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一年后，我降生在崭新的共和国的土地上，比共和国小一岁。

时光如梭，到现在已快六十年了。我是不折不扣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亲历了建国后的两个三十年。

对新中国来说，六十载春去秋来不过是短暂的瞬间，但于我则近乎是老之将至的一生。回首往事，若以一九七八年为界，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切身经历，却有天地之别的感受。

一九六八年我初中毕业，当时学校的教学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不打算继续读高中，决定和许多志在广阔天地的同学一起报名上山下乡。由于我体质较弱，学校没有批准我上山下乡的申请，把我的档案转到了区工业局招工办公室。

离开学校后，我在家安心等待分配工作。那时没有失业的概念，人人有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事，压根儿不用担心就业问题。国家每年都有招工计划，待业是暂时的，就是等当年的招工计划，唯一需要关心的无非是被分配到国营企业还是集体企业。

在学校时，我曾搞过无线电遥控的航模和船模，有些肤浅的无线电基础知识。回家后我拿着学校航模组开的证明到工业局招工办公室，说了希望分配到电子企业的想法。招工办的人说，本地区的电子企业并不是年年招工。我说没关系，我可以等。当年和第二年，招工计划中有很多大型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包括煤炭、钢铁、化工和纺织等行业，惟独没有电子行业。为了能到电子企业工作，我放弃了那两次招工机会，继续等待。在这期间，我有选择地自修了高中和大学的一些相关课程，并开始有计划地锻炼身体。那时的体育场馆，是按照毛主席“发展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精神开办的，对公众免费开放，是人民群众参加体育活动的公共场所。在那里，我先后参加了体委组织的乒乓球、排球、足球、游泳和举重训练，健康状况得到了很好的恢复。一九七零年秋天，新的招工计划下来了，有电子企业的招工指标，我体检合格，如愿以偿，被分配到一家国营无线电厂，在装配车间的流水线上做了一名学徒工，成了准工人阶级。

本来，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从上学到毕业，工作，接下来就是住房，医疗，养老，全部都是国家包下来的，除了找对象追女孩子，什么都不用自己操心，生存压力几乎为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发挥才能，努力工作，回报祖国。可后来不知为何都下岗了，买断了，啥也没人管了，免费医疗和老有所养就更别想了。如今回想起来，三十年前那时候，才真的是以人为本的社会。

进厂后我才知道，那是个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厂。工厂的前身是一些街道居民在几年前白手起家干起来的集体企业，生产几种简单的民用电器产品。谁也无法想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有个电感元件，竟是这家小厂攻关研制出来的。小厂从此名声大振，被收归国营，主要生产军用通讯设备和高精度的电子检测仪器。

那时大学生很金贵，我这个自修完高等数学和电子工程专业的初中生也派上了用场，还没出徒就破例调到技术科，和两位大学生一起搞起了新产品研发工作。

说起这段经历，有人说我很幸运。的确，看看今天的大学生，毕业后就面临就业难的问题，我岂止是幸运，而是太幸福了。其实，个人的命运往往和时代连在一起，我的幸运是那个时代给予的。那时，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允许有失业，人才不是商品，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宝贵资源，讲得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当然，大学生分配也存在一些专业不对口的现象。我们技术科就分配来一位数学系毕业的大学生。那时，我国电子工业对数学人才需求十分迫切，上级把他分到我们厂，正是为了充分发挥他的数学专长。但他一心想调到纯数学研究单位去，经常抱怨在电子企业无用武之地，没有想到这也是国家建设的需要。他清高自傲，以专业不对口为由，拒绝参加新产品研制，有“武”不用，最后落得一事无成，这能怪谁呢？相比之下，现在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为了糊口去养猪扫街摆地摊的大有人在，学无所用，绝无“分配”可言，亦无“不对口”之说，更谈不上“国家需要”。人才被糟蹋成了商品，这又是谁的责任呢？

我怀念那个时代。那是一个纯朴、高尚、燃烧激情的时代，是能够昂首挺胸做一个自强、自尊、自信的中国人的时代。

七十年代初，我国电子工业刚刚起步，晶体管生产初具规模，已能生产开关晶体管。由于没有与之配套的检测仪器，对开关晶体管的参数测量就遇到了困难。当时，世界上只有日本能生产这种测量仪器。日本仪器用传统的表头显示测量结果，技术上并不先进，因为在毫微秒数量级上用表头读取数据，误差之大显而易见。尽管如此，价格却十分昂贵。为了解决这个开关晶体管生产的瓶颈，我们研制组主动请缨，决定研制我国自己的开关时间测量仪。为了在检测精度上超过日本，我们大胆提出采用先进的数字显示的技术方案，直接挑战领先世界的日本电子制造技术。是我们太狂妄吗？不，在毛泽东的时代，我们天生就有社会主义国家主人公的豪迈气概，有“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工人阶级大无畏精神，我们所没有的，只是崇洋媚外跟在别人后面爬行的自卑和自贱。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厂从工人师傅到技术人员，从领导到群众，没有人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为国家舍小家，不计报酬，主动加班加点，献计献策，上下协调，团结一致，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仅用了十八个月就研制出代表七十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晶体管开关时间测试仪，并很快形成了批量生产能力，价格只有日本进口仪器的五分之一，是有百分之百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制造。每每想到这些，我作为一个中国工人和科技工程人员，那种发自内心的酣畅淋漓的自豪和骄傲，总使我如沐春风，那叫一个痛快。

现在，这种美好感觉只能在往事的回忆中寻觅了。我再也不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即使作出再大的成绩，我的工作也不过是老板眼里的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不是其使用价值，仅仅是我被雇佣的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已。当人的地位从社会的主人变为一件任人挑选的商品时，自主的创造性劳动的自由和激情便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在资本压榨下难以承受的屈辱和痛苦。

到一九七六年，我们厂已发展到四百多人，固定资产和年产值也翻了几翻，成为本地区同行业中举足轻重的骨干企业。这是我们厂全体干部职工，经过一点一滴的苦干积累起来的物化的劳动价值。现在有人说国营企业破产是我们不思进取，懒惰，靠国家养活的结果，必须该制，走私有化道路。这是彻头彻尾的无耻谎言，是对我们整个一代人的侮辱。四九年建国，一穷二白，哪一家国企不是我们忘我劳动一砖一瓦建起来的？不是我们节衣缩食无私奉献干出来的？没有我们这一代人用劳动积累起来的财富，今天拿什么来改革？难道那些侵吞国有资产的新贵们是靠空气一夜爆富的吗？资改派明修栈道，暗渡陈沧，漫天过海，混水摸鱼，用微不足道的经济代价窃取了我们三十年积累起来的劳动成果。他们利用我们对党对国家的爱戴和信任，偷梁换柱，以极小的政治成本，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从国家的主人沦为靠出卖劳动力才能维持生命的最廉价的商品。反过来，他们却污蔑我们是“懒汉”，“刁民”和“屁民”。如果用阴险、恶毒、肮脏和无耻来说明资改派的嘴脸，那也是美化了他们。他们是自有人类以来，历史上最大最贪婪最无耻和最凶恶的窃贼。

在没有改制以前，我们厂发展的速度令人目不暇接，最重要的是产品开发方向始终瞄准世界先进技术水平，从不迷信洋人，坚持自主研发，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始终坚持公有制，现在我们早该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用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了。

可是，不知不觉间，国家的产业政策却发生了悄然变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提了，“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怪论盛行起来，一些领导干部纷纷出国考察。不久，许多重大国防科研项目开始下马。卫星不搞了，大飞机不搞了，单晶硅不搞了，晶体管和大规模集成电路也不搞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我国基础电子产业被无情地厄杀在摇篮里。

基础电子产业荒废之后，我们厂高精度的检测产品也就渐渐无人问津，最后只好下马停产，寿终正寝。从此以后，我们这个有强大科研攻关力量和优秀的高素质技术工人队伍的国营企业，只好生产一些技术含量极低的收音机、保护器之类的民用产品，企业效益大幅下滑，技术人才大量外流，最后资不抵债，工人下岗，破产倒闭。最后一任厂长，在个人承包的晃子下，变买了厂里的固定资产，中饱私囊，到别处搞投资去了，成了“先富”一族，摇身变成新生的资本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搞活国营企业”的口号下进行的。企业非但没有搞活，反而搞死了。公有资产，一夜之间变成了私人资本。昔日的国家主人，企业的所有者，被剥夺地干干净净，扫地出门，重新沦为资本压迫的奴隶。

我仍然比较“幸运”，凭一技之长，被一家私企聘去做了技术总监，混了个白领。然而这个幸运和市场经济毫无关系，因为我的一技之长是由过去那个时代培育造就出来的。想想过去，看看现在，虽然衣食尚可无忧，但不敢后顾所归，已然心如死灰，除了苦涩，再也品不出这个“幸运”还有别的滋味。

我在街上经常遇到过去的同事，那些和我一样，曾为共和国的强盛贡献出宝贵青春的同龄人。他们纯朴善良，爱党爱国，无私高尚，是优秀的技术工人，都有一技之长，甚至有人身怀绝技。没有他们，共和国不可能在三十年前就取得了让世界震惊的成就，也不可能有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大国尊严。可是现在，当他们头发花白的时候，资改派使他们曾经坚信不移的所有的国家承诺都变成了一页废纸。剥夺了他们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进而又剥夺了他们工作的权力，住房的权力，休息的权力，生病的权力，甚至衰老和死亡的权力。他们被迫流落在大街小巷，摆地摊儿，买报纸，烤地瓜，扫马路，看大门，掏粪坑，捡垃圾。还要被工商、城管甚至地痞们训斥、哄赶和追打。我害怕看到他们，害怕看到他们眼里流露出的目光。那目光只有在今天的美国，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保留地里，从那些缺失了尊严的印第安人眼中才能看到，那就是深藏在心里的迷惘和无助的悲哀。令我难过的是，今天又有多少人能读懂这些让公正和良知震颤的苦难心灵呢？

右派精英们忽悠全国人民说，国企破产，工人们沦为弱势群体，被主流社会边缘化，是因为国企效率低，工人懒惰无能造成的。好在我们这一代人还没有被赶尽杀绝，我们还顽强地活着，还没有忘记那个火红的年代，知道我们是怎样用“低效和懒惰无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从一片废墟上完成了新中国工业化的伟大进程，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强大的工业基础，让全世界翘首聆听中华人民共和国巨人般渐行渐近的脚步。即是在今天，只要想到两弹一星，想到大庆和大寨，这种可笑的谎言只有脑残的人才会相信。右派精英们为什么要睁着大眼说这种梦臆一样的瞎话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掩盖资改派偷梁换柱剥夺全民财富的原罪，包藏祸心地贼喊捉“贼”。

要说工人们“懒惰”，那也不全是瞎话。从八十年代开始，提倡物质刺激，搞厂长负责制，发奖金。我当时以为，这样一来工人干活会更努力，可事实却正好相反。有件往事我印象很深。我们厂生产的仪器都是用木箱包装。木箱全部由木工班来负责生产。木工班只有五个人，过去，都能按时或提前完成任务，班产量最多时曾达到近百个木箱，从未耽误过仪器装运出厂，经常被评为先进集体。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木工班的产量大幅下降，每班只能生产十几二十个木箱，致使很多生产出来的仪器不能装箱发运。厂长为此十分着急，让我和他一起到木工班检查工作。我先行一步到了木工班，班长从窗户看厂长也来了，拿起刨子，用钉锤轻轻一敲，正在喝茶，吸烟和闲聊的工人们立刻各就各位，大干起来。厂长见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车间里电锯飞转，刨花乱舞，心里高兴，便主动给工人们当起了下手。他和工人们挥汗如雨地干到下班，只做出五个箱子。厂长无话可说，只好让工人加班。后来我问木工班长，你们干得那么卖力，怎么只做了五个箱子？他说，这你就不懂了，把刨印往里轻轻一敲，印口小，十刨顶不上一刨，这叫光见出力，不见出活，是做给厂长看的。我说这是何苦呢？明明白班就能干完的活，非要等晚上加夜班干？他说，加夜班不光能挣加班费，还有奖金呀。这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我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因为他过去是厂里出了名的优秀班长，为了完成任务，曾经大干三天三夜不下火线。那时候没有奖金，他连加班费都不要。现在，他变了，变得会偷懒耍心眼儿了。他见我表情怪怪的，解释说，“咳，你个书呆子，别傻了，以前咱是给共产党干，现在是给厂长干，不一样啦。

其实我不傻，我心里明白，他之所以变“懒”变“刁”，是因为以前共产党说他是企业的主人，活是给自己干的。后来，企业的主人变了，分明是厂长，不是他了。

后来，厂长和一家木器厂签了合同，把包装箱交给他们干。木工班解散，全体下岗，停薪留职，自谋生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木工班长，只听说他病了，是急性青光眼，没钱治，厂里也不管，不久就失明了。

我知道，急性青光眼只要及时做手术，就能得到有效控制，不会导致失明。过去，职工生病，不管是住院还是做手术，都是厂里出钱。职工只要拿着厂里的就诊单，交一毛钱的挂号费就啥也不用操心了。他可真是“病不逢时”，没钱，瞎了，一个人就这么完了。

每次想到他的失明的事，我就会再次感叹自己曾有过的幸运。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正忙着编写一套新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忽然感到浑身无力，好象是得了感冒，就到厂卫生室去，心想吃几片感冒药就没事了。卫生室的医生仔细询问了我的情况后，说我不象是感冒，知道我搞新产品时每道工序都要实际操作，在喷漆车间经常接触橡胶水和二甲苯等有机溶剂，就让我到市立医院去做血象化验。化验结果我的血小板很少，只有3800。她怀疑我可能是苯中毒，并立即把我的情况报告给了工会，工会又通知了厂里。第二天，厂里就派人送我到市职业病医院作了进一步检查，最后确诊果然是苯中毒，随即留下我住院治疗。治疗了一个多月后，我的血小板升到5000，恢复正常。我知道厂里有很多工作等着我去做，心里着急，想立即出院，回厂上班。没想到，厂里却通知我再到市工人疗养院去疗养一段时间。市的工人疗养院建在远离市区八十公里外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有公交车通到那里。厂里没让我乘公交车，用北京吉普车把我送了过去。厂里有三部车，两辆载货的卡车和一部北京吉普。七十年代初，北京吉普是县团级干部的配车。当时，我虽然从事技术工作，但只是个以工代干的普通工人，坐在“专车”上觉得很平常，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感觉，因为我知道，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坐这部车去疗养院的普通工人。

我在疗养院待了三个月，直到身体完全康复。从检查诊断到治疗和去疗养，都是厂里按国家有关职工福利的规定和制度程序办的，我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也没有花一分钱，连挂号费都没有掏。每天打针吃药用了多少医疗费，我一概不知，也许只有厂里的会计知道。疗养院的伙食费是每天一元钱，一个月三十元。我只需交八元，国家补贴二十二元。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七十年代初的三十元钱是个什么概念，那是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并供三个孩子上学的钱。因为他们不用做“房奴”，更不必存钱或交保险养老。如今，普通工人的工资比那时看似高了不少，有个千儿八百的，可要养活一个三口之家，若没有父母的倒贴资助则难以维持。如果失业，也许还能买得起一根上吊的绳子。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

我现在已近花甲之年，不怕别的，就怕生病。可人老了，哪有不生病的？厂里的“就诊单”早已成了历史文物。如果真的病了，高昂的医疗费就会把我挡医院门外，不知所终。

人若不衰老该多好呵。那是梦话。

怀念毛泽东时代。这是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