥铺)得悉了两岸红军正夹河而上的信息,作出的第一判断是红军欲取康定,相应的部署是已进至大渡河东岸河畔的袁旅向下游设防,同时准备“增防康定”。但29日一早,东岸的风杠-石门坎-海子山一线阵地即受到了红军东岸部队的攻击,西岸红军先头部队也抵达了泸定桥东桥头,与日前才赶到的守军袁旅李团发生了战斗。
29日,刘文辉等翻越大相岭,于中午时分抵达汉源县城(今清溪镇),与当时还在大渡河东岸龙八埠指挥所袁镛(川军第四旅旅长)通了电话[1],得悉了红军已在泸定、海子山附近与袁旅所部发生了战斗,遂令驻康定的余松琳旅从瓦斯沟向泸定桥西桥头的红军出击:“余旅由瓦斯沟腰击泸定桥之匪。能于此将匪截为数段”。
但余松琳并没有执行这个命令,理由也很现成:他要“固康防”。
当然,也可能是刘文辉糊弄蒋公的,下面这份电报同时也为自已预留了开脱的空间:“惟职已竭尽全力,誓于此时尽数牺牲”。
这份电报,确证了国共双方在此间为泸定桥归属而发生的战斗。
——自张戎始,一切“泸定桥没有打仗”八卦忽悠的作者,是不是可以一头撞死了?
(1935年5月29日未时于汉源[有线电报发出])
成都委员长蒋钧鉴:
致密,我顷抵汉源,即据泸定袁旅长电话称:⑴匪由大渡河夹河上窜中,对岸多属匪之基干,经我自泸定至沈村防河守兵用机炮击毙甚多,匪达泸定枱岘,本晨来即向我李团猛扑,皆未逞。⑵我岸之匪由挖耳[角]坝上窜,昨夜(引者注:应为“今晨”)与我印子石之曾营一部战斗甚烈,自本晨来约有匪八、九营向我徒村主阵地猛犯,后方尚有大部继进,此方全属(?)匪,并用密集部队冲杀,匪伤亡枕籍,我(?杨?)团伤亡已过半,曾韬营长阵亡等语。除严令该旅务死力防剿,能多毙一匪即为国家民族减一分害,虽全旅牺牲亦所不惜外,并飞令杨旅速由下游追剿,余旅由瓦斯沟腰击泸定桥之匪。能于此将匪截为数段,则此后歼灭更易。惟职已竭尽全力,誓于此时尽数牺牲,尚乞钧座顾及泸定桥上游,恐匪由天全、丹巴合徐匪也。
职刘文辉叩艳未印。
——[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300-00030-022。
[1]当时康定-泸定-汉源有电话有话传电报可通。
至于红军内部的误解和争议,主要是围绕着是东岸红军,还是西岸红军先拿下泸定桥或冲进泸定城而产生的。这个问题本不是问题,改开前也基本上没人公开就此问题提出过置疑。红军自编也是最早问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东岸先头团政治委员邓华所撰《铁丝沟战斗》实际已经说明,红二团到达泸定时,“四团的哨兵已经在问口令”了,东岸先头部队指挥员之一的肖华在长征组歌中也有“铁索桥上显威风”的句子。
但改开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肖锋长征日记》,却称红三团先于西岸部队冲进泸定城,并及时掐灭了川军已点燃了要炸桥的炸药包。后来有人也刨到了红军方面一份没有公开过的电报称东岸部队当时已打到泸定附近,并先于西岸部队夺取了泸定城。这些说法,无论是从敌方档案、当事人回忆还是当地史志和群众口碑上,还是从地理要素及行程上,都不能得到印证,故而难以采信。
其实,一些红军当事人的“二代”,用不着在“谁先夺取泸定桥或泸定城”的问题上有太多纠结,他们也用不着拿“先进泸定城”来印证东岸部队对夺取泸定桥的配合作用。这个作用其实早在东岸红军打到海子山特别的进攻龙八埠的时候,就已经大大的展现了出来:东岸红军一打到这个位置,泸定守军就必然倍受震撼和动摇——川军河防守将的回忆文字实际上已经言及!这个位置断了泸定守军得到增援或原路撤逃的念想(后路已绝),受到两岸红军夹击的泸定城肯定是守不住的,除了赶紧往通往天全的马鞍山撤逃外,别无生路!
顺便说一句,当年东岸红军要去泸定,必须打开海子山,山下的公路当年是没有的——连小路都没有,都是悬崖峭壁,走不过去的!只能打开海子山敌军阵地,从山上才能下到沈村,尔后沿河上行奔泸定(近五十里啊,没四五个小时跑不到的)!
参见下图——有图才有真相嘛。
几天后贺国光后来向各路“剿匪军”长官的通报,也确证了这个事实——李团退守马鞍山。
双爷的老乡张戎姐弟,还不买厢豆腐一头撞死?
(1935年5月29日戌时于汉源)
成都委员长蒋钧鉴:
致密,⑴据袁旅俘匪供匪主力由安庆坝夹河上窜康定方向,尚有一部企图由大炮山经丹巴合徐。⑵顷袁旅电话称:我沈村阵地匪迭次猛扑,皆被我击毙甚众。沿河之匪亦向我强渡泸定桥,李团因匪由上游来犯,与我附近之匪有向其夹击之势,现正勉力奋战中[2]。⑶据平民团指挥电话称,大树堡及其下游已无匪,感日匪即退海(?似应为海棠),转向西窜等情。窃职部此次防河兼顾康防,匪迹所至,职部杨、余、袁三旅在安庆坝、美罗、猛虎岗、泸定、笋[沈]村各地皆拼命奋战,毙匪确众,但我部官兵伤亡亦巨。此后绝不顾一切,冀能多毙一匪即为钧座减一分顾虑,苟残余悍匪能因此受重创,即职部所以报国家,亦职所以报知遇于万一也。
职刘文辉叩
艳戌印。
——[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300-00030-021。
[2]这是李团长官为开脱自己找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果如此,他们怎么溯河上行经马鞍山撤逃?
因为东岸红军打到海子山北麓的龙八埠后,泸定通龙八埠乃至汉源的电话线即被切断,泸定守军李团没有电台,此后泸定的战况及桥的归属,无论是袁镛,还是刘文辉,都无从获悉了。
刘文辉是次日通过康定守将余松琳的报告,才得悉泸定失守的信息。
而委座蒋公,直到31日晚才得悉并确认这个信息。
泸定桥之战这场满世界炒得沸沸扬扬的这场公案,是不是可以尘埃落定了?
感谢对岸果“国史馆”!感谢土鳖大卧底小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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