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眼里的胡适

点击：  作者：行道者    来源：宏国智库  发布时间:2018-12-24 12:39:10

 

 蒋介石日记论胡适：

“文化买办”“其人格有如狂吠之野犬”

作者：行道者

【目录】

引言：胡适到底为何许人物？

一、胡适有嫖妓之嗜好

二、蒋介石日记称胡适为疯狗

三、蒋介石送胡适挽联暗藏讽骂

四、胡适的学问有多深？

五、胡适是近代卖国文人的总代表

六、程潜怒斥胡适是汉奸

七、蒋介石称胡适为祸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八、胡适究竟懂不懂旧体诗词？

九、胡适思想有没有主义？

结语：胡适——伪君子，真小人

【引言：胡适到底为何许人物？】

胡适，民国文人兼政客，解放后曾遭到批判，改革开放后又名声鹊起，被公知们捧上了神坛，简直奉若神明。 例如有一个网名叫“摆古论今”的公知，在自己的微博中发了这样一个蛊惑人心的帖子：

“冯顺弟（胡适的娘），23岁守寡，不识字，但对唯一的儿子悉心教育，从不在别人面前批评儿子，以免伤到儿子自尊心。但每天早晨，都要对儿子晨训，儿子说错的话，做错的事，全都跟儿子讲清楚道理，告诉儿子错在哪里。不管家境多么窘迫，也要为儿子买书。她的儿子是胡适，后来成为大思想家，一生得过35个博士头衔。”

不明就里的人看了这个帖子，会顿生感动，进而赞叹：啧啧，一个伟大的母亲哺育了一个伟大的儿子！

真的是这样吗？

本人其实无意深入解读胡适，因为此人根本不配消耗在下的精力。

但既然公知们如此抬举此人，奉之为偶像，赞之若神明——那就不妨粗线条地根据历史实证特别是《蒋介石日记》梳理一下胡适的人生，看看这厮到底是个何许人物。

一、胡适有嫖妓之嗜好

 

 

二、蒋介石日记称胡适为疯狗

 

三、蒋介石送胡适挽联暗藏讽骂

 

四、胡适的学问有多深？

梁漱溟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他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章士钊，一个是章太炎。有后生在章太炎面前议论哲学时谈及康有为、梁启超，并问“先生对于胡适之怎样看”，不料章老先生竟哈哈大笑：“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顾晓绿：《1912-1949民国映画：一言难尽》，团结出版社）此语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

旅美学者唐德刚，乃近代史大家，笔者曾与之谋面请益。唐先生曾整理过《胡适口述自传》，并著有《胡适杂忆》。他对胡适颇有高评，但对其学问却居然不以为然，说：“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摘自《胡适杂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大孔庆东教授对胡适曾作了一个入木三分的评价：“胡适参与了很多开风气的文化事件，有他应该肯定的历史地位。但其学问才华品德都是三流的，无一句超过普通教授水平的话。年轻时被学界蔑视，后来老前辈死光，他又勾结官府，残害学生，被老蒋当做玩偶利用，名气大了起来。近年大陆的果粉汉奸暴增，找不到精神领袖，就把这个瘪三捧了起来。”

国学大师、史学家钱穆和胡适为同代人，他对胡适第一印象即大不佳，胡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令他反感，认为此人“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以言以人，两无可取”。据了解钱穆的人说，钱先生对一个文人作出“不是个读书人”的评议，确是很严峻的判词了。钱穆对胡适的这种印象，后来只有加深，而无改变。其“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扰之无穷”，正是钱穆对胡适乐于尘俗而无暇学问的判断。

钱穆与胡适相识于1928年。其时，钱穆尚在苏州中学教国文，而身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早已名满天下。胡适曾得人叮嘱，来苏州有两人必见，其一便是钱穆。必见的理由可以想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先秦诸子，而钱穆也正于此处用力，对诸子问题别有洞见。胡适往苏州中学演讲之际，校长招呼原本在台下落座的钱穆登主席台与胡适同坐。 和真有学问的人一见，胡适即露了原形。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述当时的情景：“余时撰《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皆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遍觅遍询不得。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演讲结束，校长请客，钱穆陪席。主人请胡在苏留宿，胡适以忘带刮胡刀为由，坚持当日即返回上海。钱穆忖度胡的坚辞与他的“无以对”多少有些干系。

此后，胡适颇不愿和钱穆打交道。两人关系疏远，原因之一是立场相反，气味不投，一个崇洋，一个守旧；更重要的原因，是胡适的学问犹如蜻蜓点水，与钱穆相差太远，很怕钱的较真和拷问。（参见余斌：《钱穆对胡适第一印象不佳：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万象》杂志）

 

五、胡适是近代卖国文人的总代表

 

六、程潜怒斥胡适是汉奸

面对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胡适作为学界领袖，不主张抵抗，反而呼吁妥协。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国民政府与日寇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变相承认日寇对中国东北的侵占，遭到爱国民众的谴责，而胡适却为之辩解，声称“非如此不可”。

1935年，他致信蒋介石，竟要求国民政府放弃东北三省，承认伪满洲国。其理由是：以东三省数千万人民被日本蹂躏50年为代价，资源被日本掠夺50年为战略，可“继续剿共50年”。对此，鲁迅先生讽刺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鲁迅：《出卖灵魂的秘诀》）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蒋百里将军发表文章，科学分析中日国情，坚定地鼓励国人——“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而胡适则恰恰相反，和周佛海等人拼凑“低调俱乐部”，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反对抗战，他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0、617页），甚至将爱国军民的抗战呼声污蔑为“歇斯底里的风气”。他要求国民政府以日方提出的条件为基础来举行谈判，并“自动地主张东三省解除军备，中、日皆不得在东三省驻兵”（《胡适全集》第21卷第478页），还说什么，“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这就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胡适的歪理邪说让爱国者深感气愤。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程潜将军怒斥说：“胡适是汉奸！”国民政府司法院长居正则要求“逮捕胡适”。当时的青年学生致信胡适骂道：“适之先生：《塘沽协定》签字之后，你曾替它辩护过！现在丧心病狂的军人又把整个的华北出卖了，你还替它辩护吗？唉！我的胡适之老师！胡先生，我们深切的明白了你的人格！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

1937年8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见胡适等北方学者。陶希圣回忆说：“八月初，委员长约了张伯苓、蒋梦龄、胡适之、梅贻奇和我到黄埔路官邸午餐。……胡适之先生建议，请委员长指示南京上海的报纸，不可攻击张自忠。在国际法上，一个大都市被敌军侵入的时候，市长为了保全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敌军订立临时条款，是合法的。他相信张自忠是忠于国家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委员长说：我立刻告知他们，不可攻击张自忠．张自忠是爱国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摘自陶希圣《由牯岭到南京》）

此处胡适的话，表面看似替张自忠说情，实际上却表明了胡适不愿对日作战的一贯立场。值得玩味的是，后来张自忠英勇战死于抗日沙场，悼念、讴歌张将军者从国到共，由上而下，成千上万，而胡适却不置一词。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胡适在民族立场上的软骨病，决定了他必然和汉奸走得很近。走得最近的，当然就是汪精卫。两人过从甚密，臭味相投。汪叛国后，舆论一片责骂，而胡却默然。1944年汪死于日本，国人拍手称快，胡却颇为痛心，在其日记中写道：“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一个头牌的大汉奸，在胡眼里竟成烈士！

七、蒋介石称胡适为祸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胡适死后，蒋介石曾经题词“智德兼隆”表面很捧场。

但是在私下的日记中，蒋介石对胡的评语却可谓深入骨髓——此人“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

1960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文化买办”，“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蒋介石对胡适的定性可谓精准无比！

胡适如此之多的不堪，让公知也深感难堪。于是有人提出，抗战时期胡适出使美国，为抗战做出了贡献。真是这样吗？且看历史真相：

1937年8月19日，胡适觐见蒋介石。蒋命其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交给他的任务是：“即日去美国，进行抗战宣传”。

可是，胡适之到了美国后怎么做的呢？日寇侵华采取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胡适在美期间则采取了“四不”政策：不宣传、不借款、不购军火、不办救济事业。

抗战最艰苦的岁月，爱国军民浴血奋战，胡适却在美国交际谋私，给自己捞了许多名誉博士！蒋介石看在眼里，气在心上。

1942年10月13日，蒋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评价说:“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蒋介石这段日记透露的信息是：胡作为中国驻美大使，生怕得罪美国，连该说的话都不肯讲。以至蒋介石考虑要撤换胡适。其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正与美英商议废除列强与清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蒋认为，若此时尚未将胡撤换，则胡适会把废约之功归之于自己，尾大不掉，那样的话要撤换他就更难了。

 

八、胡适究竟懂不懂旧体诗词？

毛泽东早年参加新青年运动，拜访过作为北大教授的胡适，但当时胡适没有把这个来自湖南的穷困的旁听生看在眼里。

曾经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美国亚洲学会会长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十分推崇毛泽东的诗词。

1958年，他亲自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翻译成英文发表，并且四处推介，赞赏备至。然而，此举却遭到胡适的反对。在胡适的纽约公寓里，两人就此发生争执。

胡认为何对毛诗词评价太高，理由是“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有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的中国文学史班呢！”

何认为胡过于自负，自认是文化艺术界第一人，不肯承认有比他更高之人。除毛诗之外，胡适还认为，陈寅恪不过尔尔，也就是记性好而已。

从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胡适内心极度嫉妒能者。

胡适对毛诗的非议，还见于《胡适日记》。

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便在其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看到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此通韵法。”（参见《胡适日记全编（1950—1962）》第8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8—569页）

其实，深谙诗词格律的毛泽东对于韵脚不合十分清楚，故在其“作者自注”中解释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说明毛泽东在此词中是有意破韵，是不想因韵害意而为之。如此用韵，意与声谐，浑然天成，是一种不拘程式的更高境界。毛泽东在遵循词律的前提下，根据思想表达需要而稍加变通，是他“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诗论的一种艺术尝试。反之，了无诗意，缺乏诗味的句子，即便切韵合律又能如何？

显然，胡适如此胶柱鼓瑟、吹毛求疵，苛刻地将毛的《蝶恋花》贬得“没有一句通的”，不是他的水平高，而是他的器量小，实质上属于羡慕嫉妒恨。至于其“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的中国文学史班呢”这句话，则更属于一种虚妄无聊的自负。

当年不配上你的中国文学史班的毛泽东，后来却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新中国，不但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的大格局。胡适全然不见泰山之鸿巨，而独拿诗词挑刺以作障目之论，说明其心胸之局促、器量之狭窄。

况且，仅以诗词而论，胡适之诗词与毛泽东相比，差距也不可以道里计。

例如，毛与胡在青年时代均各写过一首《沁园春》，不妨放在一起，两相比较一下：

胡适1917年作的《沁园春》：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

想乌衣蓝帽，轩昂少年，指挥杀贼，万众欢呼。

去独夫“沙（皇）”，张自由帜，此意于今果不虚。

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

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

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

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此词胡适作于1917年 俄国推翻沙皇政体的二月革命爆发之际，故题名“新俄万岁”，登载在当年的《新青年》月刊三卷四号（民国六年六月一号）。

但是，此词意境浅薄，用语生涩，例如“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以政治口号直接入词，堪称20世纪流行的政治标语诗体的开山之作。后来郭沫若的诗词也多用此体，则为后人讥笑，殊不知开创此体的，恰恰是胡适。

我们再读青年毛泽东写于1925年的《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两首词都写于20世纪初叶。但是可以看出，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文学词章，这两首词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胡词气势孱弱，想象乏力，文辞生硬。其词既无“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的雄伟意象，也不具有“书生意气”，无力“挥斥方遒”，更不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而毛泽东早年的这首《沁园春》却意象雄伟，意味深长，“栖凤枝头犹软弱，化龙形态已依稀”。胡适与青年毛泽东欲主宰历史沉浮的气魄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胡适在诗词上对毛诗词找茬挑刺，实乃自讨没趣，不自量力。

胡对毛的诗词评价如此刻薄，而毛对胡的评价如何呢？我们知道，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在50年代，曾经在知识界发起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运动。但是1956年2月，毛主席在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谈及胡适。他却平和地说：

“胡适这个人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唐弢：《春天的怀念》）

毛、胡互评，两人器量之大小，高下立判。（此段内容参见于朱向前先生的《从两则史料看胡适评毛诗》一文，《毛泽东诗词研究》2014年第1期）

 

九、胡适思想有没有主义？

一个人，倘若抱定一种主义，坚持不懈，始终不渝，即便不为他人认可，也足以令人尊敬；但胡适并非如此，而是一个十足的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

看看他是如何对待皇帝的。1922年5月17日，闲极无聊的溥仪把电话打到了胡适家：“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啊！”

“宣统？……是皇上？”胡博士受宠若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溥仪《我的前半生》）

胡适兴奋莫名：皇上要召见我了！他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胡适日记全集》第三册）

为此，胡适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宣统与胡适》，文中颇为得意地说：“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其兴奋之情、骄傲之感溢于言表。

承蒙“皇上”召见之后，胡博士兴奋之余，还给庄士敦写了封信，描绘令其骄傲难忘的场景：“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这，就是号称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之博士，在封建废帝面前的表现！

为此，1931年10月上海《申报》登载《蒋召见胡适之》一文，把胡博士讥讽了一顿。鲁迅接着加了一把火，说：“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嘛（很明显恶搞胡适之的【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见蒋）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二心集·知难行难》）

是否真的主张民主自由，更重要的是看他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铁的事实是，胡适是《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始作俑者之一，又是第一个在《台湾戒严令》这个毁灭民主、自由、宪政的文件上签下自己大名的人。在台湾，胡适自己可以“批判”一下蒋公，但不容许别人也如此做，别人谁批判蒋介石那胡适就批判谁。以致美国人都调戏胡博士说：“台湾言论自由，只有胡适一个人的自由”。（智效民 ：《胡适与蒋介石的交往》）

1953年，胡适在日记里记载：“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一年后，也就是1954年，原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吴国桢赴美后反水，发表《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引起舆论震动。刚刚指责“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的胡适之，看到这篇文章后是什么反应呢？

胡博士大为光火！蒋公也是你们能黑的？要黑也只能我来黑！蒋介石则大为着急！赶紧派人给胡适送上美元。拿了美元的胡博士不仅写信批评吴国桢，还大笔一挥，展开反击——闻名遐迩的洗地奇文《台湾是多么自由》出笼了！由此拿钱发帖之事例可见，在金钱利益与民主自由之间，胡博士完全站在了金钱利益一边；在政治需要与事实真相之间，胡博士完全站在了政治需要一边，一切都由着他胡喷！

【结语：胡适——伪君子，真小人】

胡适大节不端，小节亦然。

一是其私德卑劣。吃喝嫖赌放在黄金荣张学良身上不是问题，而放在一个北大校长身上就是问题。

二是其学问低下。胡适没有真才实学，无论历史、文学、哲学、教育、红学，哪一门都稀松平常。

三是不懂民族大义。胡适一生崇洋媚外，挟洋自重；以卖国为荣。胡适好挖祖坟，诋毁中华文化，搞历史虚无主义，为他传播西化制造空间，此乃大逆之罪。

胡适的一生，姑不论其吃喝嫖赌、浪荡堕落，也不论其私欲熏心、投机善变，仅以其政治立场论，也是乏善可陈：从“低调俱乐部”到恐日妥协的各种言论，从鼓吹自由主义到甘当蒋家王朝之鹰犬，从崇洋媚外到挖祖坟虚无中华文化，称胡适为文化汉奸并不冤枉。就是称之为文化买办更是名副其实。

总而论之，胡适，近代文人中之大无耻者，一个典型的伪君子、真小人也！

（来源：何新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