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作为“突发性”事件，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这件事”已是历史定论。但这丝毫无损于中共在促成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事实上，红军长征入陕就是“西安事变”爆发的极其重要的影响因子。

20万东北军被打掉一半

红军长征入陕首先体现为军事入陕。东北军迁驻西北“剿共”前线后，张学良分析，东北军以逸待劳，红军则万里长征、师疲马乏，自己完全可以“张网以待”。不料， 东北军与红军交战3个月，原有20余万兵力仅剩10余万。张学良对红军的敬意开始滋长。

1935年11月的直罗镇战役，红军全歼东北军109师。张学良要求补充损失的部队，蒋介石非但不予回应，反而注销了他两个师的番号。张学良要求抚恤死亡将士，给死亡的两师长家属各抚恤10万元，亦遭蒋介石拒绝。张学良开始产生联共的思想。

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在初期对红军的作战中也是相当坚决的，派去的几乎清一色是自己苦心经营的警备旅，旨在“精兵速战”。但事与愿违，短短半年时间，他的“家底”损失惨重。

击败杨虎城自恃为劲旅的还是同一支红军部队——积极要求北上抗日的红25军。杨的军事力量被红军大大削弱后，引发的不是蒋介石的同情而是轻视。他认识到：“抗日，大家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

与红军达成协议互不侵犯

红军长征入陕也是政治入陕。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发表公开信《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同正在陕北“围剿”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东北军广大将士深受家乡沦陷之痛，不愿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这种情绪对东北军高级将领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6年春，长期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民主人士高崇民来到西安，做中上层人士的疏通工作。3月下旬，上海地下党委派刘鼎到西安，出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很快被张学良奉为上宾。4月9日晚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延安）教堂秘密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就互不侵犯、互相帮助等问题达成初步协定。张学良表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一定能把他（蒋介石）拉到抗日战线上来。”

杨虎城作为陕西地方实力派首领，在大革命时期就与一些共产党人过从甚密。1935年12月，中央派曾在杨虎城部工作过的汪锋为红军代表，在西安会见杨虎城，坚定他联共抗日的决心。经多方努力，杨虎城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双方商定：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做准备。红军的秘密交通站、运输站也在十七路军的掩护下建立起来。

《松花江上》唱痛张学良

针对张杨部队中、下层军官和士兵的统战活动也在同时展开。1936年初，东北军王以哲部一个团在陕北甘泉为红军所围，弹尽粮绝，红军本可将其歼灭，但红军却高唱着“枪口对外，齐步向前”“打回老家去”主动撤围。东北军进攻瓦窑堡时，红军又主动撤退，在瓦窑堡城楼上写下“山海关”三字，东北军个个泪流满面。在日渐深入的统战渗透下，越来越多的东北军官兵跑到红军阵地谈心。十七路军的官兵因受到中共抗日主张的影响，对剿共内战也越来越厌倦，脱队离队的不断增加。

1935年，著名左翼作家张寒晖在西安目睹几十万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亡惨状，创作了抗日歌曲《松花江上》，风靡中华大地。1936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在爱国青年的游行队伍中，亦有人领唱《松花江上》。也正是在当天，张学良劝阻学生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时沉痛表示：“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3日后，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悉心酝酿的原定于事变当日发布的第六次“围剿”计划胎死腹中。（摘编自《党史博采》）

（转自“往事越千年”公众号。）